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2月26日09:0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4:11:51 “当代作家评论”微信公 计文君 参加讨论
关键词：人文张力 《三体》 科学叙事 一 2007年，《三体》出版后，刘慈欣与江晓原有过一次广为人知的对话。刘慈欣声称自己是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他坚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江晓原据此认为刘慈欣“是科学主义者”，但江晓原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譬如“人生的目的”。刘慈欣的回答是：“科学可以让我不去找人生的目的，譬如说，利用科学的手段把大脑中寻找终极目的这个欲望消除。”（1） 刘慈欣在这次对话中提到了正在创作的小说内容，“假如造出这样一台机器来，但是不直接控制你的思想，你想得到什么思想，就自己来拿”。后来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三体》第二部中面壁人比尔·希恩斯的“思想钢印”。刘慈欣在现场和江晓原做了“为了人类文明存续下去是否吃人”的思想实验，在《黑暗森林》中，他将此安排成了“青铜时代”号舰队成员在“黑暗战役”之后的真实选择。江晓原向刘慈欣发问：“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你可以说是另类的，因为其他人大多数都去表现反科学主义的东西，你却坚信科学带来的好处和光明，然而你又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这是什么原因？”刘慈欣回答：“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2） 引用作家的传记资料用以阐释作品是需要谨慎的，即便是夫子自道，其权威性和准确性也需要辨析和界定。2018年，刘慈欣在另一场对话中，说自己“不算是科学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应该让自己的世界观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如果有太明确、太坚定的世界观的话，写出一个作品来是不好看的。因为科幻小说它本来就是表现一种人面对宇宙的迷茫”。（3） 作为类型文学的一种，科幻小说有其文体自身的规定性，“天然”要展现“科技”的力量。但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作品中，整体性地思考人类文明命运的叙事企图清晰可辨，因此动用的思想资源必然非常复杂。必须看到，他在叙事中，一边凸显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文明生死存亡的力量，一边也始终让人文的力量在场生效。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罗辑的内在动机是对妻女的爱，他的爱人庄颜是其小说创作时拟想的“梦中人”化身，两人定情的地点是卢浮宫，在那幅文艺复兴的象征物《蒙娜丽莎》前面。第三部《死神永生》中，那位被众多读者诟病的程心，却被小说家一直保护着存活到“宇宙的尽头”，留下了叙事文本《时间之外的往事》作为人类文明存在过的记录…… 与其去逼问“大刘本意”，不如认真观察小说提供的纷繁多姿的“思想景观”。诞生在21世纪初的这三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兴趣，获得巨大肯定，因为它构成映射当下人类文明困境的“镜域”。进入21世纪20年代，人类处在人文与科技的张力拉扯之中，这是最为重要的现实之一。我们的人文学者开始研究人如何逐步“丧失了主体性”，如何从“机器”带来的“理性荒诞中突围”，厘定“人学是文学”。（4）但我们能够看到直接呈现这一张力的叙事文本并不多，《三体》系列小说，应该是个罕见的例外。刘慈欣让科学与人文两种向度的力量在他的“叙事实验室”中，形成了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耦合力场，间接指向了一个重大且颇具现实性的问题：当人——个人乃至人类——作为意义生成的来源开始变得可疑之后，叙事该怎么办？  小说《三体》书影 二 人成为意义之源，是人文主义得以确立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人的意义是由某种超越力量赋予的。无论是作为神的选民，还是天地之间的“一才”，人在不同的“宇宙故事”中占据一个位置，且因为承担了那个位置赋予自己的使命，因而获得了意义。无论这个使命是让“神的道行在地上犹如行在天上”，是笃行教义进入天国，还是“奉天承运”统一六合，是“致君尧舜上”，抑或只是春种秋收传宗接代。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有着怎样的不同，人文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人类通约的文明共识：人拥有自由意志，人是道德主体，人同时也是艺术、市场、政治的主体，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目的。自然，人也成为现代叙事的意义生成的根源。虽然人文主义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分化，这个“人”，可能是指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也即个人；也可能是指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现代叙事分别在“我”和“我们”的身上生成意义。 人文主义思想的这一胜利，与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兴起是同时的。某种意义上，科学进步与理性崛起有力支持了人获得“大自然的主人与所有者”的地位，也为以“人”作为价值标准的人文主义思想扫清了道路。我们曾经以为：科学处理的是与“物”相关的问题，生成描述事实的各种知识；人文处理的是与“我”相关的问题，生成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及意义。我们可以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科学塑造了人的认知观念，带来了海量的知识，尤其到了20世纪，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学科壁垒越来越高，人们因此变得更加“盲目”，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掉进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对存在的遗忘”那样的状态。胡塞尔在1935年发表演讲，认为欧洲科学造成了“欧洲人性危机”，这个“危机”可以一直追责到伽利略、笛卡尔那里。 米兰·昆德拉谈及胡塞尔的这次演讲时说：“将这一如此严峻地看待现代的观点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会很幼稚，我倒认为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指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性：既堕落，又进步。”（5）昆德拉是小说家，他认为“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还有塞万提斯”，“现代小说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6） 自现代以来，叙事从各个层面充当着人性的呵护者和捍卫者，这里的叙事不仅指昆德拉谈及的以展现存在复杂性和人的可能性为使命的作为艺术的小说，即我们通常所谓的严肃文学，而且也包括各种大众文化叙事，如各种类型小说，影视叙事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在人文主义大框架内完成意义生成，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无力。机械复制时代，越来越“贫乏”的经验使得人这个意义之源呈现出“枯竭”的态势，世界和人都被科学和技术实质性地改变了，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的发展，把“人何以为人”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推到了叙事者的面前。 但人文主义原则依然颇为有力地约束着我们的叙事。科幻叙事是可以完成某种“越界”实验的理想场域，但事实上我们收获的却是大量“反科学主义”的作品，有对人性的批判，但更多的是对技术“越界”的恐惧，叙事给出的可以依赖的对抗性力量，还是人类自身。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叙事中“人与非人”的“战争”想象，如《黑客帝国》三部曲、《逃出克隆岛》《AI》等，最终都是一曲人的颂歌：因为人有爱、忠诚、勇敢、尊严、主体性、自由意志…… 科学虽然没有替代人文成为意义的基础，但科学思维却对人文思想构成了制约和限制，开始动摇这一基础。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侦探小说《东方列车谋杀案》的三次电影改编为例：1974年版的设定与原著基本一致，据说是克里斯蒂生前看过最为认可的电影改编，波罗的愤怒在于自己遭受了愚弄，12人陪审团的“形式”改变了血亲复仇的性质，谋杀成为审判，最后道德和智力握手言和，波罗给出了一丝释然的微笑；2010年版剧集中，波罗天人交战，在“不可杀人”的宗教戒律、“法律的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会将无栖身之所”的坚持和“正义复仇”之间无法抉择，最后面色冷峻的波罗在沉默中紧紧攥着自己的念珠，而杀人者则有充分的自省与道德边界——不能因为要掩盖秘密而再次杀人；2017年版电影中，波罗在揭秘之后，毫不困难地做出了选择，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陪审团，也不是“复仇者”，而是“病人”，他们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疗”。（7）  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书影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理性对于人文精神的入侵。叙事从完全信任“人”的情感和道德判断，到认知到人的有限性而陷入自我挣扎，最后我们发现，原来科学真的可以“让问题消失”：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构成了对戕害行为的动力阐释，这使得叙事毫无意义，如同“抑郁症”会消解叙事中一切悲伤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 80多年前胡塞尔敏锐地发现科学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简单的、科技与数学探索的对象，引发了“欧洲人性危机”；40多年前昆德拉还认为可以信赖“伟大的欧洲小说的传统”，杰出的叙事里有着对抗“简化”的力量；到了21世纪，面对彻底被科技“祛魅”的世界，就连人文学科本身，都开始略带不安却难掩兴奋地拥抱数字技术了：“算法”出版诗集，介入文学批评，“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传统人文研究发起了全方位挑战。（8） 本该最具思想生产力的严肃文学，似乎还陷在碎片化的个人经验泥潭里，拽着文化冲突的藤葛探出头来，呼吸一下后现代虚无的悲凉之雾，看着万马奔腾的现实，一筹莫展。这种朝向自我和微小化的趋势，也出现在科幻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创作中，那些宏大的“太空歌剧”，诞生也都几十年了。严锋说刘慈欣“竟以太空史诗的方式重返历史的现场”，“在当今这个微小化、朋克化和奇幻化的世界科幻文坛，相当不与时俱进”。（9） 刘慈欣的异质性不只表现在将自己的科幻叙事嵌入了真实的历史时空，同时又延展到了宇宙尽头，建立了恒星际的“社会学”，更具价值的是他放弃了很多叙事者都有意无意遵循的“政治正确”，以一个“零道德”的宇宙作为实验空间，整体性地审视现代以来的人文思想，重新讨论人的位置和价值生成。 三 第一部《三体》的叙事设定中，小说时间与真实历史时间是同构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小说的整体架构是侦探小说，中文版全书分为36个章节，以警察史强所代表的地球官方力量侦破物理学家自杀之谜案进入故事，以“科学边界”成员物理学家汪淼介入“三体”游戏进而加入ETO（地球三体组织）从而破获这一组织谜案作为主线索，叶文洁和伊文思的往事是以回忆的形式进行插叙，辅以红岸基地揭秘密档案这样的拼贴文本补充信息。《三体》英文版在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分为三部分：“寂静的春天”“三体”与“人类的落日”。（10）除了将插叙部分内容前置作为序曲性质的第一部分，其余内容一致，并未改变侦探小说所规定的信息释放原则。 无论在中文版中作为插叙，还是英文版中作为序曲的第一部分，《三体》对“文革”的描写，营造的都是图景式的“历史感”而非真正的历史书写。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中进行深入的中国当代史书写，“文革”在《三体》中呈现为降临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性灾难，这恰好对应了我们通用描写“文革”的语汇“十年浩劫”。这一无法追责、无人忏悔的灾难，成为叶文洁对人类绝望的直接原因。随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灾难与“冷战”格局因核武器带来的“末日”威胁，使得“人的本质”被叶文洁定义为“丑恶与疯狂”。 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叶文洁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她首先面临的，是一种奉献目标的缺失，她曾是个理想主义者，需要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现在却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全无意义，以后也不能有什么有意义的追求。这种心态发展下去，她渐渐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的陌生，她不属于这里，这种精神上的流浪感，残酷地折磨着她……（11） 创伤性经历与意义感缺失，是类型叙事中“大反派”诞生的经典原因。无论叙事者赋予此类角色怎样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呈现，可能是嚣张疯狂也可能冷峻隐忍，但对其精神世界的定性都是扭曲、病态的，由此滋生的邪恶驱使其犯下“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罪行，最后通过设定忏悔或惩罚性情节来完成意义生成。刘慈欣的叙事抛开了这个人文主义框架，给了叶文洁这个“科学女性”完全不同的设定：“拒绝忘却”，“用理性的目光直视那些伤害了她的疯狂与偏执”。不仅如此，刘慈欣还让她把自己的思考放在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历史的经典著作里去进行衡量和判断，从而完成了自觉且理性的选择。（12） 当“人”不能成为意义之源，叶文洁回到了“神”，向想象的“他者”和超越性力量求助。来自四光年外的一丝信号，使她再度拥有了理想——将宇宙中更高文明引入人类社会。她判断文明高低的标准简单粗糙：技术水平等于文明程度。叶文洁做出的“超级背叛”，是当代叙事中少有的对人文立场的彻底背离。但离开人文立场之后，叶文洁的立足之地却是混合着基督教末日救赎、红卫兵造反、纳粹军国主义和恐怖主义气息的ETO（地球三体组织）。刘慈欣显然并不认为这些“思想资源”是有价值的选择，但作为叙事者，他对叶文洁的处理非常特别，他小心地维护着叶文洁的“体面”，这是一种怀着特殊的尊重和理解的“悬置”。这一点对比那位ETO的实际创立者和操控者伊文思的情节设定可以看得更为清晰。这位“物种共产主义”者，不只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直接把人类看成了地球上需要消灭的“害虫”，刘慈欣毫不留情地让他在“古筝行动”中被切成三截，死无全尸了。 否定显然是更容易的选择。但刘慈欣始终没让叶文洁说出一句带着忏悔甚至自我否定的话，叶文洁被捕后，坦白了曾经杀人的罪行及所了解的三体方面的信息，更是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拥有跨越星际的技术能力、科学昌明的三体世界，必然拥有更高级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审讯者问她：“你认为这个结论，本身科学吗？”叶文洁没有回答。此处刘慈欣让审讯者“冒昧地揣测”了一下叶文洁的思想来源，其父亲深受祖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而她又深受父亲的影响。叶文洁不为人察觉地叹息了一声，回答：“我不知道。”（13）在获悉了“三体世界”的真相之后，叶文洁更加沉默。 这份沉默里有着叙事者有意为之且内蕴复杂的“悬置”。正如埃科所说，侦探小说在所有的叙事模式中最具“形而上”意义，“哲学（精神分析也一样）的基础问题和侦探小说是同一个，谁之错？”（14） 侦探小说的结尾，人物固然可以“死不认错”，作者却不可以不给出判断。但刘慈欣没有让这个判断轻易落下来。他甚至在“尾声”中安排了雷达峰、红岸遗址、夕阳如血云海浸染这样优美、壮丽的背景，让暮年的叶文洁远眺云层下面的齐家屯——人性的美好与温暖在这个小村庄里曾把她冰原般的心融化出了一汪水，让她意味深长地完成了一次宣告：“这是人类的落日……” 这样的叙事设计很难在人文主义的框架内生成确定的意义，反而在立场腾挪的缝隙间造成错综的张力，构成了一个敞开的思考空间，悬置给出的不是陈腐的答案，而是一系列崭新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基础原则，是否该变一变？如何变？我们能信赖的力量和改变的目的是什么？ 四 第一部《三体》中抛出的问题，在第二部《黑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中，刘慈欣以“毁天灭地”为代价，进行了彻底而全面的实验。 《黑暗森林》从叙事的角度来看，采用的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个人英雄成长史的模式。小说的设定进入了未来时间，以“应激”状态的人类社会为大背景，男主人公罗辑，一个虚无的个人主义者，有着小布尔乔亚的多愁善感与玩世不恭相混杂的气质，随着叙事展开，在外界压力和内在情感的合力驱动下，他靠着对“黑暗森林法则”的参悟，以个人生命为骰子，把两个星系文明中的所有生命，放在了“宇宙的赌桌”上，最终建立起了威慑平衡，从而暂时拯救了“三体”危机之下的人类，成为救世英雄，并且迎来了与妻子女儿的团聚。 在《黑暗森林》中，刘慈欣用两类诞生于这段未来时间的“新人类”继续着第一部中的叩问。第一种新人类是“二次文艺复兴”之后的人类主体。“三体”危机爆发之后，人类经历了在战备高压之下经济萎缩民生艰难的“大低谷”，人口锐减至公元时代的一半，人类领悟到应该“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活在当下”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末日之战”来临之前，刘慈欣描摹了“新人类”沉浸在夜郎自大的进步幻觉和文化优越感中，还戏谑地通过来自公元世纪的冬眠者之口，把准备接纳三体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阳光计划”推行者叫作“东郭族”。一位“东郭族”议员躲避着反对者投来的西红柿，一边坚持演讲： 我请大家注意，这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对各个种族的生命和文明给予最大的尊重，你们就沐浴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中！……这个原则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得到确认，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所有人发自内心的一致认同……阳光计划不是慈善事业，是文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一次确认和体现！（15） 接下去，刘慈欣便在小说中用“强互作用力”技术铸造的“水滴”，将这个脆弱的“人文主义时代”击得粉碎，“阳光”新人类陷入了导致社会失序的精神崩溃与末日癫狂之中。 另一种新人类则与之相反，这些少数的“例外”，是由于章北海驱舰“叛逃”、丁仪的先见之明而从“水滴”屠杀下幸存，后来组成“星舰地球”的舰队成员，他们在争夺生存资源中互相残杀，胜出者成为太空“黑暗怀抱中哺育出”的“黑暗的新人类”，但“黑暗是生命和文明之母”。（16）也正是这部分“星舰地球”上的“黑暗新人类”，将人类文明延续到了宇宙的尽头。 刘慈欣无情嘲讽了信奉人文主义的“阳光新人类”在精神上的“幼态持续”，但也没将他的英雄罗辑放进生存至上的“黑暗新人类”行列中。罗辑手握叶文洁转交的“人类胜利的钥匙”，在与妻女别离后的孤寂里独自“面壁”，饱受误解、诋毁和伤害，最终成长为“伟大战士”，既有宇宙公理赋予的“霹雳手段”，又怀着人文主义的“菩萨心肠”，只手扶起了孩子般挨打后只会倒地大哭的“阳光”新人类社会。《黑暗森林》的结尾，一家团圆的罗辑与最初向叶文洁发出警告的三体人对话，表示愿意为“爱”冒险，“我有一个梦，也许有一天，灿烂的阳光可以照进黑暗森林”。（17） 前两部构成了叙事上的完整性，刘慈欣通过罗辑这个人物，某种意义上回答了第一部通过叶文洁抛出的问题。但这个回答显然抒情性大于思想性，如同罗辑建立的“威慑平衡”一样，“爱的力量”生效，完全依赖个体英雄的人格特质。于是在后来得以完成的第三部中，刘慈欣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思想实验。 第三部《死神永生》有着“史诗”叙事的架构，将近50万字的规模，分为六部分，扉页是纪年对照表，几个主要角色程心、云天明、维德所占篇幅都相对有限，刘慈欣把叙事重点放在了宇宙图景的描绘和更多带着明显思想实验性质的极端情境的设计上。罗辑兼而有之的“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在第三部里被分别赋予了维德和程心，前者的有效性遭到了后者一次又一次地破坏。 在刘慈欣的叙事设定中，人类社会始终处在一种夸张的幼稚状态，肤浅、脆弱，自以为是且无比自恋。三体世界在向人类输出技术的同时，也输出了模仿人类文化艺术的作品，人类将此现象称为“文化反射”。三体世界的反射文化甚至“取代了在颓废中失去活力的地球本土文化，在学者中成为新的文化思想资源和美学理念的源泉”，（18）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的人类显然忘记了，这短暂而虚假的美好，不过是“威慑平衡”庇护下的“幻影”；也忘记了，被迫转向后的三体第一舰队，正在必死的绝境中坚忍地等着求生的机会。 张维迎在分析人类非理性“陷阱”时指出：决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决策信息是不完备的，存在着缺失。特别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信息缺失越严重。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无知”（Ignorance）……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而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所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19） 人类这次导致“地球失落”的更换执剑人的决策，并非三体人“欺骗”的计谋得逞，更本质上是人类有意无意“自欺”的结果。在《三体》三部曲中，也有少数的清醒智者，譬如苦心孤诣的“独立面壁者”章北海驾驶“自然选择”号“叛逃”，物理学家丁仪让“量子”号与“青铜时代”号提前进入“深海”状态，他们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有着足够的警惕与明智的判断。 在刘慈欣设计的“零道德”宇宙中，人的各种有限性被一再放大，人文主义精神被折射为“爱的童话”成为生存的最大障碍。然而被人类选择或者裹挟的“爱的化身”的程心，虽然“一错再错”，但被叙事者保护到了宇宙尽头，爱人且被人爱，洞悉宇宙无比黑暗的真相之后，依然愿意为新宇宙诞生而牺牲自己可以安享的“小宇宙”。这显然是一个更具思想广度的回应。虽然不是答案，却指出了方向，人类文明只有在更为宽广的思想框架下，才有可能完成更新和发展。 五 刘慈欣在为《三体》英文版写的后记里回忆了自己少时在故乡河南农村的经历，他坦言并不是要通过自己的小说批评现实，而更想把科学讲述的关于宇宙和万物的瑰丽诗篇用叙事“翻译”给大众，不过他接着又说： 但是，我无法逃避现实，就好像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影子一样。现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生活在任何时代，人们身上总会套上那个时代隐形的桎梏，而我只能戴着自己的镣铐跳舞。在科幻小说中，人类经常作为一种整体来被描写。而在这本书中，一个名为“人类”的人遭遇了一场灾难。面对存在和湮灭，他表露的一切毫无疑问都可以在我经历过的现实中找到根源。科幻小说的奥妙在于，在假想的世界设定中，它可以将那些在我们现实中邪恶和黑暗的事物变得正当和光明，而反之亦然。这部书以及两部续集旨在于此。但是，不管现实如何被想象扭曲，归根结底它还在那里。（20） 成功的叙事作品一定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但我认为刘慈欣最值得敬佩的一点是，作为罕见的例外，直面了今天最大的现实：科学与人文的张力使得人类文明的基础框架正在扭曲开裂。科学技术并不是人文精神的“敌人”，它只是把一个没有目的的宇宙放在了人文面前，强迫它讲述一个新的“宇宙故事”，生产出新的对于人类有效且有力量的“意义”。 通过上文对于《三体》系列作品的叙事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刘慈欣虽然挪动了“人”作为唯一意义之源的位置，通过设置力量相反的叙事“暗物质”，凸显、放大了人的种种有限性，如果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缺乏深刻的洞见，人文主义很可能是具有“腐蚀性”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人文精神，始终把它当作人类珍贵的文明成就，期待着它能与新的思想资源的产生耦合，完成更新、超越和重生。 相比之下，沉浸在个人话语营造的“主体性幻觉”中的严肃文学，显然与今天最大的现实产生了距离。科学与人文对于人类来讲，都是无比重要也无比珍贵的成就，每一点进步都来之不易。原本人类左手执黑，右手执白，在下两盘棋，但棋至中盘，不断延展的两个棋局混在了一起。我们习惯依赖的思想资源正在失去阐释能力和对人的影响力，这是今天整个人类社会——无论生活在哪个文化场域中——的叙事者，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人类文明走到了需要自我更新的历史节点，直面这一现实的叙事，必须更具想象力、创造性和思想生产能力。 注释： （1）（2）刘慈欣、江晓原：《人类为什么还值得拯救》，《新发现》2007年第11期。 （3）刘慈欣、潘石屹：《人类正活在技术的安乐窝里》，引自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18-10-12/doc-ihmhafir1878673.shtml。 （4）黄平：《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小说评论》2010年第5期。 （5）〔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5页，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6页，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这三部根据克里斯蒂原著改编的影视剧分别是：1974年英国G.W.Films 2.EMI Films Ltd出品的电影《东方列车谋杀案》；2010年英国ITV出品的系列剧集《大侦探波罗》中的同名剧集；2017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同名电影。 （8）邵燕君等：《数字与文学的对话——“数字人文规范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挑战”研讨会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9）严锋：《心事浩渺连广宇：〈死神永生〉序言》，刘慈欣：《死神永生》，第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10）Cixin Liu，The Three-Body Problem，Translated by Ken Liu，New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LLC，2014，p.8.文中引文为笔者翻译。 （11）（12）刘慈欣：《三体》，第201、20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3）刘慈欣：《三体》，第26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4）〔意〕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第55页，沈萼梅、刘锡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5）（16）（17）刘慈欣：《黑暗森林》，第358、423、47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8）刘慈欣：《死神永生》，第10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19）张维迎：《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读书》2020年第10期。 （20）Cixin Liu，The Three-Body Problem，Translated by Ken Liu，NewYork，Tom Doherty Associates，LLC，2014，p.668。文中引文为笔者翻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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