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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体的“她者”——译者主体性视角下宋碧云《啼笑皆非》汉译研究(2)


    二、译者主体与译本重建
    受制于二元对立的传统译论,长久以来译作都被视为“低弱的、派生的”“她者”,被迫屈从于“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原作,而无法获得其独立的文本身份和文化价值(许宝强、袁伟,2001:304)。因此,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因其“次要”身份成为了女性惟一被允许从事的文学活动(Chamberlain,1988:470)。而在现行英美法律中,翻译仅仅被定义为译者的“委托作品”(work made for hire),是一种“基于拥有著作权的原创作品”的“改编作品”(adaptation)或“演绎作品”(derivate work),“其著作权,包括演绎作品或改编作品的专有权均属于作者”(Venuti,2006:8~9)。正是受这种原作中心论思想的影响,译者往往受到原作束缚,竭力贴近原作风格,苛求译作在语义上的“忠实”和语言上的“通顺”。但与此同时,其作为独立人的主体意识又促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内容进行一定的改动。因此,翻译的实质就是译者主体与原作主体间的矛盾与融合。作为“阴性”译者,宋碧云在翻译Between Tears andLaughter 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国内外时局及其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其译作也因此在词句、语篇等层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删改增注,操控痕迹较为明显,可被视作为其“雌性”译者身份与“雄性”主体意志冲撞交织的产物。而这些对文本内容的改动和对作品结构的重建均能结合译者的主体意识,从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三个方面得到详细的阐释。
    1. 能动性:雌雄同体的译者
    身为译者,其第一要务即忠实,且忠实的对象决不应仅限于原作及其作者,更须将翻译活动的发起人、赞助人及出版编辑等纳入其考量之中。因此多数时候,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难以自主自愿地进行挑选,更有甚者为保生计,只得随他人调配,遣词造句均听从他人意志,仅代“口舌之劳”,彻底沦为了翻译的“工具”,其作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荡然无存。不同于沉默的大多数,作为“阴性”译者的宋碧云一直渴望摆脱传统译论的礼教束缚,获得平等于作者的话语权力,即从劣势的阴性的译者转变成为一个“雌雄同体”的翻译合作者。“雌雄同体”(Androgyny)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其重在强调人的社会性别(gender)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不同生理性别的角色分工、社会期待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因此个体完全可以“同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即超越生理性别间的阻隔,呈现“双性视角”(李文静、穆雷,2008:98)。正因如此,被传统二元对立男权译论所定义为“她者”的作者便由此找到了获取介乎于原文作者和传统译者间的“双性角色”和“双性视角”的可能。这种双性视角的呈现在宋碧云汉译本中具体表现为传统译学视角下阴性译者属性与个人意志引导下主体意识间的融合,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删改增注,切断作品与原作者间的文化脐带,从而得以将译作划归其所有的过程。在宋碧云对《啼笑皆非》汉译过程中,这种译者的能动性则具体表现为译本的主体选择和译语的“她者”操控。
    (1)译本的主体选择
    不同于一般受制于发起人、赞助商的任务型翻译,宋碧云在选择其翻译作品原材料时往往以其个人喜好为首要条件,主动选择其所青睐的作者作品加以翻译,并在翻译过程中偶有删改着色,为译作增添些许个人印迹,使得作品意蕴得以延伸。在其译后言中,宋碧云耗费过半篇幅用于介绍林语堂及其作品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的创作背景,时间准确、细节明晰,对林氏“出言之爽直”“造句之幽默”大加赞赏;她更直言其搜寻原作时所耗精力之巨,“经多日奔走始借到一本”方得以先睹,因“读后深以为快”终“决心译出以资介绍”,并于1945 年4 月初步结笔(宋碧云,1980:163)。
    相较于对原作者及作品背景的巨细靡遗,宋碧云在译者序中非但未对其翻译过程大加阐述,反而仅用“择其精要”“略有删减”等寥寥数语予以概括,这与其翻译《苏东坡传》时所作译序中多次谈及翻译之难、“还原”之艰的真情流露存在着相当的反差。此外,宋碧云作为译者在整理文本内容时有意识地删去带有林语堂个人政治观点的描写,对某些敏感章节予以完整删除,其中即包括The Suicide of Greece(第4 章)、Churchill and Pericles(第5 章)、World War Ⅲ(第6 章)、The Future of Asia(第13 章)、Peace by Power(第14 章)、The Character of the Modern Age(第19 章)、Origin of the Mechanistic Mind(第20 章)、Science to the Rescue(第21 章)在内的8 章。更有甚者,为确保其译本的政治中立,宋碧云对其余所剩15 章中但凡稍有言及帝国强权、国民怨愤等内容也一并予以抹杀。而翻阅林语堂的文前自序,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因政治敏感被惨遭删减的内容正是林语堂意欲唤醒民众反对霸权的主旨所在。两相对比,宋碧云对文本的操控不可谓不明。在历经如此大篇幅有目的的删改之后,译作已然不再附属于原作,其意识形态也完全脱离作者掌控,作者与作品间的脐带至此被骤然切断。而作为译者,宋碧云在翻译过程中明显带有“雄性的”“类作者”的主体意识,不甘隐身于原作之下,听命于作者意志,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入侵”(aggression)和“吸收”(incorporation)对文本内容予以二次加工,赋予作品以全新的文化意义,同时肩负起创作者与翻译者的双重责任。由此所见,这种带有明显侵略意味的翻译方式正是其“雌雄同体”译者身份的一大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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