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娜 编词典的怪人们——耶稣会士与《利氏汉法辞典》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49 新闻晨报 王娜 参加讨论
 本版图片由台北利氏学社提供  《利氏汉法辞典》中-法简体单卷本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台中编纂词典的耶稣会士们，右一为甘易逢。  雷焕章家中甲骨文的图书，据称比台湾“中研院”的同类藏书还要多。  雷焕章所著《法国所藏甲骨录》  1966年，台北利氏学社在甘易逢的倡导下成立。  利氏学社长期致力于出版各类汉外词典 历史上出了名的怪人，编英语词典的约翰生博士算一个，贫穷、退学、失眠、忧郁，讨了个比自己大20几岁的寡妇做老婆，偏偏还充满自信无比尖刻，大半辈子都耗费在定义英语这一疯狂行为之中。200多年过去了，同时期无数嘲讽过他的人早已灰飞烟灭，而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连同他的“怪”，仍在流传。 同样因这两者而被记住的还有编牛津词典的那拨人，拜传记作家西蒙·温切斯特等人所赐，这群隐士、疯子、教授，甚至还有罪犯，一边住精神病院一边往外寄词条的怪人，最后无一例外被写进历史，虽然多数名字只是以脚注的形式出现，但与他们作陪的可是那本至今还闪闪发光的“OED”——牛津英语字典。 不要因此认为编词典的怪人是英伦三岛的专利，虽然英语似乎更容易把人逼疯；在人类长久的词典史上，还有一群人，他们对词汇研究的热诚无法遏抑，只要存在一丝可能，无论是在战争、疾病、还是政治迫害之下，他们都不会放弃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坚信编词典是了解和呈现一个文化精神的最佳途径，这些人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已经活跃了近500年，并且依然活跃在当代社会，只是他们的工具早已从剪刀浆糊演变成了数据光盘。这群人，就是诞生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人类最早的传教士和文化使者之一。而他们最近的一项伟绩，是历时半个多世纪、前后经历近300位教士和研究员的《利氏汉法辞典》，这部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汉外辞典，共收入13500个汉字，简体单卷本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最能体现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交集的百科全书，它背后的故事，如果写成传记，亦堪与牛津字典的编纂史相媲美。 从利玛窦到马骏聲 故事要从意大利人说起，出生于1552年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被称为“第一世界公民”，如果按照时间推算，这个称号似乎更应该给他的同乡马可·波罗，但与经商的马可·波罗不同，利玛窦在文化上的野心要大得多，“泛海八万里，而观光上国”，作为最早抵达中国的耶稣会士，仅仅“观”还远远不够，利玛窦奉行的是因地制宜的传教策略，耶稣会“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的传统在其身上得到最大的发扬。甫一入华，利玛窦立即感受到语言不通给传教带来的阻碍，于是他精研中国古籍，希望能透过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解读，建立起一套能让中国人接受的传教语言；与之同时，他会同教友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编纂中葡词典，比较中葡语言用法的异同，了解中国文明，首先当然要会说中国话。利氏的做法在耶稣会内部得到了热忱的响应，1626年，世界上最早的汉法词典由耶稣会士金尼阁（Ncolas Trigault）编纂而成；到了1899年，戴遂良教士（Leon Wieger）发行的《中国字：字源、字形与词汇》，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词典，更是百科全书般地对汉字进行了拆解；即使是在混乱的1936年，陶德明教士（Charles Tarranzano）依然出版了两大本的《数学、物理与自然科学字汇》。兵荒马乱，对于沉入字典世界的耶稣会学者而言，只是增加了工作的紧迫，却丝毫不妨碍他们异想天开。二战期间，教士们对中国文字文化的探索热情不减，两位法籍神父杜隐之（Andre Deltour）和甘易逢（Yves Raguin）开展了同义词典的编辑；待到二战快结束时，一位长期在中国河北传教的匈牙利籍耶稣会士马骏聲（Eugene Zsamar）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庞大设想：将对汉语的词汇研究，用百科全书的方式，结集成资料库。他的计划是出版一套多国语言的百科全书式词典，共计汉语-匈牙利语、汉英、汉法、汉西、汉语-拉丁语五种。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计划的不理性，而在当时，这一想法与杜隐之要编中国百科史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位着魔于词典编纂的“怪人”立即动手，召集另外几位有着同样兴趣的教士，首先大量收集《辞海》、《辞源》、《国语辞典》等中文资料、同时开始依罗马字母次序制作词条资料卡。 无奈这一次战火真的烧到了家门口，语词的浪漫无法抵挡现实的残酷，1949年，马、杜两位主要编者从北京抢搭火车到澳门，他们随身携带着两百多部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参考词典，以及刚刚开工的词条词卡，旅途惊险万分，在澳门短暂的休整之后，1952年，他们又辗转迁往台中，这时的词典组，已经扩充到30多位耶稣会士，加上20多位华籍研究员。如今保存在台北利氏学社的资料照片为我们留下了这群人的工作方式：他们总是聚坐在一个带有巨大转轮的大圆桌前，先从汉语词典入手，耐心地将条目依据发音顺序剪下，以最笨的方法，一个字制成一张卡片，三年时间里，共积累出200万张词卡。充满傻劲的教士们欢欣鼓舞，因为根据马骏聲最初的估计，每名编纂者一天可以编译300个词条，剪贴完成后，再编译词条、增修校对，不出个六、七年，五个语种的大词典就可大功告成。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进入释义编译阶段，真正的挑战才降临：甲骨文、金文、经史子集、市井俚语、中医、武术、历法、古乐……所有这些深奥的中文都无所不包地被囊括进了这本“理想”的大词典，尽管编纂者中不乏学养深厚的汉学家、语言学家,但几乎每一个子集都还需要相关专家的协助，且不说要找到精微对应的外语词汇，单是精准地了解中文含义，就颇费思量，仅靠语言学者的一己之力，工作根本无法继续。 时光荏苒，以人生的短暂去对应几千年历史浓缩而来的语词，如果不是有着近乎疯狂的乐观，一切甚至都不会开始。渐渐的，工程浩大越来越超乎预期，本来负责五组语言的编纂者，有的过世，有的转向其它工作，再加上经费匮乏，马骏聲最早的庞大计划在进度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几近瓦解；进入六十年代，另外四组语言的编辑团队均告解散，只有甘易逢与美国教士贺之缄（Tom Carrel）所领导的汉法小组还在苦苦支撑，没有人知道这项工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而在此时，却又传来贺之缄猝逝的消息。 贺之缄猝死，雷焕章“潜入龟壳” 对于贺之缄我们知之甚少，这位伯克莱大学的博士在词典编纂小组中负责甲骨文、金文部分，他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考古，台湾及周边很多史前遗址都曾留下他田野调查的足迹，他对一些重大史迹的判定，连台大的考古学教授都佩服。1964年8月，贺之缄独自前往香港南丫岛考察陶器挖掘，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深入孤岛的他竟然被烈日活活晒死，尸体第二天才在山崖下被警察发现。 这是词典最艰难的时刻之一，贺之缄为科学殉道，词典编撰少了一名干将，好在天不绝人，贺之缄的好友、担任词典古文翻译的雷焕章（Jean Lefeuvre）教士在这时承担起了贺的工作。 法国人雷焕章一直活到了2010年，他是词典小组中唯一一位从头参与并看到词典面世的编纂者，在他生命的后期，他已然成为台湾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传奇人物，发表了数部甲骨文、金文著作的他，在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举一人之力，完成了连中研院工作团队都不一定做得了的工作。”（台湾“中研院”蔡哲茂研究员语）伍尔芙曾说：约翰生博士有一副热心肠。临危受命的雷焕章何尝不是？为了接替贺之缄的工作，已经42岁的雷焕章从零开始学习研究甲骨文。半路出家，在甲骨文研究领域是非常稀罕的事情，但是雷焕章却做得有声有色，或许他上辈子就已经浸淫在这些古文字之中。据说，雷焕章18岁时看到一幅中国山水画，画面中渔人独钓、悠然南山，给他带来无尽向往，从此立志要到中国。时运不济，二战爆发，还是神学院修士的他被投入集中营，生死边缘，想起少时宏愿，告诉自己不能死在集中营里，一年之后果然逃出，三年之后，雷焕章如愿踏上上海滩，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学习。对于雷焕章而言，甲骨文的世界是中国人思想世界的源头，他最爱一个“人”字，在甲骨文里，他是一个人把手伸出来想去牵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它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理，如果这样优美灵活的甲骨文不能收入词典，那就不能让人一窥中华文明的婉转幽深。余生都贡献给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雷焕章完成了词典最艰难的部分，如今翻开词典，那些如脚印般排开、趣味盎然的甲骨文、金文文字，将读者一下子带入悠远的文明，每一个字的数种甲骨文用法和金文释义，都是雷焕章一一研究、精选、修订的成果。 就在雷焕章开始拜师学习甲骨文的同时，1966年，台北利氏学社在甘易逢的领导下成立，巴黎利氏学社与国际利氏学社也分别于1972和1989年陆续成立，四百年悠悠，因利玛窦得名的利氏学社以知识研究、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词典工程也因此走向各地学社密切合作的阶段。自1980年末开始，两百多万张字义卡被一张一张输入电脑，在赵仪文（Yves Camus）教士的推动下，团队将汇集的索引与字汇分为两百个专门学科，包含太空学、佛教、物理、哲学、动物学、病理学等，这些专门学科由巴黎利氏学社主任顾从义（Claude Larre）教士带领，邀请汉学家组成团队，一步步进行校对。这一过程又进行了十多年，其间动员了全法国的汉学家，其间最早参与词典编纂的甘易逢教士于1998年以86岁高龄在台北过世，活着的人依然忠诚地坚守职位，直至词典问世。 诞生的时刻终于降临，2002年，词典付梓之际，时任台北利氏学社会长的魏明德博士（Benoit Vermander）既憧憬、又紧张，好像不能相信自己能够品尝到这历经半个多世纪结下的丰美果实，他这样写下当时的心情： 公园的中央，种着一棵雪松，我在这棵树前驻足片刻，欣赏着它树身的伸展，枝叶的多彩，品味着和谐的味道，有一笔垂直线条的伸展，也有组成一体无数丰富的细部，那时，我想，这般类似的工程，如此丰繁，如此完美，成长的如此自然，直达到顶峰，而我们可怜的大词典，尽管也是相当丰富，永远无法像这棵树来得这样丰繁，一言以蔽之，实在历经苦痛，曲折，在甚为不顺利的情况下，成长。 ……在大词典的枝椏，垂着的是文化智慧结成的美味果实，有待读者采收与品味。 词典名义下的百科全书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品味这本词典，严格的说，是7本用法语写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利氏汉法辞典》共分七册，加上《索引补编》约9000页，包含13500个汉字及30万个词组，尺寸为27cm×27cm的大开本，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汉语-外语词典，也是唯一收录汉字古典用法、书写方式与现代用法的辞典。 《利氏汉法辞典》收词古雅，以常用为主，尽力保留俗语、歇后语、谚语、成语，着力反映中国传统文化。辞典收录的13500个汉语单字中有2000个字要追溯到现今被发现最早期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等，显然词典的编纂者对字本身的历史更感兴趣，字源的解释主要以《书经》、《诗经》、《说文解字》等古籍作为参考。如果收录的单字曾出现在甲骨文中，那么会加上甲骨文的写法，原始的字义；如果单字曾经出现在古籍中，则这些单字的“古典用法”也会一一介绍，包括出现在哪些古籍，以及这些文字在古籍中代表的涵意，及其字义的转变等。这13500个单字的13500个字义，每一条都附有详细的说明、释义，这些说明涵盖一般的字和特殊的用法，在说明字义的同时，也列出汉字字形的演变，包括书写体从古至今的转变。 作为一本力图涵盖中国文化全部方面的词典，《利氏汉法辞典》涵盖了约200个学科（天文、太空、化学、生物、金融、法律、哲学、艺术、文学等），其中特别对中国的世界观、宇宙观，尤其在天文、音乐、星象（五行、历法等）、哲学、佛学等方面多加关注，从而也使词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两百多年前法国人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启蒙民众的愿望思想，在这里以一个更大的规模、更双向的交流得到了实践。 耐心的回赠 为牛津英语字典作传的英国作家温切斯特曾得出结论：词典绝不是赚钱的东西，这是肯定的。英国人为牛津字典耗费了76年光阴和375000英镑的钱财，这还不包括日常开支；法国人比较浪漫，至今还没计算出利氏汉法辞典的金钱成本——考虑到编纂团队时间和空间的跨越幅度，这恐怕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金钱并非唯一的挑战。从孕育到诞生，利氏汉法词典走出了20世纪人类最绝望的战乱，走入的是21世纪最和平的繁荣，让词典编纂者想不到的是，战乱没有让人失去交流的希望，繁荣反而让人丧失了翻译的耐心。新千年的全球化，简化了语汇和影像，无视耐心的本质，它抑制的是“根的生长”，而只有根深入沃土深处方能让树生长至顶端，（魏明德语）编纂词典的工作，就是“扎根”，让利氏词典能走到最后的，亦是这筑根的耐心；就长久的历史而言，耶稣会士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的爱好，这股热情很快籍由辞典的编纂传达出来，语词的难以驾驭正是考查自己顽强、虔诚的试金石。当我们今天说，20世纪这一小群人罔顾理性编纂出一部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汉外辞典时，我们恰恰过于推崇理性的力量，而忽略了人对语言的热爱，忽略了人在热爱之下哪怕遭逢疑虑、挫折、绝望依然坚持的耐心，利氏词典的先驱之一甘易逢曾说“要善于耐心地领会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编字典的怪人，也许才是那些最终有机会领会常人无法领会的隐秘快乐之人。 （感谢台北利氏学社，资料参考魏明德《利氏汉法辞典与中西文化交流》、郑纯宜《利氏汉法大字典：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李康莉《虎骑徽章下的圆桌教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