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壮麟 让符号学与语言学“联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4 中国社会科学报 胡壮麟 参加讨论
 翻阅《现代语言符号学》书稿，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他在第一编中作者不但概略介绍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内容，并且清楚说明“我们采取了双重意义学派的符号观，认为符号具有物质性，并且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社会信息。”符号既然具有“物质性”，那它就不仅仅是声音意象；符号能传递“社会信息”，那就得探讨社会是如何“约定俗成”的。其次，作者按照指谓关系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即征兆符号、象征符号、信号符号、语言符号和替代符号，这就修正了皮尔斯的传统观点。第三、作者指出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四大来源。第四、语言符号学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加和，它同时也包含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等领域的内容。 反映作者对符号学研究新视角的是本书的第二编：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类似的内容在2004年一书中是在第三章按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曼共八人分别介绍的。在本编中则分为十章，按各种思想和理论逐个讨论，如最能代表上述学者理论贡献的符号系统观与语言符号观, 符号的三位一体与分类，符号学的三个世界与论域类型，符号的二元分析与多元解读，符号的代码理论及生产理论, 符号的功能系统与双向模式, 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模式系统与符号域。在本书中作者还谈到了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 符号的结构语义分析与叙事语义分析。所有这些说明，一方面在治学方面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了解各种理论的优势和不足，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符号学研究中推陈出新，加速学科研究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在与本人的交流中谈到《现代语言符号学》除梳理历史，构建体系和打造基础外，重点放在指导语言现象的层次分析上。这就是本书第三、四、五编的主要内容，即篇章符号学研究，句层符号学研究和隐喻符号学研究。显然，在层次上作者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路子，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以语篇为本的思想，从事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包括本书作者都承认开创现代符号学研究的两位先驱索绪尔和皮尔斯所作的贡献，但也无法回避两位先驱者在理论上的截然对立，以至国内一些研究人员有时会为支持其中之一的观点而争论不休。从第三编的内容看，我发现本书作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时，力图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只是操作的天平似乎向后者移了一些。例如，尽管作者保住了索绪尔的组合和聚合理论，作者对“篇章”的重视是索绪尔不屑一顾的。又如，本章中的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及实体和形式两个层次的论述是继承索绪尔的叶尔姆斯列夫的结构主义理论或形式主义理论，但本编中的“语境”，如篇内语境、逻辑语境、篇外语境和认知语境及其形态又是典型的功能主义理论，由此引发的语用连贯更使人联想起皮尔斯。可以说 作者认识到对符号的产生，理解和应用离不开人与社会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作者也没有回避这些对立，而是力图在新框架中整合这些对立，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 作者在第四编“句层符号学研究”中也有许多新的见解。如果说索绪尔符号学的能指——所指观主要体现在词语层次上和他的组合观或结构观主要体现在句子层面上，那么，本书作者的广义层次观基本上包括了语言的准符号层次（以音位为中心）、语言的符号层次（以词为中心）和语言的超符号层次（以句子为中心），但作者没有就此止步。作者认为，符号学的语构、语义、语用三分法是句子意义研究的基石。意义是语言表达的中心，句法是表现意义的手段，语用则是把握语义句法组合所传递信息的外在因素。作者下面一句话更为精彩：“可以说，从符号学三平面出发来研究句子的意义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趋势，三者相互结合，突破了结构主义的桎梏，符合当代语言学发展的脉络，更符合社会科学中提倡人本中心主义的诉求。”这样，我们对 “现代”一词有了进一步的更加丰满的理解。 按常理来说，语言自上而下的层面应该是语篇，句子和词语，作者在第三编和第四编中讨论了语篇和句子两个层面后，在第五编满以为会讨论词语，但作者把讨论的主题定为“隐喻符号学研究”，令人叫绝！我认为原因有二，一则作者主要讨论的是符号学，二则隐喻更能说明符号产生的实质和过程。在一次符号学会议上，我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讨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把任意性放在第一位，那有关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一切研究都将是徒劳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呢？本书作者就相似性和象似性的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联姻”。在本编中，作者论述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表达层、内容层、功能层的区分，人的思维活动的动态性、开放性、理据性，建构隐喻的施喻者和解读隐喻的受喻者的主体因素，等等，都是为了说明和加强两者的联系。 最后，我顺便谈一下作者在本书中提到的、但尚未充分展开的一个观点, 那就是：“语言符号的象似性问题对应于符号的任意性，象似性与任意性是语言符号性质的两极，在任意性与象似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渐进的中间区域，而并非除了象似性就是任意性。”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模糊渐进的中间区域”源自逻辑学的“内在居中逻辑”。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没有中间状态，然而这种中间状态确实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包含中间状态的逻辑在数学上已得到证明，可解释各种复杂性现象。因此，处于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机关底层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已不能包括和应对所有人类所处情境，不能回答和解决人类社会和世界中的许多问题。基于这个原因，研究人员的注意力已从二十世纪兴起的学科交叉研究进入超学科研究。超学科模式关注的是利用“学科间，跨学科，和超越所有学科”的知识，求得知识和存在的统一，以了解当前世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强调“内在居中逻辑”，在于长期以来符号学研究者只满足于在索绪尔和皮尔斯之间站队，很少考虑世界是复杂的，人对世界理解的过程也是复杂的。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解决符号学研究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才能取得成果，才能创新，才能前进。 总的来说，本书对了解符号学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是一本难得的读本。其次，本书对如何从事符号学研究，给我国学者带来不少启示和灵感，让研究者们在纷繁的意义系统中，抓规律、找趋势、选择最佳可能性，并结合汉语符号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为符号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非常感谢本书作者，把我这个八十老汉拉了一把，让我跟着我国符号学的研究队伍继续向前走。 （本文作者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壮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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