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望中突围——关于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55 文艺报 蔡家园 参加讨论
新时期以来，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创作队伍来看，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作家梯队，有的还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李传锋、叶梅、温新阶、王月圣、杨秀武、邓斌、甘茂华等“40后”、“50后”作家，堪称中流砥柱，野夫、田天、吕金华、刘小平、田苹、唐敦权、周良彪、覃国平、雨燕（罗晓燕）等“60后”作家创作势头正健，向迅、陈克海、谈骁、董祖斌、何泽勋、付小平、罗晓、沧溟水（杨亚玲）等“70后”、“80后”作家已经崭露头角。从创作成果来看，有一大批作品屡获全国或省级文学奖，如《退役军犬》《田天报告文学选》《巴国骊歌》《他乡故乡》《五月飞蛾》《远去的诗魂》《白虎寨》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不少作品获得湖北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总体而言，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仅在当代湖北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即便放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格局中来考量，也颇多可圈可点的亮色。湖北少数民族作家秉持初心，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开辟出了一片五彩斑斓而又独具丰神的文学天地。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 一是自觉地与当代文学主潮保持着对话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到全新历史阶段，文学艺术也开启了新的发展时期。湖北少数民族作家尽管大多都地处偏僻的鄂西，但是不少人具有较强的敏锐性，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保持着高度敏感，紧紧追踪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观念、新风尚，努力把握社会发展主潮；另一方面努力追随中国当代文学前进的步伐，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不断更新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因此，一批作家能够较快地融入时代文学发展主潮之中，并且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脱颖而出。这个特点在李传锋和叶梅两位作家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崛起，李传锋的《退役军犬》批判极左思潮，一经发表就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改革文学兴起，李传锋又以《定风草》《烟姐儿》汇入其中；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等追寻土家民族根性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当生态文学蔚然成风之后，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红豺》成为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关注底层生活的文学潮流中，叶梅的《五月飞蛾》也引人注目。从这两个个案中可以看出，湖北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怀有强烈的民族自尊，而且有着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和自信，他们凭借对生活独特深入的理解和个性化的表达，在文学场域中努力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他们作品的主题存在鲜明的异质性，像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视和批判、对于山外世界（现代文明）的热烈向往、对于民族历史传统迷失与现代病泛滥两难困境的揭示等等。这种“和而不同”，构成了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 二是在多维碰撞中书写“文化乡愁”。丰富独特的土家族、苗族历史文化与斑斓多彩的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构成了萦绕于鄂西这片土地上特有的“文化乡愁”。在市场经济的剧烈冲击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鄂西早已不再是方外之地，湖北少数民族作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也陷入新的困惑与思索，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聚焦民族的“文化乡愁”，虔诚追寻着精神家园。其中一类作品侧重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掘。像《武陵王》系列小说，立足于土家文化、鄂西地域文化的大背景，着眼于民族文化变迁中的碰撞和融合，生动地表现了土家族的起源、土家族经历的重大历史转折和经受的磨难，以及整个民族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崛起，深刻地揭示了土家人独特的性格特质与民族精神，对民族文化根脉进行了深入探寻。更多的作品热衷于对地域民俗风情的展示。以杨秀武的《巴国俪歌》等为代表的一批诗歌，聚焦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水风物、民俗风情，表现土家族、苗族的文化生态与精神生态，堪称民族生活志和风物志。杨秀武笔下的“清江”、“大山”、“老街”，已成为富有意味的地域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另外，叶梅、温新阶、邓斌、甘茂华、向迅、董祖斌、何泽勋等人的散文，则从不同的侧面塑造着一个浪漫、浑厚、淳朴、野性而美丽的鄂西世界，引人回味。还有一类作品侧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最具代表性的是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花树，花树》《黑蓼竹》《山中有个洞》《最后的土司》等小说，深刻地表现了土家族崇尚自然、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开放自律、情爱自由等伦理道德观念和情感态度在剧烈变革时代遭遇的冲击与挑战，揭示出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心理。这三类作品对浓郁的“乡愁”进行审美化观照，不仅生动地绘制出鄂西民族风情、历史文化的斑斓长卷，而且也深刻地雕琢着土家族、苗族的独特民族形象。 三是从边缘出发，反思人类生存困境，执著追寻价值理想。新时期以来，湖北少数民族作家逐渐摆脱了狭隘、肤浅的社会意识和乡土意识，立足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传统，从边缘出发，理性地将民族精神、家国观念以及人类意识有机融合，自觉而自信地参与到时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之中。李传锋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关于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像《最后一只白虎》借哀挽珍稀野生动物的悲剧命运拷问人性，《红豺》思考人类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守护自身的精神家园，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土家族民族生存的寓言，充满了沐浴生命光辉的价值关怀。叶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龙船河”、“土司”、“妹娃要过河”、“西兰卡普”等意象和情节，更是寄寓着一种建构民族文化家园的理想。她试图通过对鄂西少数民族强悍精神的再发现，来探寻一种救治现代文明疾病的新资源。吕金华的《黑烟》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浓缩为两个人的战争，象征了人类生存的永恒困境。向迅的散文《鄂西笔记》《谁还能衣锦还乡》，在与历史、与世界的对话中参悟世间万物的奥秘，思索生命的终极价值。湖北少数民族作家因为地域上的边缘性，使得他们常常能够主动或者被动地从流行风潮中抽离出来，冷静而理性地反观自我、反思世界，反而极大地张扬了主体意识，迸发出审美创造活力。从边缘出发反思存在之困、建构价值理想，这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立场和姿态。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坚守是否还有可能呢？从空间角度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地域文化的差别将越来越小，各民族也将难以维持他们的传统，整体趋势是走向无差别的融合。如果依然寄望于在地域区隔中来展示民俗风情的奇异性和文化心理的独特性以凸显文学特色，显然不再拥有过去的优势了。当然，朱光潜也说过，“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惟其有普遍性，它是弥漫一时的风气；惟其有连续性，它是一线相承的传统。”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在未来也不会完全消失，只是更多地将以“历史传统”的方式融入时代潮流之中。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要想获得更大突破，除了吸收已有的成功经验，还需要深入思考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这里说的“中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指当代文学主流构成的“大中心”，它的价值观念、美学原则、文学趣味构成强势话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次是指鄂西文学创作形成的“小中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自觉追求本来是文学本土化的重要策略，但是当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之后，就会导致模式化书写，而且容易引发群体模仿效应。无论是“大中心”还是“小中心”，都会形成像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严重制约鄂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拓展和提升。因此，写作者固守边缘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从社会历史的边缘出发，充分张扬主体意识，以精神漫游的方式抵抗规训，更加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人化的话语方式达成审美的“陌生化”。 二是怎样在“出走”中“返回”。现代文明强大的感召力和吸附力，不仅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导致人们在人文精神层面大量“出走”，去追寻现代性精神，试图以此重新激发古老民族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主体意识已然觉醒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民族身份的危机感日益凸显，他们开始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因此，他们又开始“返回”，试图寻找本族群的精神家园。此时的“返回”已不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历了文化碰撞、融合与蜕变之后的心灵回望。这种回望不是仰视、俯瞰或平视，而是像罗兰·巴特说的“斜目而视”。正是在“出走”与“返回”之间的“再发现”，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张力、文化张力和审美张力，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打开了新的罅隙。很多客居他乡的湖北少数民族作家，都经历了这样的精神还乡历程。当他们身处鄂西时，对于家乡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及人事的书写可能还是自发的、平面的、单向度的，但当他们走出大山之后回望故乡，凭借新的文化坐标和审美参照，在否定之否定后实现了对于民族传统的自觉认同和审美“再发现”，文学创作也开辟出了新的空间。在“出走”与“返回”的途中，他们拥有了更为强悍、阔大和深邃的精神能量和全新的话语方式。 三是如何由“奇观”抵达“秘史”。对地域性民俗风情、民族人物、历史故事作“奇观性”展示，是少数民族作家经常陷入的写作误区。如果只专注于生活的表象，而忽略去开掘深藏于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难以深度表现民族的心灵秘密乃至共同的人性。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碎片化的认知方式，写作者因而缺乏整体性的历史文化意识。所谓历史文化意识，指对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构架，即文化起源、历史进程、基本形态、主要特征的总体性把握。只有当一个作家拥有了较强的历史文化意识，他才有可能穿透表象抵达本质，比较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民族传统文化积淀造就的民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和心理结构，正是这些因素深刻地塑造着民族特性，影响着民族秘史的生成。正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整体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去观照“日常生活”和“生活之奇”，实现向“日常审美”的转化和向“人性之奇”的勘探，在对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深度开掘中抵达民族的根性，这才有可能书写出“民族的秘史”。 坚持边缘立场，坚守文学初心，迎着过去向未来进发，相信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