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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幻之路


    我出生在广东经济特区中发展比较差的一个城市——汕头,可以说和特区同龄。相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通畅的信息渠道,以及父亲在当地一家大型科研机构从事技术相关工作,都给我营造了相对多接触科幻的机会,如各种书刊杂志、海外影视动漫以及周围同好者的影响。
    由于学校教室资源不足,我在小学四年级之前都是只上半天课,因此母亲从一年级就带我去市里图书馆办理借书证,而正常门槛是三年级,由此养成了大量阅读的习惯。当时广东省主要还是侧重素质教育,一直到高三基本都很少有补习班,再加上家庭属于“放羊”式的教育模式,给我大量自由时间可以进行阅读并尝试写作。后来我了解到一些走上类似创作道路的朋友,他们的家庭教育氛围也都是偏于宽松和自由的。
    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武侠、言情、童话或者推理——这些作品在童年阅读中也绝不少见。除了机缘巧合之外,我只能归结于某种审美认知结构上的共鸣,阅读或者写作科幻所给我带来的神经快感最为强烈。我至今记得,儿时曾把凡尔纳《神秘岛》三部曲翻到书全部散页了,只好让母亲用缝衣针重新加固再翻的旧事。
    一年级那年,我在300格一页的稿纸上写下了一篇太空歌剧(足足有5页!),那是对《星球大战》的拙劣模仿,有机器人、有飞船、有激光枪以及被射中后在地板上化为一滩血水的外星生物。毫不夸张地说,那是我整个写作生涯的起点。得到家人鼓励之后,我便开始抽屉文学的创作。而1997年初次投稿《科幻世界》得到发表并获奖的《诱饵》,便是一个更大的激励。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卡夫卡这种完全自我激励型的天才,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创作的快感一部分来自于创作本身,更无法忽视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与反馈。因为被退稿而放弃的人恐怕不在少数。
    一个有效的反馈机制对于作者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创作者的热情都是因为缺乏反馈而被浇熄。所以有时候,天赋、勤奋和运气,你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
    因此,我时常庆幸能够在科幻写作道路上遇到诸多良师益友,还认识了许多可爱而有趣的科幻迷们,他们对科幻的热爱和执著,常常使我惭愧自己未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作为回报。
    其中最有趣的当属我与美裔华人科幻作家、翻译家刘宇昆的相识。
    2008年12月,我从豆瓣上偶然看到一篇英文小说The Algorithms for Love(《爱的算法》),继而搜索到作者网站,通过联系方式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我是来自中国的读者,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并希望能译介到中国。他很快回复了邮件,通过这种交流方式,我们发现彼此相仿的文学品位和偏好,分享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他的作品被相继翻译成中文,发表在《科幻世界》等刊物上。而同时,我的作品也经他翻译成英文发表在海外媒体上,这便成为他翻译中文科幻小说的起点。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经由他之手翻译后夺得雨果奖,进而风靡全球。刘宇昆成为改变世界科幻格局的那个男人。明年,我的长篇小说《荒潮》也将在他的帮助下出版英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国语种版本。
    最妙的是,当我在Facebook上加他为好友时,发现我们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只是相差了6岁。
    这或许就是科幻所带来的宇宙间不同命运线的奇妙交织吧。
    关于创作本身,我其实并不想越俎代庖,抢了评论家的话筒。正如迈克尔·夏邦最近所说的“文学真正的危机,在于自我类型设限”,诚以为然。从担心自己不够科幻,到担心自己过于科幻,我深知自己的创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与变化之中,对于科技与人文之间动态平衡的游戏,还有许多的可能性值得探索。
    借此良机,愿与诸多同好者共勉:来路艰辛,风景尤美,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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