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洪伟 披荆斩棘 推陈出新——《现代语言符号学》评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33 符号学论坛 贾洪伟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从学科史视角，归纳《现代语言符号学》的内容和布局特点与理论创见，总结该书在符号学、语言学方法论、语言学分支学科、翻译研究等层面所具有的学科史地位，最后提出四点修订建议供参考。 关键词：语言符号学；语言学；符号学； 一、引言 古有先民结绳记事、伏羲观天地造八卦、仓颉造字鬼哭神嚎等，皆与符号有关。不论结绳记事，还是仓颉造字，皆与人有关，特别是与人记事、表意有关。先秦诸子热论名实，孔子提出“正名”、荀子提出“约定俗成”等，无不与人类语言符号表意相关，但与先民阶段相比已进入社会符号“学”阶段，从先民为了表意记事而创造符号，走向自觉而理性地思考人类表意符号的使用及其社会效用问题。可见，人类使用的符号要不就与理性的表情达意相关，要不就与情感、情绪、心理等感性的抒发有关，是人类与主客观物态刺激反应的产物，其中人与主客观物态是其必然要素。作为人类专有符号的语言文字，则更是如此。 纵观世界符号学研究，不论符号学之父索绪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索符号，将语言学归入符号研究一宗，还是艾柯、皮尔斯和莫里斯从逻辑哲学角度探究人类理性符号，亦或是雅各布森和弗斯从诗韵角度探讨人类符号，各自考察的对象均与人类表意有关，只是层面和程度差异之别，因而均可谓语言文字符号。 语言文字符号的历史及其理性思考的历史非常悠久，但语言符号或符号语言有学，则始自王铭玉。王铭玉教授于2004年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语言符号学》，从历史角度系统梳理古今中外符号研究的历程，从指谓关系、主客观关系、符号思维关系三方面总结了三种符号分类体系，将指谓关系分为征兆符号、感应符号、象征符号、语言符号、替代符号；将主客观关系分为客观性的逻辑（如语言型代码等）、主观性质的美学（如艺术文学类符号等）和兼有主客观性质的社会（如标记型记号等）；将符号思维关系分为机械性符号、抽象性符号和创造性符号。（王铭玉2004：15-31）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语言符号学》的前十二章是该书的关键所在，构成了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基石，从人与符号，到符号与语言，再到语言学、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的发展，述及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洛特曼、韩礼德诸家的符号学思想，论及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对立观、语言符号的层次观、语言符号的意义观、语言符号的指称论与关系论、语言符号的功能论与主体论（也称本体论，含语构、语义和语用）、语言符号的双喻观、语言符号的可逆性、象似性和标记性，综述美、法、俄等国的符号学发展状况，总结了中国符号学二十年的发展状况，预示了中国符号学的未来发展。其中，有关隐喻与换喻的论述是国内较早从语言符号学角度加以深入探讨的，从双喻的传统修辞观，到认知双喻论，再到符号双喻说，将双喻的共同特征概括为“等值、置换、转移和错置，将其区别特征概括为：类似性与邻近性、垂直与平面、同位与异位、描述与指称功能、明喻紧缩与话语紧缩，并以雅各布森的符号是想为纲指出，“隐喻主要以直观和综合的方式起作用，特别注重想象的作用，而换喻则顺从事物秩序，特别注重联结的作用。”（王铭玉2004：384）这是《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中“隐喻符号学研究”（隐喻研究的多重向度与困境、隐喻生成的静态基础、隐喻生成的动态机制、隐喻生成的结果与符号学解读）的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中隐喻一则的深化。 审视符号学发展史，中外学者都有一些研究经验，大体不外两类，或单纯阐述符号的表意功能，或以某学科为方法论、专业知识基础探讨符号的社会表意规律与现实应用，旨在拓展符号学研究的疆域，丰富符号学研究的内容，推进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进程，展示出符号学研究的多维视角。从语言学与符号学结合的视角看，王铭玉著《现代语言符号学》属于后者。作者将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类比于数学之于自然科学，来说明“语言符号学简而言之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语言学问题的学科”（同上：19），即语言符号学当为语言文字研究科学之科学，具有语言学之形而上学性质。 现仅从内容涵盖范围和编排体例角度，探寻该著的特点和创见；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该著在中国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及其不足。 二、《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特点与创见 20世纪前半叶欧美语言学家的著述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先界定基本学科术语，确立研究对象，阐述学科方法论，再梳理学科史实，以便正本清源，熟悉相关思想和理论的来龙去脉，最后深入自身的研究内容，另一种则先勾勒自身的研究框架，界定术语，回顾历史，再切入自身的研究领域，《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编排体例属于前一类。 从内容来看，该著分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前者遵循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法则，以循序渐进方式，由浅入深、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的思路呈现语言符号学的基础知识：（1）从符号到符号学，再到语言符号学，以循序渐进的认识脉络申明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定位；（2）从符号学缘起的结构主义思想，到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常体与变体二分的观念、组合与聚合[1]的二维思路，再到三分的符号学原理，叙述语言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3）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回顾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从符号系统观与语言符号观、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符号学的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符号的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符号的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符号的功能系统与双向模式、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符号的模式系统与符号域、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到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这一脉络可用“符号→符号学→语言符号学→思想渊源”来呈现；后者仍秉承前者的思路，按照由大到小、由外到内、由上到下的脉络呈现语言符号学的微观研究，从篇章到句层，再到词语的隐喻。这样的内容编排方式，“从符号学视角解读语言的本体，真正实现了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语言的研究，为语言符号学从学理上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托”。（王铭玉2014） 现以上述内容梗概为依托，扼要归纳该著具有的特点和创见： （1）现代性 与《语言符号学》不同，该著没有详述中国古代语言符号思想，而是立足于学科后时代的基础理论，追求理论的指导作用，以结构主义的立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常变二分的观念、组合聚合二维的思路、三分的符号学原理为方法论基础，解决当下的语言符号问题。此外，该著及时地反映了学术时代思潮，将解析符号学、隐喻研究、认知语境、叙事语义学等引进语言符号学的疆域，充分地体现了该著内容的现代性和前沿性。 （2）层次性 该书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的内容布局，体现了明显的层次性，这是国内符号学领域首次采用由表达到内容的研究框架。与此同时，该著微观研究部分，沿着从篇章（超句层）符号到句层符号，再到语词符号和音位（准）符号的脉络，也体现出了语言符号表意形式分析的层次性。 （3）跨学科性 该著虽以语言符号为研究对象，但因先前符号研究多为哲学家所为，就不免吸收哲学中语义学、符号逻辑、符号域、相似性等的相关见解，又因其立足现代学科建设，更不免与语言符号学共有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篇章语言学、句法学、词汇语义学等建立跨学科关联。 （4）系统性 作为读者，该著所含学科思想的系统性最让我神迷，读后颇有“站在此山顶，一览众山小”之感，从索绪尔等现代学者的语言符号思想，到语言符号学思想在语词层、句层和篇章层的微观分析和应用，无不收揽于怀中，若能与《语言符号学》搭配阅读和使用，定能达到洞彻古今中外语言符号学思想的效用。 （5）融合性 该著整体的逻辑铺排，如索绪尔当年取各家之长，著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般，将近现代先贤的思想，按既有框架排列，铸就成新的生命体。最重要的是将“哲学与语言符号学”、“符号学与语言学”“联姻”，创立“语言符号学”。（胡壮麟2014）此外，还将隐喻研究、叙事研究、篇章研究、认知研究等融为一体，构成语言符号研究的自治体系，可谓是破天荒之举。 （6）批判性 该著秉承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通过批判式分析，沟通古今中外，联系客观实在，增删填补，推陈出新，以指谓关系为参考将符号分为五类：征兆符号、象征符号、信号符号、语言符号和替代符号，修正了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象似符、索引符和象征符三大分类。又以符号与思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机械性、抽象性和创造性符号三类，为设计语义学和产品语义学[2]等以工业符号使用为基础的学科发展，提供了理论思想基础。 三、《现代语言符号学》的学科史地位 如胡壮麟先生所言，该书系符号学与语言学联姻的一大产物，因而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史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对两门学科均具有跨时代的影响。有关该书的学科史地位，不应仅从符号学或语言学学科角度着眼，而应从该书所触及的内容和范围说起。 具体说来，该书的学科史价值可归纳为：（1）《现代语言符号学》系《语言符号学》的姊妹篇，后者破天荒地在符号学研究领域开辟出专门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理论，将古今中外的论述语言的符号学思想串成一串秀美的篇章，而前者则系统地回顾符号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理论和思想，从上到下，由外到内，系统地论述了语言的准符号（以音位为主）、符号（以语词为主）、超符号（以句子为主）和超句符号（篇章）层次涉及的现实问题，大大地丰富了符号学研究的视阈；（2）虽然符号学之父索绪尔早在1916年就声称语言学乃是符号学研究的一门，即语言学包括在符号学之中，赋予符号学“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但在后期发展中，符号学只停留在语言的局部，未能达到当初统辖天下的“雄心大志”，王铭玉教授以语言为符号家族之典型成员为导向，构建专门研究语言的符号学理论，建立语言符号学学科，不但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还为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视角和理论支撑；（3）除了前文所述的语言学方法论作用，该书还为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境研究和隐喻研究及词汇语义学研究提供了符号学的分析视角，可谓是符号学对语言学分支学科的一大贡献；（4）虽然《现代语言符号学》未涉及符号学翻译研究，但该书论及的符号互文性、解析符号学、代码理论、篇章符号学、隐喻符号学等均可应用于翻译过程研究和翻译现象研究。 四、余论 该书是中青年学者合作的项目成果，“整合了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有关语言符号学的思想”（王铭玉2014），汇聚了国内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思想，为国内文化研究、设计语义学[3]、文学与翻译研究等提供了启示和思想基础。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该书都是该领域的精品著作。如果再对其品头论足，就不免有吹毛求疵之嫌。为便于日后修订参考，我只说五点建议： （1）翻译与符号学的联姻为题，或曰象—形—意的转化问题是语言符号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无可避免的课题。早在1990年代就出现符号学翻译的论文，[4]引发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的热潮，出现了吕俊（1994）、蒋骁华（1996）、李明（2000）、衡孝军（2003）、蒋骁华（2003）、贾洪伟（2007）等论著，此后逐渐消弭，如果该书能引入翻译这一课题，势必能给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打上一记强心针。 （2）该著融入了篇章语义、解析语义、结构语义、叙事语义、意义互文性等语义和词义的内容，不妨将缘起于1980年代的词网理论、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污染和语言腐败等也纳入其中，可能会成为另一大“看点”。 （3）如果所用语料能弃俄取英，或采用俄、英、汉、德、法等多语种，不但能通民国时期的著述一般，有助于读者视角大开，还会显得超凡脱俗、大气非常，所惠及的范围也会更大。 （4）《语言符号学》第十二章以隐喻和换喻为主题，《现代语言符号学》择取隐喻为题加以深化，在两本著作间构建了一个隐形的思想系统。如果《现代语言符号学》能兼述换喻问题，或以“比喻”为题，兼顾隐喻与换喻，前后二书之间的思想连贯性势必会更加兼顾。 （5）该著宏观部分是由上到下、由外到内、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的脉络布局谋篇的，这样的布局对宏观部分的阅读和理解是非常便利的，但在微观部分有违语言学习中从小到大的渐进过程，似乎仿照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提出的“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铺排脉络会更好些，即宏观部分保留，将后三编按从小到大的单位、由浅入深的程度、由微观到宏观的视角、由内到外的语言符号表意方式，排列为隐喻→句层→篇章，这样更便于语言符号表意和结构构建的顺序、规律和过程。 参考文献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3. 衡孝军.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的功能对等[J].中国翻译，2003.3. 胡壮麟.让符号学与语言学“联姻”——《现代语言符号学》评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0日. 贾洪伟.从符号学视角看歇后语的汉译英[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7.1. 蒋骁华.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6.另见蒋骁华.符号学翻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蒋骁华.非指称性与文学翻译[A]// 罗选民、屠国元.阐释与解构：翻译研究文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 李明.语际翻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0. 吕俊.文学翻译的符号学特征[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比较研究[C].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王铭玉.现代语言符号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曾江、郝欣.我为自己语言符号学学术生命制定了“四十年四个阶段研究计划”——访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铭玉[J/O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zx zb/201402/t20140226 973339.shtml,2014-3-20. From Grounding Breaking to Breaking New Ground: A Book Review of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Jia Hongwe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is pap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historiography, sums up the content,theoretical or iginality and features of Modern Linguistic Semiotics (2013), shows its academic stat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linguistic methodology, linguistic subfields, translation studies, etc. and finally, puts forth four points t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linguistic semiotics; linguistics; semiotics 作者简介：贾洪伟，男，河北永平府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教师，主要从事国外语言学典籍汉译史、中国现当代语义学史、中国翻译思想史、社会语言学、汉外汉学等，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部（100048），Email:yywhyj@163.com。 [1]当前大多数人以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一对语言符号结构关系。若取《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原本、英译本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1943）加以对比就会发现，现在说的“聚合关系”是索绪尔当年从社会心理学考察词汇网络关系时提出的“联想关系”，即语境外的词汇，当具有共同点时，就在记忆中关联在一起，形成组合，但在组合中每个词汇以不同形式关联在一起。索氏以enseignement为中心词构建了一个由enseigner、renseigner、armement、changement、éducation、apprentissage等所构成的大集合，说明“语境中语词的连结方式并非以线性为序，而是潜在头脑之中。这种关系在人脑中是以长期积累的词库形式存在的，我们姑且称之为联想关系。联想关系所构成的集合不仅只包括具有相同特征的词项，因为大脑也会识别每个词项所涉及的本质关系，从而依据所识别关系创建无数个联想集合（例如上述的enseignement例）。有时基于意义与形式可以建立双重的联想关系，但有时也只基于形式或意义建立单一的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存在两大特征，其一为序列不确定性，其二为数量不固定，前者是恒定的，后者只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即语言的形态变化，这种联想关系并非是开放性的，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态变化都是有限的。索绪尔认为，组合关系是“在场的”（in praesentia），存在于一个序列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现的术语（语词）之间，而聚合关系则相反，是“不在场的”（in absentia）存在于构成记忆库的两个术语之间。索绪尔以建筑物的立柱作比喻解释两者间的关系。他说，“从这两个观点看，一个语言单位可以比作一座建筑物的一个部分，如：圆柱。一方面，圆柱跟它所支撑的椽子存在某种关系，这两个共现于同一空间的单位所形成的关系，可比喻成组合关系。另一方面，圆柱是多里亚式（Doric），人们就会在大脑中将其与其他的建筑样式（如：Ionic‘伊奥尼亚柱式’、Corinthian‘科林斯柱式’等）相比较，这些并非在空间上共现的要素，就形成了联想关系”。从这个比喻的角度看，联想关系确实具有心理特征，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聚合关系”所无法取代的，因为索绪尔在阐述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时，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联想关系中的许多语词成员都潜在于人脑之中。（参见Saussure 2003:171-175）后来，叶尔姆斯列夫从纯粹结构语言学角度，对其加以批评，遂而改为“聚合关系”，因而索绪尔的“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跟叶氏修改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应加以区别对待。 [2]简单地说，产品语义学是研究产品语言意义的学问，其理论构架始于1950年德国的“符号应用研究”，于1984年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上得以重新界定，即产品语义学乃是研究人造物的形态在使用情境中的象征特性，以及如何应用在工业设计上的学问。产品语义学突破了传统设计理论将人的因素归入人机工程学的简单作法，拓宽了人机工程学的范畴，将设计因素渗透到人的心理和精神，参见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QH8f2j6P3ukAUeIXDDGLgFSGPbdpmQm6W-CVgt5-thEp9-vL-6JL0ihc7eL2zxBCP6o2jFUPL1UEmbxcLzjZta，2014-3-27. [3]设计语义学是将语义学概念和理论融入工业设计研究的一门学问，其研究主要对象是非语言符号，如计算机键盘、窗口、磁盘口、键盘等，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均可视为不同的非言语、非文字语言，却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语言，属于一种广义的语言符号。设计语义学研究符号的感情色彩，探讨符号（形态、图形、文字等）及其组合在产品中的含义，考察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对特定符号及其组合的理解和使用，探究各种符号语义的设计规律、组合规律和搭配方式，以便能够更好地为产品的销售服务，最终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和内涵。 [4]《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连载四篇有关符号学翻译理论思考的文章，即《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柯平）、《符号结构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张亚非）和《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郑伟波）。次年，在《中国翻译》第3期李锡胤发表《关于文学翻译的思考》，这四篇文章引发了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的浪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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