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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


    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什刹海还是一片冬天可以滑冰,夏天可以游泳的湖。彼时我还没有想过当个评论家,日子悠长清简,须忙出很多闲事打发它。比如夏天里,骑自行车,每日从安贞桥晃到什刹海南岸,岸边一棵垂柳下脱衣,跳进湖里,向湖心小洲游去。
    那时的什刹海,每日岸边总有十几个泳客,以北京大爷居多,游几个来回,上得岸来,三五人袒腹相对,各持一瓶“小二”,一包花生米,半斤猪头肉,蛙鸣蝉噪,清风微雨,湖海边把天下事论得风起云涌。
    在那里,常见到雷达老师。
    当然,此前也是认识的。雷达之名如雷贯耳,彼时他正当盛年,激扬文字,论断天下文章,其气盛,其言宜,小子如我,望之如天边之云。忽一日,水淋淋爬上岸来,一抬眼看见一人,看来看去,莫非是雷达?只觉得他是按下云头,落到了凡间。
    在湖边,和雷达谈了些什么,现在全忘了。肯定没谈过文学。或许是,谈谈身体,谈谈水,谈谈他甘肃老家的土和山。
    2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雷达老师来电,命我为他的新书作序。雷达之命不可违,但心中实在惶恐,点一斗烟压压惊,心想,写就写吧,雷达是师长,又是忘年之交,太熟了有些郑重的话平素反说不出口,正好借这一篇序,略表我对雷达老师的敬意。
    90年代以来,批评家分了两种,一种是学院的或学术的,另一种是现场的或实践的。个中分殊一言难尽。但若说到后一种,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雷达。
    雷达是现实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但绝不仅仅如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巨大转型中,雷达执著而雄辩的论证,为现实主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对雷达来说,现实主义是信念,但信念不是教条,而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变革和创造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为了规范世界,而是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
    雷达正如“雷达”,他从来宽阔灵敏,随时向着新鲜经验开放,谛听天地消息。多少年来,我不知读了雷达多少文章,不知听了他多少次发言。我当然不是每次都同意他的观点和论断,但是,我从来不曾认为雷达是停滞的封闭的,他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
    他不是不知道,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番更新换代,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有广博活跃的知识兴趣,但他从未放弃、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原则和方法,对他来说,这关乎文学的和批评的本质,他当然不拒绝方法与时俱进的丰富和扩展,他一直为此做着艰辛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他从未动摇他的原则——他常常让我想起哈罗德·布卢姆,另一个倔强、固执的老头儿,他们之所信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捍卫所信时的自信、坚定和权威却非常相似。他们都在急剧变化的时世中守护着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活力,他们的气质都是既强健又忧伤——是的,雷达竟是忧伤的,他有孩子般的脆弱和天真,在他的底部更是暗藏深悲,唯其如此,他的所信才获得了富于张力和深度的生命经验的支持和充实,他所捍卫的才不仅仅是理论的教条,而是人为争取自由、真实、善美的全部历史斗争和文学表达。
    正因如此,雷达始终是在现场的批评家,作为同行,我时常惊叹他的阅读之广、他的思考之深。他是正心诚意的,是从不苟且从不凑合的。我想他不是不知疲倦,我都常常替他感到累,但是,我想我是懂他的,我能够理解像他这样一位批评家永不衰竭的激情。他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他肩负使命,他那一代批评家的心里都曾有过来自“别车杜”的召唤,而雷达,他把这种启示和召唤变成了个人持守不渝的使命。
    也正因如此,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20多年前,在什刹海,我曾和雷达一起游泳。水深不知底,阴险的水草有时会蓄意拂过身体。每年夏天,这里都会有人溺死,我知道这是危险的,惊慌和恐惧会忽然攥住你的腿、你的心肺。这时,在恐惧的时候,我看见前边,雷达在游着,他从容安然,他如同湖心之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为此,感谢老师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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