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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四时佳兴”


    
    汪曾祺在作画
    
    汪曾祺画《杜鹃》
    
    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编辑这本汪曾祺先生的图文书。我很乐意做这么一件事,我以为这是对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这本集子里的一百多幅书画作品,绝大部分选取自《汪曾祺书画集》(2000年印制,非卖品),也有极少数的几幅,来自其他地方。书中所选文字,都摘自汪曾祺出版的书籍,以他生前出版的为主,主要来源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蒲桥集》《晚翠文谈》《汪曾祺自选集》《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卷》《老学闲抄》和《矮纸集》等,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为了更忠实于先生最初版本的文字。
    那么,选择配画文字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一、尽量使图文呼应,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所选文字多少与图有某些联系,要么是他生活过的或去过的地方,日后既有用文字回忆的,又有用书画表达的,比如关于张家口,他画了野芍药,又写了散文《坝上》;他画了昆明的火炭梅,又在《昆明的雨》中写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戴一顶小花帽子,穿了扳尖的绣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等等。要么某一件事文章写过,后来画或书法中,也有同样的表达。比如他画竹,题“胸无成竹”,而在散文中又谈到“郑板桥反对‘胸有成竹’,说胸中之竹,已非眼中之竹,笔下之竹又非胸中之竹。”(《创作的随意性》)比如他晚年画李长吉,而大学时期在昆明他就写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等。好在汪先生每有书画,都是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几乎很少写“成句”)。诗,多为自己的诗;画,也多为他亲见的。这些内容,书中占多数。
    二、部分读者熟悉的篇章中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受戒》《异秉》《陈小手》和《葡萄月令》等。摘录的部分是我以为比较精彩的段落,或者说是某篇中的“眼睛”。当然这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三、一些短文。汪先生有一些极短的文章,也就几百字。比如,《荷花》《下大雨》《题画二则》,对这样的文章,我就全文照搬了事。
    四、先生的旧体诗。
    编这个集子让我颇费了一番踌蹰,主要是在图文互见上费神费事。虽然我对汪先生的各类作品算是比较熟悉的,但真找起来,在他几百万字、几百篇文章中去找,还是很费事。有的似乎记得是在哪本哪篇中,真去找,又没有。反正自己肯定在哪看过,于是满书柜中去翻。汪先生虽然作品量不算大,但后来书的版本太多,版本之间又相互重复,因此查找起来就成难事。有时为某一句话,翻阅几个小时无果,只有放下。
    因为对先生的作品极为喜欢,所以做这样的工作也不嫌累。晚上下班,别人匆匆走了,我则尽量留下,这时候我一个人,是最安静的时候。可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一不留神,就是几个小时,只恨时间太快,日子太短。有时周末,到办公室摊一个大摊子,整幢楼都是我的,真有“虽南面王亦不易矣”之感。——这时候你最好不要来请我吃饭。
    因为是选取片断,因此就需要大量复印,还要使上剪刀和糨糊。对于剪下要用的,我妥善保藏;而对于那些剩下的,我都舍不得丢掉。我把一个一个七零八落、剪得缺缺丫丫的纸片,又“规整”得方方正正,摺好,有的揣在上衣口袋,有的揣在裤兜里,随处放一点(也是边角料利用,一笑),好随时取出一看。
    关于书名,就拟定为《四时佳兴》。汪先生生前多次写过宋儒的这两句诗,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四时佳兴”这个题目,在汪先生与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合作的《南方周末》专栏中也曾用过。当年题目也为先生所拟,并书以作为专栏的刊头。现直接移来,作为书名,我想是合先生心意的。
    今年是汪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的日子。
    认识先生时我才二十多岁,如今我鬓角也已斑白。真是人生苦短。前不久微信上传一个段子。虽然段子是俗气的,但也不无道理。说是人生就只有“三晃”:一晃大了,二晃老了,三晃没了。我现如今已“晃”了“两晃”,噫唏!——“譬如朝露”呀!说这个话,也只是感叹光阴易逝,并无悲苦之意。生活中还是快乐的时候多,比如读汪先生的书,就是一种甜美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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