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尼雅古墓出土的龙虎纹铜镜。
1959年，民丰县尼雅古墓出土的东汉“君宜高官”铭文铜镜。
1984年，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东汉“宜家常贵”铭文铜镜。
汉代时期，随着西域与中原交往的逐渐频繁，中原汉式铜镜传入西域，受到西域各族居民的喜爱。新疆丝路沿线遗址古墓里发现了很多汉式铜镜和有地方特色的铜镜。如新疆民丰县尼雅、洛浦县山普拉、尉犁县营盘等地都发现了铜镜，充满了浓郁的中原风格。在这些铜镜里，最著名的是龙虎纹铜镜、“君宜高官”铜镜、“长宜子孙”铜镜和立鹿柄铜镜等。
龙虎纹铜镜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民丰县尼雅汉晋时期的墓葬里，发现了一枚龙虎纹铜镜。该铜镜出土时置于一锦袋中，镜身为银灰色，直径9.2厘米；镜背纹饰为一龙一虎围绕着钮座嬉戏一圆球，图案生动形象。在内地尚未发现与此纹饰相同的铜镜。镜体保存完好，纹饰清晰，镜面光滑，是一件铸造精巧的铜镜。
龙、虎是古代中原居民十分喜欢的动物。特别是龙，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兽形集合体，集中了百兽之美，最终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虎历来被视为勇敢威武的象征，因而古人将龙和虎的形象铸于铜镜之上，更具有威严驱邪的象征意义。这件文物的出土表明，龙这种图案至少在汉代已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
“君宜高官”铜镜
1959年，民丰县尼雅东汉夫妻合葬墓出土一枚“君宜高官”铜镜。镜为圆形，直径12.5厘米，半圆形钮，蝙蝠形芾蒂钮座；铜镜图案简单，钮孔穿一条丝带。出土时铜镜放置在一个绣花绸袋内，绸袋置于高14.5厘米、口径15厘米的藤奁里，藤奁放在女尸左侧。藤奁除了铜镜外，还装有粉袋和木梳等。
这面“君宜高官”铜镜，是汉代常见形制的一种。“君宜高官”是一句吉祥语，相对应的词句是“位至三公”，“君宜”的意思就是“您适宜…”，是对受赠人的祝福。“君宜高官”铭文，反映了当时汉代社会对仕途的一种追求，也折射出汉代居民社会价值的一种选择。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从此，尊经重儒的理念逐渐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尤其是东汉以后，提倡以儒家标准选拔官吏，“学而优则仕”，所以“君宜高官”等铭文出现在铜镜上绝非偶然。
士大夫有了宜官、宜侯的期望，而做官的标志是官印，因此，铜镜铭文改成印章的形式，实际上就是以官印来诱导人们奋发上进。这类铜镜多出自黄河流域，结合同时期山东等地画像石中的儒家内容，可以得出结论，东汉中期铜镜图样和形式的变化，反映了儒家思想教育在北方的普及和深入。而这一铜镜在西域的出现，也体现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之深。
“宜家常贵”铭文铜镜
除了追求高官厚位之外，希望家人幸福平安的内容在铜镜中也有表现。1984年，新疆考古人员在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葬发掘出土了“宜家常贵”铭文铜镜。铜镜为兽钮，直径6.2厘米，边缘装饰4个乳钉纹。乳钉纹间饰有“宜家常贵”4个汉字，取自《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古人认为，女子嫁到夫家，才是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家，亦即夫家才是一个女子的最终归宿。文人用“于归”作为“嫁人”的替代语，在婚礼间或婚宴上，表示对新人特别是新娘的祝福。
新疆楼兰古城遗址墓葬也出土过“长宜子孙”铜镜，出土时只剩下残片，残长6厘米，宽5.4厘米。钮座半圆形，中区花纹为对称四瓣华蒂，瓣间有隶书铭文，现存“子孙”二字，外围为内向连弧纹，可以推测，铜镜上的铭文应是“长宜子孙”。
目前所见，西域出土的汉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其铭文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大体上可分为吉语祝词、相思情语、自夸铭文、纪年铭文几种，往往几种形式兼而有之。铭文的文字和轮廓清晰，语言通俗，饱含祝福吉祥之意。从整体看，这些铜镜反映了当时人们注重日常礼仪习俗、民风淳朴奔放的社会特点。赠答铭文中多为表述爱情和友谊的，如“见日之光，美人在旁”“天上见长，心思君王”“久不见，侍前希（稀），秋风起，予志悲”“愿长相思，幸毋相忘”。这些铭文，情深意切，意味悠长，体现了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
立鹿式铜镜
1965年，考古人员还在新疆伊吾县苇子峡墓出土立鹿式铜镜。铜镜为青铜质地，通高11厘米，直径7.7厘米，镜面无纹饰，镜上方焊接一鹿。鹿低首直立，长角呈波状后曲，造型古朴简洁，为西汉时期的遗物。这种铜镜表现出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气息，传承了新疆古代先秦时期铜镜的特点，有人认为这枚立鹿式铜镜可能是古代匈奴人的文化遗存。
汉代以来，汉字铭文铜镜和具有中原图案的铜镜为西域居民所接受，逐渐取代了先秦时期草原风格的动物纹铜镜。铜镜上的铭文内容大多为升官发财、多子多福、家庭和睦等内容，与新疆考古出土的汉代丝织品上的铭文十分相似，表现汉代西域居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思想内容自中原地区传入西域后，为西域居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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