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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一个民间故事的“变形记”


    
    近期,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以“文化遗产”为内容,这与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及保护有很大关系。直接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侗族大歌”为片名的电影《侗族大歌》,是贵州籍导演丑丑的新作,使喜爱侗族影像的观众获得一饱眼福和耳福的机会。侗族大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对于侗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凝聚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显然,影片的抱负之一就是成为侗族大歌及侗族文化的“宣传片”。
    影片中,3个主要角色都是“歌师”,全篇共用了24支侗族歌曲,可以看出主创人员在收集整理民歌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影片对“侗族大歌”中的“声音大歌”“柔声大歌”表现得比较充分。因为影片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轻拢慢捻、缠绵悱恻的爱情歌曲成为观众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而侗族大歌中的“伦理大歌”“叙事大歌”等类型却表现得不够充分,影片似乎也无意展现侗族大歌作为群体歌唱的社会性价值。到后半部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进入到冲突阶段,音乐渐渐稀少,在这部“类音乐片”中统合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功能被削弱。总之,电影中的侗族大歌妙不可言,但可能有观众还是觉得不过瘾。
    影片采取了文化表达和市场相调和的策略:即普通话对白、母语歌曲,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侗语歌曲的魅力,又最有成效地传播了电影中所表达的侗族大歌及其相关的文化。许多歌曲是根据剧情,用汉语重新填词后翻译成侗语制作而成,这可能成为传播侗族大歌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
    在影片中,侗族社区的形象和导演前作《云上太阳》一样,是纤尘不染的桃花源。人物都在一种提纯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年代不明。电影开篇,侗族社区笙歌阵阵,女主角焕然若仙,与心上人琴瑟和弦,秋波不断,展现了一个与时代隔绝的伊甸园。在后续剧情中,男主人公的60年痴恋,巨大社会变革都无法侵染。这种剧情设置的后果是侗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社会制度和关系无从表现,使得这场旷世绝恋成为悬空的想象,电影中的古典爱情仿佛是现代人的白日梦。
    电影借鉴了侗族民间故事《珠郎娘美》的爱情叙事传统元素,许多歌唱段落也像是《珠郎娘美》的回响。《珠郎娘美》是侗族最负盛名的爱情传说。上世纪60年代,著名导演孙瑜曾经根据黔剧改编成电影《秦娘美》,把这个传说搬上银幕。其中,贫家子珠郎、贫家女娘美、富家子银宜的三角关系,成为一种积淀深厚的社会关系与爱情叙事模式的原型。
    《侗族大歌》可以看成是《珠郎娘美》原型的改写,但男主角从贫家子变成了富家子,而且使其成了痴情专一的理想恋人形象。这个民间故事原型中男性角色形象和功能完全变了。
    由于男主角的富家子身份,《侗族大歌》呈现了阶级差异,但却没有实质性的阶级性表达。甚至在女主角被迫嫁给富家子时,也搁置了对富家子一家的伦理评判。女主角虽然至死不渝地爱着穷小子,但贯穿全剧的是富家子对女主角的一生痴恋,穷小子成了这场旷世绝恋里的一个插曲。
    当下主流电影中,给富人角色加光环并扩展其文化资本的症候已经由来已久,《侗族大歌》也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怪圈。多金、多情又专一的富家子成了爱情故事中的理想恋人,这种变异折射出导演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偏向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侗族大歌》中的故事情境与时代绝缘,但导演的创作没有和时代绝缘,这种改变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表征。
    《侗族大歌》带来一个问题:富有底蕴的民族文化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写?这部电影在市场上的票房不佳,不仅与丰富的社会性内容缺失有关,更与“全民性”主题缺失有关。文化遗产的故事,如果只执着于一族一地的关切,耽于封闭的想象,没有和当下社会丰富多彩且不乏冲突的社会意识相呼应,自然不会赢得主流观众的认同,也可能失去传播传统文化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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