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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安》 一 在一篇纪念恩斯特·布洛赫的文章中，斯坦纳谈到了“毕达哥拉斯文体”。由他的叙述可以得知，毕达哥拉斯文体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动人的精神创造力，它能够极大地召唤出个人内在的精神能量，为新的人物、新的感觉和新的可能赋形，并真正赋予世俗的、庸常的，甚至既有的文学语言一种全新的生命力。它有一种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形态，一种容易辨识的面貌，或曰，一种独特的叙事调性。这也是《希望原理》开篇的意义所在：“大写的第一句话像一曲晨歌，精神开始了伟大的航行：‘我们从零开始。’这是毕达哥拉斯文体的暗语。我们明天开始的这本书必须好像前所未有，像朝阳一样新颖动人。”[1] 斯坦纳所论针对的虽然是哲学文本的文体问题，但同样适用于文学文本。也就是说，要有写作的难度，要尝试开启写作的新的面目。这样的有难度的写作，写作者不是在既有的成规中展开，而是必须面对双重的写作的难题——对题材的发现和独特的艺术处理，或者，从根本上而言，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何以《长安》的作者要在后记中反复申明这一部作品写作的缘起——为何以及如何去写军工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且与工友们保持着长期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作者深感“军工人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欢喜和烦恼，需要着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他们跟共和国一样经历了种种磨难，即使个人蒙受了难以承受的屈辱，即使心爱的事业跌入了低谷，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不变”。然因军事工业为“大国重器的诞生之地”[2]，故而军工人的生活故事即便包含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柴米油盐，但在这一种普通之外，仍因与时代和历史宏大问题的密切关联而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广的意义。 或基于上述思考，作者对这一部历时甚久，且增删多次的长篇小说所涉及的历史内容的个人的思考，以及具体的“展开”方式，都有较为细致的说明。这一部起自共和国成立，随着中国社会巨大变化而共同展开的故事，有着波澜壮阔的视野、结构和与之相应的故事，但个人的命运，人身在历史巨变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种种细微的故事，仍然被选作叙述的“核心”。它们蕴集着一种博大而厚重的历史能量，足以将一切史事、人事、物事挟裹而去，进而自行呈现其本来面目。但作为小说叙述的重心的，不应仅是既往同类题材中关于诸种“方案”的观念之争，而“应抓住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故此，作者“将人物置入巨大的工业齿轮中去咬合去博弈，以便释放人物内在的性格”。如此，则工厂甚至工业并不仅属一种背景，以之为基础，凸显的是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境遇中人物“灵魂的轨迹”[3]。 这种“灵魂的轨迹”不仅是个人身在历史巨变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种种境遇的心理反映的聚集，而是包含着个人与时代、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矛盾纠葛的复杂问题。生活于《长安》所描述的世界及其所涉及的复杂的历史境遇的若干人物，不论主次、大小，几乎都有其个性，有其自身的“历史”和需要面对的“现实”，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间，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部五十余万字的小说的核心内容。随着历史帷幕的徐徐展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在其生活世界中的希望与失望、爱与恨、坚守与挣扎跃然纸上，具体可感也动人心魄。 二 要写出军事工业中“这一个”的“灵魂的轨迹”，“贴”着人物写，成为作者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在小说的叙述过程，没有采用‘上帝之手’，而是从一个个人物的视角来展开故事，试图让读者在不经意间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沿着人物的思想张力去感受个性的情感脉络，也使人们对这些已有模糊的形象有更深切的理解。”[4]“要贴到人物来写”，这是汪曾祺当年从沈从文课堂上学来的写作方法，而照汪曾祺的理解，沈从文此说的意思是“笔要紧紧地靠近人物的感情、情绪，不要游离开，不要置身在人物之外。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拿起笔来以后，要随时和人物生活在一起，除了人物，什么都不想，用志不纷，一心一意”[5]。以汪曾祺对沈从文说法的解读为参照，可以审慎地认为：无意于在第三人称叙事（即其所说的“上帝之手”）的视角中展开故事，意图写出人物复杂细腻的心理过程，却不是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这是《长安》叙事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 且看小说“开篇第一回”，即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文字：“谁也没想到，忽大年居然在绝密工程竣工典礼前醒过来了。”这一近乎《百年孤独》开篇的文字引发一系列重要问题：忽大年为何以及如何被袭？袭击者究竟是何人？其背后是否存在着更为隐秘的力量？上述种种问题，也成为困扰该书第二号人物黄老虎的重要疑难。黄老虎为保卫组长，负责警戒以及总指挥的安全问题，如今总指挥被袭，自己却毫无头绪，怎能不教他心烦意乱？他走进工地，看着不远处巍峨的秦岭以及秦岭脚下大大小小的帝王陵寝，便将此事自然地和文物引发的种种“冲突”联系起来，然而一旦将目光投向整体的国际形势，他又觉得总指挥遇袭，也极有可能是潜伏在暗处的特务所为。兹事体大，不能仅靠猜测，他继续前行，走到原万寿寺，如今是工程指挥部的庙门前，由大雄宝殿法相庄严的佛祖雕像，联想到苏联人对工程安全问题的意见，思绪最后落在了该书的又一个重要人物忽小月身上。忽小月是忽大年的妹妹，时为俄语翻译，后来在《长安》整体故事中有着比较重要的典范意义。黄老虎想到，忽小月虽是翻译，但在长安人和苏联专家之间起到了远超翻译的作用，以至于“好多人半真半假地说，八号工程能够顺利竣工，蓝裙（忽小月）姑娘立下了不朽功勋。有人把这话嬉笑着告诉了小翻译，好像姑娘也是这样认为，一对酒窝马上浮出来，两根麻花辫左摇右摆，脚下也腾云驾雾般浮起来了”。——这都是保卫组长黄老虎的所思所想，然而，写到这里，作者忽然笔锋一转，去写忽大年的“心理活动”（当然也杂糅着全知视角）： 我说月月啊，你就不能谦虚一点吗？ 忽大年每每听到这些话，必会这样追上去狠刺一句，让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顿生无趣：这个工程可是国家项目，最大的功臣是北京，你们凭什么在这儿评功论赏，小心我把你们都挂到二梁上晒太阳。蓝裙姑娘好像对总指挥不那么礼貌，总会下巴朝上一顶说：啥叫二梁啊？[6] 接下来，忽大年开始反思自己此前行为的疏漏——不允许警卫员贴身跟随——以至于给暗中的敌人以可乘之机。随后，笔锋再转，去写警卫员在总指挥遇袭那一晚所见所思。其见其思，最后也成为八号工地上的人的普遍想法，搅扰得大家心慌意乱，几近六神无主。 如上所述，第一章第一节篇幅并不长，但在不长的篇幅中，叙述视角很自然地发生了如下转换：全知视角—黄老虎—忽大年—警卫员—全知视角。在具体的转换过程中，全知视角也时隐时现，因之转换虽繁，却自然妥帖，毫无生硬之感，几乎在读者不知不觉间，转换便已发生。这是《长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多重视角的融合，不仅有助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现故事和人物的复杂肌理，也有助于敞开更为广阔的叙述空间——作品的视野和人物心理的深度均由此打开，且可以容纳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不仅成为全书故事一个极有意味的开篇，也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当然，最应注意的还有，它还以寥寥几笔，为此后故事中的数个核心人物画像。忽大年、黄老虎、忽小月，忽大年与忽小月的基本关系模式——这是全书重点描述的重要部分，以及那个隐藏其后，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而逐渐显影的胶东女人黑妞，几乎都在这一节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为全书故事奠定了一个颇有意味也深具吸引力的叙述的基调。 但从全书故事和叙述重心看，这种写作方式与沈从文所论，在汪曾祺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印证的“贴着人物写”并不全然相同，而是更为接近柳青在1950年代末写作《创业史》时对艺术手法的自我探索。“要使作品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艺术技巧方面一个较大的问题。”出于这一考虑“《创业史》第一部试用了一种新的手法，即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了。内心独白未加引号，作为情节进展的行动部分；两者都力求给读者动的感觉，力戒平铺直叙，细节罗列。我想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7]因此，在《创业史》第一部所展开的复杂的生活故事的整体进程中，不仅梁生宝、徐改霞的心理得到了堪称细腻、深入的描绘，姚士杰、郭世富等作为梁生宝互助组对立面的心理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他们共同表征着1950年代初时代的整体氛围中，面对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色人等的行为选择及其心理动因。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落实了柳青关于书写新的时代中的新人物的新观念、新情感和新心理的初衷[8]。 具体出发点虽有不同，《长安》以近乎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细致描绘人物心理的尝试，却可谓达到了与《创业史》相通的效果：写出人物复杂而深刻的心灵的辩证。这种心灵的辩证因关联着更为复杂的时代问题而有着重要的典范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忽大年便需要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个人角色和观念的转变，即便对戎马生涯十分“不舍”，他仍然必须接受来自上级委托的重任，去西安创建长安机械厂，生产并研发新的武器，期间艰难无需多言。但恐怕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此后三十余年间，自己逐渐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之中，甚至多次面临危险而难以自救。原本与他感情甚好的黄老虎转变成为他制造生活矛盾的重要人物，原因不过是“觊觎”他的位置。而近三十年间外部世界总体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使得他必须面对接二连三的冲击。作为一名军工人，一位具有不可撼动的党性和家国情怀的领导，一个照世俗观念看未必那么称职的丈夫、哥哥和父亲，身在亲情、事业，普通生活责任和国家利益的复杂纠葛中，忽大年的心理及其变化具有无可置疑的典范性。他的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欢乐、坚守和时常显现的无奈和无力，不仅表征着一代军工人较为普遍的生活境遇和他们的精神坚守，也表征着一个普通人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之时的心酸。《长安》以其对忽大年这样的人物心理的细致书写，写出了军工人的伟大，也写出了他们平凡而普通的内心。不仅忽大年心灵的辩证包含着复杂的时代命题，黄老虎、忽小月、连福、黑妞等等人物心理也细腻丰富，他们构成了忽大年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中的种种别样的“声音”，也构成了几乎可以和忽大年的观念分庭抗礼的另一种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方法。这一种笔法，在多重意义上接近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述”。 三 最能集中体现《长安》这一特点的，是第四章第七十三节。其时，忽小月已因难于承受门改户的恶意攻击而跳塔自尽。她的毫无顾忌的纵身一跃，的确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长安引发了各色人等因怀有各种心思而产生的不同心理波动。作者极为细致地描绘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这也成为《长安》中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一节，是理解和阐发其艺术特点的典范。最先赶到现场的是忽大年的妻子靳子，看到忽小月的惨状，靳子不禁悲从中来，联想到此前她间接阻止忽大年帮助忽小月的举动，更是深感自己应对忽小月之死负有责任：“月月啊，你为啥要走这一步呀？你哥已经准备调你回机关了，昨晚上你到了门口咋不进来？有多大的事你说嘛！咋能走这条路呢？”[9]像是对死者倾诉，其间却也包含着巨大的自责和愧疚。同样，与忽小月交往甚笃的黑妞赶到现场以后，脑海中不断浮现忽小月在与自己交往过程中种种热爱生活的表现，无法接受也不能想象忽小月何以至此，而自己原本是有机会阻止忽小月轻生的：“好后悔啊，见到那包衣服就该去找月月的，找到她一切都会避免，都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的，可是自己怎么这么笨呢？笨得月月要去寻短见了，自己还想安安稳稳睡个觉？”[10]作为忽小月的至亲之人，忽大年的悲痛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他既为忽小月之死痛心疾首，但多少也有些爱之深责之切的意思。但斯人已逝，内心的悲痛仍然难以言表，也深感人生之吊诡与无常：“最让忽大年悔恨的是，前天他已经签发了妹妹的调令，可就在那天她搞出了一张‘苦恼’的大字报”，让他一时陷入被动局面，“我的傻妹妹啊，这不是给哥哥脸上抹黑吗？有这样当妹妹的吗？现在你撒手人寰了，就把痛苦都留给你的亲人了。”[11]当然，最该为忽小月之死负责的是那个宵小之徒门改户，面对忽小月死亡的惨状，这一个穷凶极恶之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毁灭证据以自保。很快，门改户便支走了知晓此事的苑军，且直到他自杀身死，此事的真相也未公之于众。恶人虽死，但善良的人内心的悲痛又如何平复？《长安》耐人寻味的这一笔，或是在说明世事之无常和人性人心的复杂，以及为善作恶似乎在转瞬之间。然而，即便洞见于此，善良的人似乎也莫可奈何，这真是人生的无奈处。靳子、黑妞、忽大年，以及此后焦克己、释满仓的悲痛虽不乏共同之处，也各有其基于自身思虑的极具个人化的情感反应，再加上门改户，忽小月之死，已然引发了长安厂上下不同声音的交汇，有着类似多声部杂语共生的叙述特点，是《长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部第七十三节虽然典型，但所涉问题毕竟有限，难以窥得《长安》整体性的叙述特点。自书中人物和故事的整体状况看，其中最为重要也各具一定的代表性的“声音”，是忽大年、黄老虎、忽小月、黑妞和释满仓。先谈黄老虎。这是曾与忽大年一起浴血奋战在前线的人物，也曾和忽大年有较好的关系，但一当到了长安厂，与忽大年成为上下级，谋得高位以光宗耀祖的世俗执念便与日俱增，以至于成为忽大年在长安厂最大也最为顽固的对手。在忽大年事业多次起伏的关键点上，几乎都有黄老虎或直接或间接挤兑甚至坑害。黄老虎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转变，自然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在同时期的同类作品中，这样的人物也并不少见。作者详细叙述他的行为和心理，似乎也意在映衬忽大年精神坚守的不易和高贵处。相较于忽大年、黄老虎惊心动魄的革命“前史”，忽小月虽也参加革命，却始终在另一层面，机缘巧合学习了俄语后，成为长安厂初建时期与苏联专家沟通的重要人物，也为长安厂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堪称复杂的生活际遇并未教会她随世俯仰以明哲保身的方法，她的心底可谓一派天真，全无体察周遭环境及人心的能力。正因此，她得到了众多工友的喜爱，也极易成为别人攻击忽大年的把柄，常被利用而不自知。比如她不顾兄嫂以及周围人的反对，执意要和有历史污点的连福恋爱，在苏联进修期间天性释放，与苏联专家交往密切而被人诬告，从此背上行为不端的污名，再如她几乎毫无心机，在特殊时期贸然给苏联专家去信，希望对方帮助自己解决其时面临的技术问题，以至于将自己置入不测之境，也连累得哥哥忽大年党委书记职务一时不能落实。在与红向东交往之后，她也不能察觉参与前者策划的事务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仍然天真地写了那份几乎直接导致她自杀身亡的大字报。也正因心地纯良，她不能在身处险境之时努力自全，也无法坦然应对他人的恶意构陷，内心焦虑如焚，却也不能自解。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忽小月的情感、心理以及因之生发的种种行为。忽小月因此成为《长安》中的又一重要“声音”：不谙世事，对人坦诚以待，全无应世的心机，如内心自由的精灵。这样的人物，如在全书结束之际时代变化后所开启的新时期，则会如鱼得水，但身在特殊年代，又置身特殊的生活际遇之中，她的生命悲剧，因之有着极为浓烈的时代印记。 在《长安》核心故事发生的年代中，释满仓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另类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受戒》以降的新的历史语境下，不仅数量增多，也足以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维，但在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这样的形象几乎全然消隐。这其中当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时代和现实问题，此不赘述。释满仓原为万寿寺的和尚，在寺庙改为工程指挥部之后不愿离开，便被招进长安厂，成为厂里第一代工人，但即便时代已经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巨大变化，释满仓此前所接受的佛家的观念却并未就此消失，他反对在寺庙原址食用荤腥，处处与人为善，从不参与世俗的恩怨纷争，尤其是他也喜欢天真美丽的忽小月。故而在忽小月不幸离世之后他悲不自胜，以至于悄然离开长安厂再到秦岭山中重修万寿寺，日日为忽小月祈祷。他身上无疑携带着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代表着以佛家的眼光观世处世的方式。在写作《长安》之前，作者曾长期致力于文化随笔的创作，对传统文化以及陕西历史文化遗存极为熟悉，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叙述释满仓的心理和行为以及连福意图发家致富而搜罗并私藏青铜器时偶然提及的传统文化知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释满仓也是书中颇为重要的一类人物，他的生命遭际贯穿了作品所叙述的三十余年。而他的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在这三十年间可能有些违和，但上推数十年和下延数十年，都是具有一定的典范性的重要形象。他的生命观念，或多或少也影响到渐至老境且因亲人相继离世而有无限的生命感慨的忽大年，成为《长安》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 如前文所述，忽大年在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巨变中个人生活、精神、心理的变化，是该书浓墨重彩的重要部分。虽然必须面对来自生活世界的种种挤压，甚至一度身处低谷，但忽大年仍然秉有坚钢不可夺其志的内在的精神坚守，即便在特殊年代被两派力量控制，存在性命之忧，他仍然将国家利益视为需要坚守的唯一原则，为此即便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在特殊年代被关进牛棚，即便随时有生命危险，忽大年仍然拼尽全力推动长安厂的科研工作，还“伪造”绝密任务，险些遭遇不测；此后又为了试验的正常进行，甘冒丢掉职位的危险，将原本固定使用的经费挪作他用，也险些遭到处分。如作者后记中所言，的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现实的局限，即便是重要的人物也可能面临具体的限制而不能放开手脚大展宏图。“从一般意义上讲，工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农村大不相同，呈现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状态，基本上是由国家逐级选择试点，自上而下渐次开始的。”因此，“主人公屡次冲击计划体制的窠臼，正是工业领域改革的先声”[12]，即便面临不测之境，面临被误解被挤兑的处境，忽大年从未灰心和懈怠，而是始终坚守着内在的精神信念，深入理解他身在现实矛盾纠葛之中的精神坚守，自然不难体会“今日中国崛起的秘密！”[13] 全书故事终结于改革春风初起之际，不难预料，如果作者再接着去写长安厂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语境中不同人物的生命故事，那么，很有可能，逐渐强大的“声音”一度不再是忽大年，而是黄老虎、连福、忽小月甚至释满仓。这里面自然包含着时代变迁后的观念的转换，也包含着普通人的观念、情感和心理的转化。作为《长安》故事的继续的另一部书，也自然会具有更为浓烈的“复调”特征——那是其将要叙述的时代风格的必然要求。 四 最后，还应该再谈谈《长安》故事的实与虚。毋庸讳言，作为书写军工人生活、情感和命运的长卷作品，《长安》的故事，必然不会局限于“长安”，而是与其时中国所面临的更为宏阔的现实密切相关。“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14]诚哉斯言！虽如作者所述，《长安》的故事无意于聚焦上层的政策和观念的变化，而是以此为背景，书写军工人灵魂的轨迹。但除了忽大年等人因偶然机缘参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军事事件外，核心故事几乎都围绕长安厂展开。但是，无论作者如何以浓重的笔墨详细叙述长安厂的生产和生活故事，构成这个整体的“中国社会主义重工业的‘创业史’”（李敬泽语）故事的底色和核心的，仍是共和国三十余年间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这些都构成了长安人身处其中的背景，影响甚至左右着他们的情感和命运。 如果将发生于长安厂的具体的故事视为《长安》的实境，那么，作为实境背景的三十余年间宏阔的现实变化，则是作品的虚境。虚境虽虚，却是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也不可或缺。无论忽大年、黄老虎、连福、门改户这种直接参与长安厂的现实进程的人物如此，那些似乎处于边缘的忽小月、黑妞和释满仓也是如此。书中还有几处关于幻象的细致描述，是虚境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几处幻想叙述，均和忽小月、毛豆豆之死有关。毋庸置疑，叙述忽小月与毛豆豆之死的部分，是书中极为感人的重要篇章。忽小月和毛豆豆生活境遇、情感等等都不相同，死亡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但读到这些部分，读到她们年轻的生命香消玉殒的瞬间，如何不教人潸然泪下？！毛豆豆和忽小月之死，也是让忽大年始终无法释怀的重要事件。当结束任务，返回长安厂时，忽大年深知毛豆豆已然不在人间，但却在恍惚间发觉有一人酷似毛豆豆，交谈之下，才知道那是毛豆豆的妹妹毛粒粒。其实哪有什么毛粒粒，不过是他在悔恨、自责和思念中产生的幻象。这幻象中包含着忽大年最为真实的内心图景——死者虽不能复生，但有另一个人物可以承载思念，寄托个人的哀思，以及巨大的无力感，也是好的。同样，在忽小月离世之后，忽大年心劳神伤，难以自持，常在恍惚之间，发觉忽小月仍在人间，一时欣喜万分，然而一旦醒悟一切皆是幻象，更是悲从中来、情难自抑。这种种逝者魂魄再临的描述并非虚妄，而是寄托着生者良善的愿望和无限的哀思。对忽大年这样的从不相信鬼神之事的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而言，这种种幻象背后所呈示的面对死生之际个人内心中巨大的无力感，实在叫人动容。而也正是理解和洞悉了这种无力，在渐入老境之时，忽大年发愿再努力拼搏，希图有大的作为。上述幻象中所呈现出的个人对死亡所体现的生命的限度的深刻体会，应该说是重要动力之一。这种虚与实的交织互动，因之既深度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也有力地拓展了作品的意蕴空间，是《长安》重要艺术特点之一，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注释 [1][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2][3][4][6][9][10]⑪[11][12][13]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468-469页、470页、471页、5页、324-325页、326页、326页、470页、471页。 [5]郜元宝：《“要贴着人物写”——“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7]柳青：《艺术论（摘录）》，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0-81页。 [8]参见杨辉：《总体性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0期。 [14]孟繁华：《家国大叙事和情感内宇宙——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方面》，《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