少数民族文学面面观三： 康巴作家群的高地写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14 中国作家网 余红艳 参加讨论
余红艳从地域维度出发，将康巴作家群的书写范式命名为“高地书写”，并以格绒追美、亮炯·朗萨、达真为个案，探讨它们或者通过追寻与阐释藏地文化传统精神内核来对抗现代文明“病”，或者试图为现代人树立理想标杆，或者欲为多民族的和与共存提供范例证明。他们试图用康巴文化精神来审视族群、国家，审视当下，凸显了其在精神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价值，把相对于中原来说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康巴地区变为在文化上、文学上和精神空间上的高地。“在康巴书写中国”，是少数民族文学提供给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角度。 ——主持人刘大先  康巴作家群的高地写作 余红艳 康巴作家群是以康地藏族作家为主的多民族作家群。2012年在甘孜州被提出后即在甘孜州文联和州委州政府的推动下，发布书系、召开研讨会，在国内文坛引起一定反响。作家群中部分藏族汉语作家，如格绒追美、亮炯·朗萨、达真，其写作以挖掘和表述康藏地域文化精神内涵为主，塑造康藏地域文化形象，凸显康藏地域文化在现代文明建构中的巨大意义与价值。其写作，可谓高地写作。 地处高原、位于四川省西部的甘孜州，处于“中国最高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过渡地带。” 州内地势高亢、高山云集，属丘状高原区、高山原区、高山峡（深）谷区“三高”地区。 高地位置赋予康藏写作者“一览众山小”的高地视野，以及向东俯视的“西高”视野（不是向西仰视和攀登的视野）。 一、格绒追美：坚守藏文化核心 背靠青藏高原和藏族文化，面向中原，面向势不可挡的现代化进程，格绒追美回望故土，为故土所受的冲击黯然。他试图通过阐释康巴藏地的文化精神和藏传佛教的核心教义，为处于现代化危机中的人们指出方向。其写作因此带上佛性眼光和神性色彩。又由于他深知时代大势及个人力量的卑微，所以他的写作掺杂着深重的忧虑。 格绒追美对藏地文化的发掘和坚守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他是看不起本族文化的。他从小在藏族村寨长大，接受汉语教育，小说《古宅》便写了一个在大城市里读了大学的藏族青年，回到村寨后再也不能理解亲人与村民。 随着阅历的增长，格绒追美逐渐认识到：“文明没有高下，没有标准” 。于是他开始反思本族文化存在的价值，反思本族文化受到的冲击。其创作主题便落实到了对藏文化的坚守上。 他发现“藏族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而且是一种世界文化。” 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从雪山（乡城）来到城市（康定），格绒追美体会到城市人口的不安，感到城市与乡村人口的浮躁和充满欲望， 他决定用藏传佛教来拯救世道人心。 从《失去时间的村庄》到《隐蔽的脸》，格绒追美从乡村出发，思考人类命运，思考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他表征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文化，试图用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去昭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去唤醒被欲望冲昏头脑的部分人群。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中书写对传统藏人生活和藏地生命本来形态，希望村庄中人能面对现代文明冲击，作出正确的价值抉择，坚守藏文化核心，不在外来冲击中溃败。 格绒追美试图通过文本，通过笔下的青藏高原和村庄，把有价值的、有益的、独特的藏地文化精髓呈现给读者，并在文本中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他随后写的《青藏时光》《青藏辞典》都在开掘青藏高原的文化精神。在展示他的哲学观的同时，他始终没放弃语言、文体、审美性的探索。他坚持回到人本身的生命状态里，写普通人的感受：“作家应该立足于人的基本概念来写，写出人类的普遍性，这是最关键的……在构筑小说文本时，作家要退出去，写人的时候，要想办法进入人的内心来写，这样会更贴近真实，贴近土地，进入文化内核。” 总之，格绒追美的写作既不是“景观化、表浅式抒写”，也不是奇风异俗的展示，也不是纯粹哲学文本的表达。他相信：“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的文字一定会给技巧无比纯熟却缺乏神性光芒的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我还不敢说带来震荡。” 二、亮炯·朗萨：塑造理想性格 亮炯·朗萨用两部小说为人们塑造了康巴人的理想人格，给传统失落的藏地带来亮光和希望。 徐琴说亮炯·朗萨在“创作中张扬着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对康巴精神的追寻，对理想健全人格的塑造，对亢昂奋进的民族精神的张扬。” 确实，亮炯·朗萨笔下多铁骨柔情、坚强英俊的康巴汉子和独立坚强、敢爱敢恨的康巴女子。她在他们身上寄予了期望，赋予他们以完美性格，期待他们重塑康巴儿女的神采风韵。 第一部小说《布隆德誓言》展现的是传统康巴儿女的精神风貌。小说重点刻画了康巴汉子的英姿和阳刚，英俊高贵、坚忍顽强和情真意切，展现了康巴儿女爱恨分明、果敢勇猛的作风和本真生命力。另一部小说《寻找康巴汉子》则用平实的故事，甚至是写实的口吻，展示了失去了剑与火、马与刀后的康巴汉子的当代风貌，塑造了一个英俊挺拔、聪明智慧、善良正义的藏族青年尼玛吾杰。 如果说在《布隆德誓言》中亮炯·朗萨表扬了传统康巴汉子的英勇本性，那么，在尼玛吾杰身上，亮炯·朗萨则表扬了新一代康巴汉子的智慧，表扬他们身上的超强意志、理想追求、激情才学、胆识和实践力，以及良知、公正、公信力。这样的康巴汉子在当下同样能撑起一片天，同样可为铮铮铁骨，为民族的优秀男儿。从《布隆德誓言》到《追寻康巴汉子》，从追求生命的自由表达到追求心灵的真正快乐，亮炯·朗萨实现了康巴汉子精神的当下转换，实现了她对康藏精神家园的讴歌与守护。 亮炯·朗萨表示，自己之所以不断书写康巴汉子，是希望为现代世界树立康巴汉子的完美形象，希望为世间贡献一些康巴汉子这样的人才。亮炯·朗萨认为，中原内地“年轻人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袭在减弱”，其精神家园正遭到侵蚀，只有在“封闭的高原，这样的影响还没有那么明显”。 亮炯·朗萨于是想通过对藏地高原人群面貌的书写，找到守护藏人或者说人类精神家园的途径：在现代化进程无法抵挡的当代，应该在继承传统文化核心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像尼玛吾杰一样既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能找到真正的心灵快乐的人。所以，亮炯·朗萨的写作，尤其是第二部小说，虽然由于过多植入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采用了较多直呈式的社会批评语句和官方话语，文章因而显得太过纪实和说教色彩浓厚，且过于强调二元对比，批评和弘扬都过于简单化，人物塑造也比较平面……但作者是有良苦用心的。 三、达真：叙述国家与民族之“和” 与格绒追美、亮炯·朗萨都想为世界贡献康巴文化和康巴精神相似，达真也在思考如何让康巴文学走向世界。他不断问自己：“在纷乱的充满希望和危局并存的新世纪，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担当和世界观走向世界？惠顾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如何与世界有着真正的心理平视？” 在这场崛起的战役中，康巴作家应该如何参与进去并留下漂亮身影？ 比起格绒追美的忧心忡忡和亮炯·朗萨的单纯昂扬来，达真更开阔思辨。他的写作，以康巴为中心，向外辐射，从周边，到东亚，再到世界。他的写作聚焦康巴：在这个文明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康巴地区的多元共存、和平经验，足以让世界瞩目。 达真在早年的游历中深刻地感受到了多民族国家存在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沧桑，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民族与国家的问题。达真认为：多民族“必须融合，不然……中国就会四分五裂” 。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写了清末民初近百年时间， 呈现了中西文明、藏汉回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冲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突出康巴（康定）地区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特点。书中已经提到抗日战争，提到战争中康定成为避难地和大后方，康区的佛教寺庙为抗日将士举行超度仪式，西康政府在康区收购战马、组建骑兵，康区各族青年自愿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等多种场景。 以《康巴》为起点，达真决定书写“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 。 《命定》接续《康巴》，写抗日战争中的信仰和大爱 。《康巴》的多元（差异、战争）与和平（包容、大爱）仍是《命定》的主旋律 。《命定》凸显藏族军人在保卫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与家国情怀，借被湮没70年的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故事，叩响当下中国政府的“大中国”气度。何为大中国气度？第一，拥有宽容胸襟。第二，各民族血脉相连、同心同德。《命定》并通过讲述“藏汉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故事，希望验证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命中注定的。” 据达真透露，《家园》将继续《康巴》的多民族共存主题、《命定》的民族国家主题，继续围绕“中国”这个地理单元，围绕青藏高原和中原大地的相互依存关系，阐述其“和”的理念。在《家园》里，达真将以国土为面，以河流为线，以各文明为点，串联起一个广阔浩瀚的多文明共存空间，以水之链串起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的交融历史，制造一个由水脉联结而成的“共同体”。达真还试图在《家园》中表现青藏高原作为万水之源的上善品质，从另一角度呈现藏地高原精神风貌。 达真大胆想象 ，总揽时空，洞穿当下，立足青藏高原康藏大地，书写民族的和，国家的和，多文明的和，人类的和。有人说达真的康巴三部曲是具有宏大叙事构架的三部曲，是具有史诗性质、史书性质的三部曲。 达真对此并不否认，他并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政治关系紧密，集中了很多当前的焦点。 他说好的作品不应该与政治划开，“所有好的作品，都与世界观有关，与政治有关。”但表达政治意图应该巧妙。 徐新建教授在分析新中国以来的“长江叙事”时指出，“新型的多民族文学书写从族际交融的视角出发，对国家地理加以塑造，使原本散在的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性观念上升为国家级的宏大叙事，从而辅佐完成国族共同体的认知与凝聚。” 达真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叙事追求。 综上所述，康巴作家群中的这三位作家：格绒追美、亮炯·朗萨、达真，带着明显的危机意识，在文明的冲突中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格绒追美通过追寻与阐释藏地文化传统精神内核来对抗现代文明“病”；亮炯·朗萨试图为现代人树立理想标杆；达真欲为多民族的和与共存提供范例证明。他们都是通过瞻望与反思、比较，逐步建立起深刻的本土文化认同。将康巴藏地视为人类精神家园 、将康巴藏文化视为人类终极文化，在写作中极力拔高作品的精神维度、思想高度，面向中原、面向现代文明，书写藏地藏人，输出藏文化精髓。他们试图用作品与世界对话，与现代文明对话。他们的写作，凸显了康巴文化在精神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的价值，具有一种高拔宏阔的品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