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研究专家亚当·罗伯茨认为西方科幻小说起源于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希腊罗马文化崩塌后，随着天主教会的文化主宰，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幻想旅行类作品的发展也进入了“黑暗时代”，直到16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作为自17、18世纪便开始的人类经验主义的一种探索，科幻小说开始“发展成一种想象性扩展的以及（根本上）唯物主义的文学形式，与魔幻的、骨子里是宗教形式的文学形式（后来被称为奇幻文学）构成了鲜明对比”，自此，在西方文学中，科幻与奇幻分道扬镳并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由于科幻小说通常描写“异域”和“异族”，它也被想当然地认为一定会探讨“族裔问题”，但纵观科幻小说史，它恰恰是患有最严重“色盲症”（colorblind）的一种文学类型：“要么是愉悦地描绘一个远离种族之争的未来（甚至都不曾注意过这份和谐是消灭了所有白人之外的人种所换来的），要么就是将种族焦虑投射在外星人身上，甚至都不曾注意过联合起来对抗外来威胁的人类都令人生疑地是白人”。这正是西方科幻小说的现状，不论是科幻小说的创作者、创作主题乃至科幻小说的消费主体都以白人为主。但就是在这样的现状下，当代华人科幻小说家刘宇昆却于2012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文学奖的“雨果奖”，他翻译的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于2012年获得“科幻奇幻翻译奖”，同样由他翻译的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更先后获得2015年和2016年的“雨果奖”，刘宇昆为白人作家占主流的美国科幻界增添了一抹 “中国色”。
刘宇昆8岁随同父母移民美国，在哈佛大学学习英美文学和法学，熟稔中西方文化，他的科幻写作既有西方科幻小说传统的影子，又充满了中国式的想象。2012年他凭借充满东方神韵的短篇小说《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斩获雨果奖，蜚声美国科幻小说界。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年，他的中篇小说《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以下简称《纪录片》）也获得了雨果奖和星云奖的提名，却因作品涉及所谓“有争议的历史”而最终落选。刘宇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他创作这部小说是受到美籍华裔作家、《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自杀的触动，这位在美国饱受非议的华人女作家的自杀让刘宇昆发现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日军侵华所犯的暴行，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
《纪录片》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为了还原日军731部队在华犯下的暴行，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埃文·魏与妻子、美籍日裔物理学家桐野明美共同研发了一项可以将人送回过去体验历史事件的测算技术，借助这项技术“将会看到人类文明的开端，甚至上古之前”，但这项技术利用的“玻姆-桐野粒子”在测算过一次之后便永远无法再使用，也就是说，这项“技术是具有破坏性的。每次将一位观察者送往某时某地，都会消耗那里的玻姆-桐野粒子，使得之后的人再也无法涉足”。此项技术招致各方口诛笔伐，迫于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埃文·魏最终自杀，时间旅行技术也被禁止。为了纪念埃文·魏，桐野明美将整件事拍成了题为《终结历史之人》的纪录片呈献给观众。这部小说不仅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客观地”揭露了日军在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呈现了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奸淫掳掠，甚至活体实验等令人发指的暴行，更为深刻的是它讨论了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揭露了美国国家、政府与大众操纵及利用历史来实现自我意图的手段，是一部真实描写历史暴行如何因政治目的被最小化处理，从而很难进入西方公众视野的小说。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独特性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历史、过去、未来）有关”，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从形式上来看更擅长讲述“他空间的可能世界”，或者说是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谓的自洽的、他空间的“虚拟的历史”、 “或然历史”甚至是“反事实历史”，在科幻小说史专家亚当·罗伯茨看来，“时间穿越”类科幻小说不过是“‘空间旅行’之推论”。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就无法书写和探讨历史问题。刘宇昆在《纪录片》中尝试思考如果有一天“时间旅行能够让真实像窗外的风景一样尽在眼前”，人们该如何面对历史这样的问题，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科幻小说探讨历史话题的新典范。
首先，《纪录片》试图证明科幻小说言说历史的合法性。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提出：“科幻小说一般被理解为试图想象不可想象的未来。但它最深层的主体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历时性当下。”我们借助科幻小说的视角观察“被当作某个未来世界的遥远的过去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过去仿佛是遗留性的，并以集体性记忆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科幻小说在讲述历史时具有独特视角，或者按照科幻小说研究奠基者苏文所说，科幻小说具有“认知抽离”的功能，它可以在读者那里形成独特的“陌生化”或“间离效果”，“你可以亲眼目睹历史发生，就像看一出戏”。借助科幻小说，我们摆脱了历史叙述的束缚，可以见证日军侵华时所犯罪行，通过科幻小说，我们“不再需要回忆录了，现在我们有无可争辩的证据。也不再需要摆弄死者遗骸了，我们都必须直面那些濒死挣扎的脸。我曾亲眼见过那些罪行。你无可否认”。如此一来，“‘掌控过去’不再仅仅是某种文学隐喻，而变成一桩极为现实的问题”。
第二、通过小说中“纪录片”式的呈现，刘宇昆也试图揭示惨案背后的政治博弈。即便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卢旺达大屠杀都已为西方公众所熟知的今天，南京大屠杀以及731部队在华所犯暴行的历史事实却出于一些政治目的被否定和抹杀，刘宇昆借助小说中莉莉安·C·张薇思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事实的看法，“日本政府从来不肯公开承认731部队的暴行，也从来不曾为之道歉。这些年，越来越多有关那些暴行的证据浮出水面，但日本政府的回答永远都是：证据不足，真相不明”，这样的回答不仅存在于科幻小说架构的世界中，在现实世界中日本政府也是这样否认历史和过去的。不仅如此，“对日本来说，这些否认和拒绝面对战争罪行的嘴脸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不管我们说起‘慰安妇’，还是南京大屠杀，还是朝鲜和中国的苦难劳工，他们都一概摇头否认，表示没有这回事。这种态度已经严重伤害了日本与其亚洲近邻之间的关系”。作者同时借小说中一位美国受访者的话呈现了许多美国人对日军在华所犯罪行的看法：“我想，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去评判当事人的行为。那是战争时期，战争中总免不了有罪行。”这种开脱不能不说是日美政治共谋的直接产物，刘宇昆在小说中一针见血地说：“作为日本的盟友与战略伙伴，美利坚本有责任为我们的朋友指出错在何处。可是非但如此，美国反而在掩护凶手逍遥法外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为了获取731部队的实验数据，麦克阿瑟将军豁免了其成员。我们同样对那样否认和掩饰负有部分责任，因为相比自己的良心，我们更加贪恋那血污中生长出的肮脏果实。我们美国人同样有罪”。
第三、《纪录片》讨论了历史对于个人的意义。小说的主人公埃文·魏通过科技将以往“讲述”的历史转变成“亲历”现实，从而“让历史的讲述者退出舞台，让你我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过去”，也因此招来了很多人的抨击和恶意毁谤，最终自杀。刘宇昆借埃文的经历间接表达了对张纯如的同情，也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看法：“埃文在整个项目中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而更是‘人’本身，不仅仅是集体，而更是具体的个人”。为了减少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而否认历史的做法对那些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作为对历史负责的人的个体，“我们不该如此。魏博士给了我们机会，说出来自过去的真实，现在我们必须要求日本与美国政府站出来，共同承担历史的责任。”
故事结尾，刘宇昆从科幻小说才有的角度警示那些忘却历史真相的人：“仰望夜空，历史之光依旧在群星中闪烁，那最后一个死于平房的受难者，那最后一辆抵达奥斯维辛的火车，那最后一个被驱赶出佐治亚州的彻罗基土著。那些遥远星辰上的居民，如果他们在看，终将会在某个时刻看见那些以光速向他们涌去的瞬间。没人能捕获所有光子，也没人能抹去所有画面。他们将会是不生不灭的记录，是我们存在的证据，亦是我们讲给未来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当我们行走在地球上，那些星空深处的眼睛正凝视着我们，将是非黑白看得清清楚楚”。站在宏大的时间之维上，刘宇昆通过《纪录片》清楚地传达了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只有承认历史，才能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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