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宇 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33 文汇报2016-03-04 黄春宇 参加讨论
 从1982年问世的第一辑算起，“汉译名著”刚过而立之年，但是开启民智、译介西学的情结与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从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到陈原，时移世易，但初衷不改，即将“商务”改造为中国学子对“世界学说”进行系统性认识和实践的重要阵地。 元宵节过后的第一个周末清晨，多数人还在梦中沉睡，商务印书馆的微信订阅号推送了一份史上最全“汉译名著”书目，共有15辑、650种。以门类来细分，包括哲学类(226种)、历史/地理类(126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58种)、经济学类(127种)与语言学类(13种)。封面顶部字体、书脊以及封底的颜色根据译著所属学科的不同而以橘、黄、绿、蓝、赭五种颜色标示，最醒目的图案是封面左下方那朵烫金的蒲公英。它象征知识的传播，穿越了遥远时空，优雅地飘来。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解放后翻译了《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多部经典之作，他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改革开放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策划整理、结辑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他希望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察，去汲取营养。 从1982年问世的第一辑算起，“汉译名著”刚过而立之年，但是开启民智、译介西学的情结与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张元济：先条件，而后理论 明年开春，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就将迎来120岁生日，建馆初期，它不过是上海江西路德昌里的一间印刷厂。据蒋维乔的《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当时我国尚未兴学，而耶稣教会在各地设立之小学甚多，需用教科书……乃请谢洪赉（注: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著述家、翻译家）将英人所编印度读本逐课翻译，加以白话注解，名曰《华英初阶》《华英进阶》。”除了长销不衰的中英文对照读物，建馆初期的商务印书馆还以编译外国书籍的方式推动了社会思潮的活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百日维新”失败后，近代中国的变革遭遇挫折，一心想要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不得不另寻一条道路。1898年，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张元济前往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译书院院长，赴任之前，他与“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书信来往，讨论译书的问题。后来，严复也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信:“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以飨一世人。”  ▲ 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与才华。 在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率先翻译、出版了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巴尔扎克的《英国文明史》、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下山宽一的《万国政治历史》等。1902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次年又接替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与才华。当封建帝制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如何从西方成熟理念中得到启发，探索适合于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商务印书馆顺势而为，推出了《政学丛书》与《帝国丛书》。前者收入《近世陆军》《议会政党论》《德国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围绕政治理念与宪法而阐述的典籍，后者主要由日文著作翻译，如《宪政论》《明治政党小史》《各国公民公私权考》等。尽管其中的部分译作质量不高，导致译著在出版后销路并不理想，但毫无疑问是一种积极的尝试——把握时代的脉搏、贴近公众的需求。 商务印书馆初期的译书选题更看重经世致用、以知识介绍为主。张元济对待译介西学的态度是“先条件，而后理论”，因此第一步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务之急。从《战史丛书》《历史丛书》到《地理丛书》，无一不是站在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角度，考虑的是如何改变现状、振兴国家，尚未触及到更深的社会思想层面。商务印书馆也曾出版过一本争议颇多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学术著作。尽管长期以来被视为“将西方的语法生搬硬套到汉语的语法”，但起码在那个时代，开了理论风气之先。从“致用”转向“学理”，真正的参照系应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译著，比如《天演论》《权己群界论》《原富》等，说明当时对于西学又有了新的认知。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1905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铅印本《天演论》，其主张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给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击。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更名为“适”，亦是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他回忆说，“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一有闲空就爱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的鲁迅也是心潮澎湃:“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 复旦学者邹振环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以“产生共时性和历时性重大影响”、“流传甚广并深刻影响国人的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或风靡文坛”为标准，遴选了100种译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占了将近1/4，其中包括4本严复译著。《天演论》振聋发聩，至1921年时已经重印了20版；《原富》一经推出也是一纸风行。“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梁启超将此译著视为必读之书。  ▲ 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给中国社会带来观念上的巨大冲击。 严复译文精善，选题谨严，他的译著不仅仅针对中国现实，更为了系统介绍西方政经思想之精髓，即“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篇”。对于明代以来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严复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西方的“政教学术”是成体系的，不能一体一用地割裂开来。在西方表面强大武力的背后是其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可以说，严复的译著不同于清末那种“囫囵吞枣”、“乱无章法”的做法，而是以系统引入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中国近代译书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奠定了其在西学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大学丛书》，主要是以西学为主的理论成果，比如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陈映璜的《人类学》、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等。为了这套丛书，张元济特意去北大找蔡元培商量，随后又请教了陈独秀、辜鸿铭、马幼渔等教授。当时的国内大学致力于各种学术研究，其中就涵盖了源自西方的新学科，比如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商务印书馆还找了复旦、清华、武大、浙大等高校合作出版，借助对方的学术力量来共同推进西学的引进与普及。郑振铎在《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中写道:“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 尚志学会是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联合创立的学术团体，旨在引进西方文化。《尚志学会丛书》共有41种，从1918年开始出版，到1935年才完成。宗教、自然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内容杂，学科广，其中哲学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六种《柏拉图的对话集》，五本柏格森的作品(《形而上学序论》《物质与记忆》《时间与自由意志》《笑之研究》《创化论》)。在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由历史学家冯承钧翻译的中西交通史文献，据此可以判断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对照彼岸的文明来反思自己国家的发展。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尚志学会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商务印书馆的传播之道让一代学人从中受益。 张元济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轶事是，他曾预支稿费2万元支持梁启超主编的《共学社丛书》，这是一套介绍西方新思潮的译著系列。“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即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顷同人所主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社中主要业务，在编译各书。”梁启超从日本归国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他希望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加以助推。得知了梁启超的想法，张元济当即表示同意，后又写信催促对方制订新书的编译计划——“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 《共学社丛书》所选的书目一般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新鲜的，并在西方学术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罗素的《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罗素著作，他在书中把自己的思想定义为逻辑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罗素哲学在中国的系统性介绍，正是从《共学社丛书》开始。此外，丛书收录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释》与希尔伯特的《几何原理》，价值显而易见。与《尚志学会丛书》一样，《共学社丛书》代表了“五四”时期译介西学的最高水准，打开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推动了新文化的进步。 1920年，因与总经理高翰卿的出版理念不合，张元济改任监理。同年，商务印书馆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主编了另一套以译介西学为主的《世界丛书》，比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后来又配合胡适等人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出版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方法论》《沉思集》，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视觉新论》《哲学谈论三篇》，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佳作妙译，许多年以后依然为学界所重视，有的直接进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过初期的摸索和积累，商务印书馆的西学译介逐渐走向成熟，继续朝着张元济所憧憬的目标前进——将“商务”改造为中国学子对“世界学说”进行系统性认识和实践的重要阵地。  ▲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仁合影（1915）  ▲ 上海商务印书馆员工校对书稿  ▲ 商务印书馆的排字间（1905） 王云五：于本国文化负有重大责任 上世纪20年代末期，译介西学的集大成者非《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莫属，当时的掌舵人是王云五，张元济则忙于古籍的整理与重刊。在王云五的一生中，做的很多事情都充满了争议，但如果绕开了这个人物，“汉译名著”的历史就会发生断裂。1922年，胡适的老师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而在两年前，他为公民书局主编了一套《公民丛书》，并且翻译了其中的第一部译作———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  ▲ 绕开了王云五，“汉译名著”的历史就会发生断裂。 王云五早年几乎没上过正规学校，但是凭借天赋与勤奋，他在19岁时花了三年通读了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比如茅盾就认为王云五“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不管怎样，商务印书馆的西学译介在这段时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云五针对编译所实施了两项改革:一是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部门，二是调整人事，淘汰了多数老员工，同时又大量引进新人。编译所下面的各个部门基本上都由“海归”主持———任鸿隽为理化部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人为馆外特约编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商务班底堪称人才济济，旗下刊物《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也都以西学新知为主要内容。 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一是北大，二是商务。“本馆现处地位，实已超越普通经营机关之上，而对于本国文化负有重大责任……深望本馆当局与全体同人，咸顾念本馆在文化前途所负之重大使命而益加合作。”在王云五看来，商务印书馆拥有雄厚资本，因此“在营业上固不必追求潮流，而当激动潮流”。他意识到以往“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即以尚无整体计划之故”，因此才决定“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于1929年编印，之后有200余种被收入《万有文库》。“深蓝软精装，烫金的字刺目扎眼，就像书的思想内容那么辉光璀璨。”（钱定平：《我留恋商务的书香》，刊载于2001年1月6日《文汇报》第10版）至于具体的特点，吴相在其著作《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一是所选书目都属于第一流的经典著作。比如哲学一门，所选多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之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论》《悲观论集》，笛卡尔的《方法论》等，以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位哲人在讨论世界各民族历史演化和民族特性的看法极富洞察力，历来引人关注。类似的经典作品还有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序论》，费希特的《知识学基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等。 第二个特点是反映当代的学术文化成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很多著作刚出版没多久，商务印书馆便组织力量编译之，选题新颖而及时。比如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等都是上世纪初才兴起的，而这套丛书中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华生氏行为主义》；再比如马林诺夫斯基、拉斯基，普朗克这些在当时刚刚声名鹊起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不仅被收进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而且均有多部入选。以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的拉斯基为例，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国家与政府的诸多问题的探讨，让中国学界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负责牵线搭桥的是丛书之中的《政治典范》《民主在危机中》《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或许是刻意追赶世界学术的脚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近现代著作数量多于古典学术名著，翻译、出版一气呵成，对于原著的评价亦是准确、犀利。 有人统计过这个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学书目，发现当今的各种学术思潮，“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俞晓群:《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刊载于2011年9月《书城》)确实如此，《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因其前瞻性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等译著在几十年后又加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了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商务印书馆会不断地更新以前的版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先有胡山源译本，后有蓝公武译本；吴献书所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吴寿彭的译本取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先后被徐百齐、邱瑾璋、何兆武等人翻译过。 吴相认为，“名著”二字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对西学著作的认可，作为人类文明某一阶段、或者人类学说某一流派的代表作品，跨越国界、民族与阶级界限而彰显其价值。《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出版则表明：“中国人引进西学的工作已经不单纯是为了民族救亡的需要，也是建立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层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类共通的对知识思想的汲取，对真理的追求”。与此同时，《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也为未来商务出版物的风格奠定了基调，树立了标杆，即用一流的翻译水平引进外国一流的学术文化著作。 陈翰伯：为“汉译名著”争取生存空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的总厂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为了坚持出版经营，被迫辗转长沙、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迁回上海，但因内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以及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即便如此，这段衰落期还是留下了少量译著，如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霭理斯的《性心理学》等。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离开上海，迁往北京。后实行公私合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但是保留了原来的牌子。据档案资料，当时的任务是“担负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科教学用书和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科技及工具书等书籍的编辑出版”。1958年，中央给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明确了发展方向:“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另一个重大决定是，“红色新闻家”陈翰伯从中宣部《学习》杂志调过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下，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面临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陈翰伯从三联书店拿到了一份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其中的书目有近4000种。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人际关系，走访专家学者，根据轻重缓急选了1614种作为中长期的出版对象。在短期规划中，优先编译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书目作为重中之重。 书目定好了，那么找谁来翻译呢?陈翰伯带着一批骨干成员四处奔波，积极联系学界专家和译界人士，邀请他们认译或者推荐合适的人选———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陆续加入进来。为了壮大编辑队伍，陈翰伯从《学习》杂志带来了高崧、骆静兰和胡企林，分别负责哲学、政治和经济三大门类的业务。当时外面还有一些有名声的“旧知识分子”和有才华的“右派”，他冒着政治风险把他们招进了商务印书馆———这种大胆的行为后来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 即便遭到批评，陈翰伯也没有放弃这份危险而又美好的事业。 如果没有外文原版书，纵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处于严重缺书的状态。陈翰伯于是组织人员奔赴多地图书馆搜罗原著，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到上海徐家汇教会图书馆、南大图书馆。这么做当然不够，他们就向专家、译者借阅藏书，或是委托驻外机构代为购买。 上述这些困难尚且能够克服，真正的考验是如影随形的政治压力，罪名有“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即便曾经遭到主管领导的直接批评，陈翰伯没有放弃这份危险而又美好的事业，千方百计地为西学的翻译出版争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他经常向中宣部汇报工作，取得上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两种或许能降低风险的对策———根据情况给译著加上序言和说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具体的做法是:在译著的正文前加一篇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序言，以达到“消毒”的作用。陈翰伯还总结了序言写作的尺度和标准:古典书从宽，当代书从严；学术问题从宽，政治问题从严；内部发行从宽，公开发行从严。为了确保安全，在一些有问题的书上标注“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有时直接印制成“供批判用”的灰皮书———“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贴上一层保护膜，才能把好事做下去”。正是通过这种无奈而可笑的方式，商务印书馆的西学汉译事业得以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时代承继、推进，出版成果中甚至还有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从1958年到1966年，陈翰伯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三百多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延续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所秉承的“名著名译”的特色。在商务印书馆《品牌之道》一书的历史回顾中，“汉译名著”在这段时期抖擞精神、“重振馆威”。尽管恢复了独立建制，但商务印书馆由于此前的动荡、合并而失去了其在出版界的地位，品牌的美誉度与影响力逐渐趋于低谷，一些年轻人压根不知道出版界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得益于大规模、高质量的西方译著问世，商务人重新夺回社科学术翻译出版领域的话语权。如果说翻译马恩列斯经典看中央编译局，那么翻译社科名著就得看商务印书馆了。 郭大力、王亚南所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又名《国富论》)，代表了当时学术译著的最高水平。此外，贺麟译黑格尔、周建人译达尔文、杨东莼译摩尔根，这样的组合方式深入人心。公众比较熟悉的书目有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莫尔的《乌托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等。据说编辑部经常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新书的出版进度———“你们出一本，我就买一本。” 后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能够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的频率结集出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时期所储备的单行本。据统计，从第一辑到第四辑，绝大多数现成的译著诞生于此，背后是陈翰伯等人的耕耘与努力。从开门办社的方针、按规划出书的程序，到译著体例的确定，这些创意和做法都是砌成“汉译名著”丰碑的基石。而与1949年前相比，这段时期的西学译介不只是学者个人学术志趣的体现，也非商务印书馆单纯的经营行为，而是被放在了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大框架下。系统出版外国学术名著，可以说是万事俱备，然而迎来的不是一股东风，而是一场灾难。1966年开始的“文革”打乱历史的节奏，许多出版社被合并或撤销，到1970年底，全国出版社仅剩下53家。商务印书馆的正常工作基本停滞，偶尔也会出版辞书，以及寥寥的译著。 风雨飘摇的日子，“汉译名著”的线索似乎要断了，还好有陈原的《莫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一文，他在里面记载了一场专门讨论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座谈会（1973年2月23日)，这是“出版口”让他召集的。（作者注：“部”、“委”、“局”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旧名，按照革命派的主张，必须“砸烂砸碎”，重新建立起来的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衙门”，因之不称“部”或“局”，由是创造了一个“口”字。）会上，延安时期翻译过一些经典著作的柯柏年发言最活跃，他说:“有些所谓的学术名著，有没有中译本，我看关系不大……要了解某种哲学思潮的发展，重要人物的作品……出个选集也就可以了。”关于西方哲学，他认为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外，应该出几本培根、洛克和狄德罗的著作;关于哲学史，他主张选择两本，一本唯物的、一本唯心的，“让读者对照起来读一读就行”；关于经济学，他的看法是“选择一两本较好的经济思想史，有助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学术著作是否值得译介的问题上，在场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济史家严中平抛出了“与其翻译，不如写作;与其翻译，不如影印”的观点———“有些东西根本不必翻译，译出来，工农也不会看，如为研究者需要，那么请研究人员自己读原著去就是了。”哲学家张世英则希望“在三五年内翻译以下一些书: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政治学家吴恩裕也赞成翻译外国学术著作:“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这个选择的标准，我以为看它在当时是否起了作用的，对后世有否影响的，具有承先启后的学术著作，可以系统地、逐步的翻译过来。” 座谈会是在“文革”期间举行的。陈原事后回忆道，能够如此坦率地发表意见，“差点儿就把‘捡破烂，说成是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工程之一，并且还要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不能不说是那十年动乱的荒漠中出现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不过因为这场座谈会，陈原被定性为“回潮风”的典型，也因此受到了批判。 陈原：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 “文革”结束，乌云散去，国家出版局重新确认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任务“主要仍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和编印中外语文词典等工具书”。1977年，陈原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合营)总经理兼总编辑，开始重新组织翻译出版工作。两年后，两家出版机构分立，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陈原任总编辑兼总经理。在随后的四年间(1979—1983)，他以非凡的眼光与勇气打造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曾经陷入迷茫的商务印书馆再度引向了辉煌。 1982年，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正式推出。“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须赘述。”在“出版说明”中，编者还解释了结集的缘起：“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成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阅，又利于文化积累。”丛书的命名参照了曾经风行一时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为了强调学术性，故加上了“学术”二字。 《人民日报》1982年2月5日发表了陈原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任何一个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即使有困难有苦楚，却绝不会害怕同外来的思想文化接触。不，正相反。苦难中的民族为了寻求解放的道路，满怀希望的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他们都要认真地向古代向国外学习。”在他看来，通过阅读这些内容精湛、耐人寻味的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而这套丛书的出版甚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 市场的热烈反馈说明了商务印书馆适时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一些大学里，作为基本教科书的译著广受追捧，以至于出现了一书难求的局面。《经济学》出版时，武汉大学与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立刻行动，派专车在全市及郊区的书店采购了500本，但仍无法满足师生的需求。复旦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来信“抱怨”：“我们十分需要你馆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样的著作，但堂堂复旦大学图书馆，只有这部著作(上下卷)一套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排队轮着读。”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随着“文革”阴霾的散去，社会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依旧存在。“要知道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即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晚年的陈原在接受采访时，谈起往事历历在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遭到很激烈的批评——被人指责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的表现。陈原很快给予了回应:“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不过这种吓人的高调，却也有一丁点儿作用，即提醒我们以后选书要更加慎重些。至于有作者抨击这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大杂烩，、‘破烂货，，那就只好一笑了之……” 为了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打造成“中国有教养的人必备书和一般图书馆必备书”，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之前召开多次选题规划座谈会，听取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声音。1989年年底，商务印书馆在西山开会讨论选题规划。会议前夕，陈原找了胡乔木，请他提提意见。胡乔木在发来的贺信中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赞赏，提出了“翻译者可以不限于国内;台湾、香港等地区已有的较好的汉译名著可设法出版，以利事业的推进而免工作的重复;如情况许可，可出版普及版（甚至缩写版，但要有严格限制，以免粗制滥造）。” 继1982年的第一辑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又在1983年（第二辑）、1984年（第三辑）、1986年（第四辑）出版新的译著……今年又推出了最新的第十五辑，名著数量增加到650种，而最终的目标是2000种。从古希腊罗马到现当代重要学派的代表作，不断扩容的“汉译名著”系列范围宽泛，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并且把不同时期的思想结晶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哲学方面，脉络清晰——古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有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近代则有柏格森、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再以史地类的译著为例，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内战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到魏根纳的《大陆和海洋的形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间距离长，空间跨度大，让人读起来直呼过瘾。 一开始，《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主要收录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代表作，随着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渐至齐整，而古典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又颇具规模，因此给当代有影响的西方著作腾出了空间，如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通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等。另一方面，选题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西方，一些东方学者的著作也陆续被纳入这套丛书，比如日本的福泽谕吉(《劝学篇》)、阿拉伯的阿维森纳(《论灵魂》)、印度的商羯罗(《示教千则》)、伊朗的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上世纪80年代在社会上激发阅读兴趣、担负思想启蒙的译著其实不少，除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其他优秀的出版物有《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三联书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到了1990年代——需要一种可以为社会建制提供切实学理依据的西方学术，强调实证研究和学术规范，部分囫囵吞枣、只赶时髦的丛书因此从书店的书架上慢慢消失了。以哲学、政治、历史、经济、语言这些学科分类的商务版“汉译名著”契合了学术逐渐专业化的趋势，凭借“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的出版思路，在众多译丛中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 陈原（左）提出的出版思路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观念。龚华静在其硕士论文《翻译出版的品牌打造———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为例》提供了两个例子———贝克尔的《家庭论》就引起了人们对新经济环境下人类婚姻关系的思索，引发了人们对离婚、生育、已婚妇女劳动等社会现象的重新认识;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使得学界在审视封建制度时多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把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类型，而不是像其他许多西方史学家那样仅仅视其为一种军事组织或政治上分散统治的方式，这也让历史学界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 商务的“汉译名著”是一套既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之所以能够做到根深叶茂、基业长青，值得深究的原因有很多。以“译经”之虔诚对待每一个字便是其中之一。就译文质量而言，商务印书馆历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通过制订《对译稿的要求》和《翻译中应注意的问题及规范》等指南，帮助译者更好地开展翻译工作。当一本译稿完成后，商务会请外面的专家校订译文，而自家的编辑也会认真地审读、校对、润色，不厌其烦地推敲确定字句的译法。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经验是:一本译著在确定是否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前，首先以普通单行本出版，若干年后再以市场反应和学界评价为判别依据。  ▲ 商务印书馆大楼（北京）  ▲ 旧时商务印书馆大楼（上海）  ▲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50年代驻扎的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这是商务印书馆在庆祝创立一百周年时所作的馆歌，名字叫《千丈之松》。既然是松树，任凭东西南北风，不凋不零、四季常青，不攀不附、傲然挺立。 注：本文原载于2016年3月4日《文汇报 · 文汇学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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