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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重建我们时代的风雅——读《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晚明文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集灵》描绘了一个由美妙器物所支撑的风雅世界。在作家赵柏田的新作《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里,这样的世界被洁净又绵密的现代文钩沉、连缀、复活,似一道旖旎的风景,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存在,看到他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只是,这种日常生活无关乎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而是与艺术、与审美息息相关。
    《南华录》呈现了晚明时期南方士人精神的独特样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政治黑暗、朋党纷争、战乱频仍,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文鼎盛。复杂的时代造就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的“风”,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儒家寒士风骨大相径庭;他们的“雅”,与寄情自然、纵身大化的道家隐士理想也大异其趣。如果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审美理想追求的是审美主体不断超越自身局限,从而达到自由无限的审美境界,是一种纯精神的高蹈;那么,晚明士人摒弃了这种以内在精神造就的生活艺术,将审美的关注点由纯粹的精神层面回落到世俗生活层面。“物”,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参与了晚明士人的生活和审美实践。洗砚、鼓琴、听戏、评书、品画、饮酒、瀹茗、焚香、弹琴、选石、造园……那些并非生存所必需的“长物”被纳入日常生活,灌注以才智情思,营造一种风雅的生活情境,成为个人生命的寄托。
    在审美情趣上,他们欣赏某种世俗的审美情调,也崇尚某种古雅的、超脱的情趣。两个层面看似相互抵牾,但都指向一个“真”字,忠实于真实的感受和需要。然而,建基于物之上的审美化的世俗生活热情能够成为生命真正的支撑吗?《南华录》里的人物活得率真、任性,骨子里却有深深的焦灼和痛苦。为了逃避政治和道德的双重挤压,他们放弃功名也连带着放弃了社会责任,却无法在声色犬马中获得一种真正的“心安”。无论年轻时怎样荒唐孟浪、极尽声色,暮年大都有悔恨之意。悔什么?年华空度、光阴虚掷?恨什么?家国倾覆、繁华成空?世家子张岱晚年检讨自己的一生,深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50年来总成一梦,一派沉痛的忏悔语气。袁宏道后来也有悔悟,提出解脱仍应求“安心”,依靠理性的力量正本清源,此前的放纵颓废“毕竟徇外之根,盘据已深,故再变而为苦寂”。这些晚明士人,他们以离经叛道的狂狷姿态对抗体制和传统,却无法弥补心灵上撕扯开的巨大裂缝,无法面对“虚无”这个巨大的空洞。在急管繁弦地铺陈繁华后,《南华录》的底色是苍凉和沉痛的。“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化作尘土,一个华丽的时代终究落下了帷幕,时代的断裂处,却还依稀传出红牙碧串、妙舞轻歌,千古伤心莫此为甚!”这种苍凉和沉痛正是《南华录》最诗性之处,也使这部历史叙述作品真正接续了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明清易代后,晚明士人享乐主义的生活观念遭到彻底清算,多数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放纵、颓废的生活应该为明王朝的覆灭承担罪责。深刻的悔罪心态使清初士人的生活热情极度收敛,他们弃置玩好之物与鲜衣美食,不入城市、不赴夜宴、不赴讲会、不结社,连个人字号、社团名称、斋馆命名都充斥着‘愧’‘惭’‘弃’‘慎’‘止’‘省’之类的消极性字眼,有的甚至抛家弃子,削发为僧,以苦行禁欲忏赎罪愆。”将明亡大部分责任归罪于士人有失公允,它却直接、尖锐地触及晚明乃至更为普遍的人类生活所不应回避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精神与物的关系、世俗生活热情的边界在哪里、日常感性经验与超越性理性价值如何平衡……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更为繁复、价值观和生活观念更为多元的今天,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晚明士人的享乐和奢靡之风,我们需要批判审视,其风雅所赖以生成的人和物的关系,也需要认真考量。在《南华录》中,这种关系并非简单攫取、占有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物是有灵性、有情义、有境界的。他们追求物、拥有物,不仅是为了满足占有和消费的欲望,更希望借“物”来构筑养护生命、颐养性情的生活空间。这种万物有灵、有情的观点与古人的生命观、自然观是相契的。反观我们的时代,人对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攫取、占有、消费,这其实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扭曲,是海德格尔人之诗意栖居世界的坍塌。晚明士人耽于物、溺于物的生活方式当然不可学,但是,我们能否从他们对待物的态度中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借以重建我们时代的风雅?
    这也许是《南华录》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思考。(闵艳芸)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