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通书信档案中的王愿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1 文艺报 王雪 参加讨论
王愿坚被誉为“红色小说短篇之王”（见王瑞华《论山东相州王氏家族作家群》），一生心愿“写尽红军英雄志”。他的《党费》《七根火柴》等作品因为收入全国中小学生语文课本而广泛为人所知。他因茅盾的赞赏而登上文坛，叶圣陶认为他的小说写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叶圣陶《〈普通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11月号），冯牧评价王愿坚的作品“可以让人们流下眼泪，但同时又能够使人热血沸腾”。（冯牧《有声有色的共产党员形象——略谈王愿坚短篇小说的若干艺术特色》） 王愿坚出身山东诸城相州王氏家族，这个家族以出产政治家和文学家人才而驰名。王愿坚以创作起家，在部队享受军级待遇，62岁因肺癌抱憾去世。 1982年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的时候，曾送别一位“老熟人”去河北正定县工作。这位“老熟人”后来念念不忘他在送别时说的话：“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见《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载《人民日报》副刊，2016年10月14日第24版） 明年是王愿坚诞辰90周年，认识一位多面王愿坚是时代赋予研究者的课题。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库里保存着王愿坚夫人翁亚尼捐赠的多封信件，笔者从中挑选8封，时间跨度从1977年一直到1990年，粗略解读书信中呈现的生活之中作家以外的王愿坚。 1、1977年11月15日 茹志鹃致王愿坚 一位能干活的伙计 信封：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导组急交 王愿坚同志收 《上海文艺》编辑部 巨鹿路675号 电话：377996 信纸：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愿坚同志： 离开北京以后又到南京住了几天，回到家以后，了解到刊物情况。小说吃紧，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你告急，你本来就答应我们年底交稿的，现在就得跟你商量一下，年底者，十二月底也，是否可以稍稍提前一些？鉴于我们现在的紧急情况，想请你从月底提前到月中，这样可以赶上我们发稿时间，我想这半个月的时间，你是可定会答应帮助的，对不对？我们发稿是每月十五日，明年一月号的稿子，得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请您无论如何在十二月十二三日寄出。赶一赶吧，伙计，回想一下，四人帮把窝窝当做大众糕塞给人民群众的事，我想你再忙，也会咬牙给我们赶出来的，是不是？ 因为这次跟你商量的事，不过是半个月的时间，想你一定不会推却，所以，我认为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们今年一月号有你的小说，是肯定的了。邮局和新华书店每期又比印刷厂更早的跟我们要目录，所以我们在没能收到你的稿子以前，就要把目录交出去，而在交出去的目录中，就把你的小说写上了，请你注意，别对读者做黄牛。文章都是这么逼出来的，对么？ 祝 写作顺利 请你给我们一个家里通讯地址，可以不耽误时间。 茹志鹃 11.15 茹志鹃比王愿坚大4岁，他们是以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驰名文坛的军旅作家，有“南茹北王”之称。 这是一封催稿信。催得理由充足，态度诚恳，让人不能拒绝。 查《王愿坚著作系年》，1978年并没有在《上海文艺》发表作品。查《上海文艺》1978年第1期，小说体裁的文章有艾芜的《衬衣》、崔京生的《步子》、贾平凹的《第一堂课》、牟俊忠的《老顾问和“天不怕”》，没有王愿坚的作品。看来这位“老伙计”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向编辑的“逼迫”低头。拒绝别人需要勇气，拒绝老朋友更需要某种自信。 由信件的通讯地址可知，1977年年底王愿坚已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了。 2、1978年5月30日 杜鹏程致王愿坚 一位可以畅谈创作艰辛的老友 信封：无字迹 信纸：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 愿坚同志： 你的信，家里人早已收到，我在乡下写东西，最近才回来，所以迟迟至今才回信，请你原谅。 寄上“光辉的里程”一册，这都是一些过去的作品，现在看来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历史脚步声”原来准备写成七八万字的中篇，后因身体不好（血压突然升高），写了两万数千字再没有接下去。这作品的结构、人物，都平平常常，要说好处就是有那么一点“气势”，有那么一点感情。（这也是有诸感而发的。） 你的书不管什么时候出版，一定寄我一本。现在的书，不光我们自己要看，孩子们也要看。对你的作品，我们这里的老同志都喜欢，我全家人都喜欢。不久前，你在“人民文学”和报刊发的那些作品，我们全都认真读了。你的作品，不论长短，都有构思，都有意境，也就是说，都有自己的东西，这不容易哩！ 你讲到前几年的经历，彼此都差不多。我觉着，对我们这样人来说，这一段经历，也是个很好的考验和锻炼。它也许会促使我们更深沉更成熟一点。拿我来说，以前对斗争的复杂性，就没有现在了解的深。有时候单纯的像个孩子似的，对坏人干坏事的那一套卑鄙勾当，真是想象不出来。这多年，才总算有了一些见识，这对你我这样创作的人来说，不能说没有益处。 我写的慢又写的少，被“四人帮”折腾的心脏病和高血压挺严重。只能半天工作。但是“壮心不已”，总还想写一点接近艺术作品的东西。我爱人张文彬在“运河”编辑部工作。魏钢焰同志到大庆去了，王汶石和胡采同志去北京开会去了，别的人都忙着写东西。拉拉杂杂就写这么一点。 敬礼！ 杜鹏程 五月卅 王愿坚“文革”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1977年7月号的《足迹》《标准》、8月号的《路标》《歌》和《草》、1977年12月号上的《新一点，深一点》，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夜》《肩膀》《食粮》《启示》《“同志……”》等短篇小说；1978年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喜迎革命文艺的春天》。这些文章，埋头写作的杜鹏程全都“认真读了”，而他只写了一个中篇《历史的脚步声》，反复修改，此刻还未发表（《历史的脚步声》刊登于1977年《延河》杂志10月、11月合刊）。与杜鹏程相比重新投入写作后，王愿坚的创作可以说是丰产的，他的创造力没有衰竭，这也令杜鹏程羡慕、赞赏不已。 而细查历史的细部，王愿坚此刻也有自己的不安。他还不到50岁，短篇小说的创作看起来风生水起，但“面对着一派阳春烟景”（《〈普通劳动者〉后记》）他不可能不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刘白羽曾问王愿坚：在农村你熟悉一个村庄吗？在工厂你熟悉一个车间吗？在机关你熟悉一个支部吗？在部队你熟悉一个连队吗？王愿坚答不上来。他虽然多年在部队工作，却没有在哪一个连队扎下根，缺乏对一个社会细胞的精细解剖，没有建立一个巩固的生活根据地，他对部队的体验，只具备一定的广度，还缺乏足够的深度。构思鸿篇巨制是他缺乏的能力。展开这封来自在铁道兵安家的以创作长篇知名的此刻还在乡下写东西的杜鹏程的长信，他们二位的心情可能正彼此相同。这是作家和作家之间的歆羡与苦闷。3、1979年5月5日王蒙致王愿坚 一位令人尊敬的师友 信封：北京南小街小雅宝胡同79号 王愿坚同志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王蒙 信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创作研究室 愿坚同志： 惠赠的小说集已由北京转来，谢谢。 我四月六日即由京返疆，现正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已基本就绪，估计五月底或六月初即可迁回去了。 相别二十余年，终于又获得了向你学习，与你互相切磋的机会，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从你的作品里，我觉得你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人。可惜，这些年，哗众取宠的人太多，而扎扎实实干的人是太少了啊。所以，我准备响应你在座谈会时发出的开展竞赛的号召，让我们更多的互相支持，互相勉励吧。望今后多加帮助。 回京以后，我再到府上拜访。我目前的通信地址是乌鲁木齐十四中学崔瑞芳转。 问 全家好！ 王蒙 5.5 收到王愿坚寄来的书，王蒙提笔写了这封客气、考究的回信，以增加二人之间的联系和情分。 王蒙1953年创作《青春万岁》，1956年以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知名，也因此被划为右派。他和王愿坚都是在1957年之前，二十几岁的时候凭借创作登上文坛的短篇小说作家。1963年起王蒙到新疆生活工作，1978年调回中国作协北京分会，这一年王愿坚开始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79年45岁的王蒙写信给50岁的王愿坚，此时的他正在为调回北京做最后的奔波。而妻子崔瑞芳此时的关系还在乌鲁木齐十四中学，不久以后，她也调回北京执教七十二中。 信中提到的小说集，可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通劳动者》，这本集子于1978年出版，内收21个短篇，除了“文革”前写的16篇，还有“文革”后新作的5篇，作者在集末附的后记中写道“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教导”。寄赠给同侪和朋友，正是期待批评教导的一种行动。 王蒙谈到的座谈会，指的应该是“文革”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讨论文艺创作问题的座谈会，即1977年10月20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持召开的“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东四礼士胡同54号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会议室里，王愿坚以《新一点，深一点》为题做了发言。发言分别发表于1977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1977年12月号，后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论短篇小说创作》一书中，传播广泛。 短短的信札，两位作家互相问候，准备携起手来大干一场。 信封上的地址“小雅宝胡同79号”在后面的信封上频频出现，这个地方位于东城区南小街，是一个四合院，也是大杂院，王愿坚和妻子翁亚尼就住在这里。他的卧室是四间旧平房，屋内的陈设与普通的工人家庭没有什么区别，既未贵族化，也未西方化，只是树立着很多书架。 4、臧克家致王愿坚 一位值得信任的老乡 信封：小雅宝79号 王愿坚同志 克家 信纸：北京市西城区印刷厂出品 愿坚： 介绍好友尹一之同志来访，有事相商，望能允诸他的请求。一之同志，原诗刊老同志，现在电影院院执教。 好！ 克家 4.5日 此信没有邮戳，应该是由信中提到的“尹一之同志”登门拜访时携带的。尹一之1976年由诗刊社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故此信应写于1976年之后，最迟不过1985年尹一之60岁退休。臧克家推荐自己的原下属拜访小老乡，信写得言简意赅，“院院”应为“学院”之误。诗人乐于助人以及不拘小节的性格也展现出来。 求王愿坚帮忙，而未有一句客气，可见二人之间交情深厚。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王愿坚与臧克家是老乡；臧克家的发妻王深汀（又名王慧兰，他们于1928年结婚，有乐源、乐安二子，共同生活了10年。1938年春天离婚）是王愿坚家族的平辈姐姐；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被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时候，臧克家仗义执言称“这篇小说写得很好”；他们在北京住的地方距离很近，来往频繁，可谓通家之好。 王愿坚比臧克家小24岁，却比臧克家早13年去世，13年中，克家老再也不能这样随意找这位有才华的老乡办事、给孙辈们讲革命的故事以及用浓浓的乡音交流文坛大事了。 5、1984年4月17日 冯德英致王愿坚 一位德高望重的同乡师长 信封：八一电影厂文学部 王愿坚同志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封底：桀纣 信封：泉城文艺 愿坚同志，你好！ 来信早已收到，所托之事当即尽力去办了，大约情况你已知道，新义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的。 我转到地方之后，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顺利的一面，真是一言难尽，可能哪里也是一样，听从命运的安排吧，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好了。 你怎么老不来老家走走？现在重任在肩，更忙了，我2月中旬以后到烟台去住，夏天欢迎你去避暑，我可以尽地主之情了，那里是很值得看看的。 前几天我这里给你寄去聘书，大概已收到了，请你不要推辞，支持我一下吧，也是对故乡的广大文学青年的爱护，我也就为这点才干点事的。讲习和招生的消息一公布，报名的一天就大大超过名额了，外地要求报名的信、电纷纷捎来，可见群众的期望所在。五月初开学，你来不了参加，以后路过济南，一定要讲一讲的，请你安排上日程吧，有什么指教也望及时告知。 今天有市里出版部门的李肖红同志去京，他也是位作者，我叫他去看看你，他有什么请求，还望照应。 我去烟台的地址，烟台市委办公室或市文化局均可找到，你如去之前来封信，我为你安排、接你。 顺致 安 德英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 冯德英1980年转业回山东，在济南市文联担任主席一职。两位老乡相识已久，1957年他在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修改《苦菜花》的时候就和王愿坚做过“邻居”。信中冯德英对王愿坚充满敬重，恳切地希望他能来济南为当地的文学青年授课，同时愿意尽一位文联主席能力内的地主之谊。 信寄到了王愿坚的工作地址，而不是家庭住址，对于这样一位师长，冯德英依然倾诉了一点自己从部队转业后的心绪，也许，王愿坚就是这样一位可以让人打开心扉的人吧。 6、1984年 5月16日 浩然致王愿坚 一位随和的作者 信封：北京市东城区小雅宝胡同79号，王愿坚同志收 北京文学月刊社 北京西长安街7号 信纸：北京市通县文化馆信笺 愿坚同志： 去岁面议的那件出版一套“文学创作经验丛书”事，已上马了。头一批投石问路的有你、斤澜、万春、绍棠、王蒙、维熙和我。友梅说数量不够，他答应再写几篇。 你的那本，可以把全部谈文学创作问题的稿子都搜集在一起，校订一遍，成为“定本”，对自己对人都有益。你说呢？ 还要一张照片、一页手记、一份后记和出版的“书目”（说明出版时间和出版社名称）。这些事麻烦一些，望兄尽力快办！ 我的高血压症复发，写不了作品，做点打杂的事，倒也高兴。 王恺兄许久不露面，是否又做了高官？ 问嫂夫人好。 握手 浩然 五月十六日 匆匆 浩然在信中提到的“文学创作经验丛书”，经笔者查访，198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入门丛书”与之最为相似。王愿坚在这套丛书中以《小说的发现与表现》为书名，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浩然的书题为《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林斤澜是《小说说小》，胡万春的是《漫谈自学小说创作》。因此笔者推测此信写于1984年。 1990年6月，浩然开始担任《北京文学》杂志的主编，若写信年代推测准确，那么从信封上看，浩然1984年就与《北京文学》颇有联系了，而“通县文化馆”的信纸更是无声地诉说着他和通州的紧密关系。 信中浩然以丛书主编兼老友的身份对王愿坚一一提出要求，要他“尽力快办”。不需客套而直取主题，老大哥的随和总是这样令人舒适，可以畅所欲言。 7、李英儒致王愿坚 一个当过兵的作家 信封：请交（西直门内143号总政招待所）王愿坚同志 内详 封底：本人如不去，可请晨光同志打听一下。 愿坚同志： 您好。我的老战友梁凤英同志几次同我说，想看望并拜访您。她在学校负责政治工作，她同她的爱人王德原同志都是当年搞文艺工作和领导文工团队的人，同咱们一起当兵的。 你近来写什么，念念。 我被长篇累着，拖拖拉拉50万字，不久要交出了。愿能得到你的帮助。 抽时间看您。即颂 李英儒6.4日 1989年李英儒因病去世，写此信期间，他仍在雄心勃勃地创作。“文革”后，李英儒担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顾问，名义上与王愿坚同属一个单位，但在他眼里，二人最铁的关系在于“是一起当过兵的”。 接见拜访是王愿坚这样的名人日常工作之一，只以“一起当兵”来攀交情，可见一攀就灵，王愿坚对军人经历的珍视可见一斑。 8、1990年12月14日 张炯致王愿坚 一位乐于助人的前辈 信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张志忠同志转 王愿坚同志 北京建内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张炯 信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愿坚同志： 您好。 多时不见，收到来信，才知道您生病住医院。所托之事，请放心，我十分愿意推荐，已写好推荐意见给北京大学了。希望您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好完成您胸中蕴藏和酝酿多年的宏篇大著。 握手 张炯 九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作为一位批评家和学者，张炯似乎更了解王愿坚，知道他还有未完成的抱负。“宏篇大著”，就不是王愿坚一直写作的短篇小说，有可能是一部长篇。去世的前几年他曾自述自己的状态是“写着电影，带着短篇，尝试着中篇，准备着长篇”。（见熊得彪编《王愿坚作品欣赏》）而这长篇应该是与长征有关。李心田在《王愿坚的遗憾》（《军营文化天地》2006年第10期中披露，王曾于1986年在与他喝酒时说，“为什么《长征》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而不是中国人王愿坚写的？” 王愿坚在病榻上托张炯推荐一位朋友或者学生，此刻距离他1991年1月25日病逝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他依然为提携后人而略尽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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