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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雪是近年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长篇新作《无敌之年》延续她对故乡/小镇的书写，以叙事者兼主人公李春日的视角，讲述这个在灰烛镇成长的女孩离开家乡多年后重返小镇，在记忆中打捞起昔日的旧事时光，进而重新审视故乡和自我的故事。 这个从离去到归来再到离去的行迹，意味着《无敌之年》首先是一个“返乡体”的故事。这种“返乡叙事”基于家乡成为故乡乃至异邦，非但无法重新联结起与家乡故土的血脉根系，反而越发成为与自我的阻隔和情感的凉薄。“返乡叙事”似乎天然地带有伦理上的“两难”——正如柄谷行人说风景的发现基于对外部事物没有关心的“内面的人”，而重返者的外在视角却难以抵达故乡小镇的文化肌理，最终沦为重返者虚诞的审视，甚至不啻为行动的幻觉。但真正意义上的重返又何其艰难。“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间的须臾、生命的无常、记忆的不可靠，无法企及的不只是沧海桑田，还有时过境迁的自我，充其量是刹那间的恍然。 好在《无敌之年》并非近来火热的非虚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返乡叙事”的两难。但叙述者的视角仍在这个返乡故事中占有绝对的支配权，体现为小说基于“我”（李春日）重返小镇后的记忆重构。这种记忆不同于回忆对过往的保存珍藏，而毋宁说是对往昔的重组。这使得《无敌之年》对灰烛镇的想象明显带有叙述者个人的印记。幼年的李春日觉得灰烛镇是世界的中心，日子过得既穷苦也自在，成长中逐渐尝尽人间冷暖，就连家庭也未带来温暖，只是和玩伴度过了少年时光，30岁重返生活二十年的小镇让她重新审视这里的风物和习俗。因此，《无敌之年》区别于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而更接近于近年来出现的“小镇故事”——前者基于主体对乡村自然风光的抒情化的想象，而隐含着主客体双方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后者则是基于城乡不断分化融合出现的新型地域的书写。这种混杂着多重经验的小镇故事，构成城乡中国之外的另类叙事，呈现出地表沟壑纵横般的复杂交织的形态。海岛上的灰烛镇固然心远地偏，却也意外呈现出多种地域文化并存的样态，不只是固守传统观念的狭隘之地，还有混杂着鬼神崇拜的民间风俗，以及经济特区开启的激进现代化之路，对古老事物的冲击。 不妨说，《无敌之年》中的灰烛镇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层面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1988年出生的李春日的个体成长史的背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转型，不仅具体表现为小说中陶瓷厂的由盛转衰，更体现在氤氲着的无处不在的颓圮没落的气息。但小说的重点不在于展现这个訇然巨变的时代，还是交还给灰烛镇上无数幽暗哀叹的生命。《无敌之年》不惜用大量笔墨描述小镇生活，包括李春日和伙伴们玩耍和她不幸的身世命运，以及总是被真实或死亡阴影支配着的莫名的恐惧。但苦难似乎并未促使她在心智上的成长，反而在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里遭受时间的碾压。 《无敌之年》以时间顺序结构小说的文本，但小说中的时间却未必按照自然时间叙事。因为小说的时间明显带有叙述者记忆而形成的心理时间，体现为主人公对自身经历的回溯。这种回溯使得主人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成为重新理解命运的方式，不啻为运用时间的诡计，结果是李春日的个体成长乃至灰烛镇的小镇故事，成为叙述者重新发现童年和自我的过程。这不仅是指重返故乡的李春日越发意识到小镇的保守和传统，更是这个过程中自我的重建。《无敌之年》为此设置了镜像般的李清修来衬托主人公的成长变化。和同龄玩伴李清修相比，童年时的李春日似乎在各方面都不够成熟，但在对探索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上却是旗鼓相当。尽管“我们在彼此的探问中知晓对方仍然有未曾改变的东西”，但在不断成长和离开家乡后，李春日对世界和自我有了新的理解——“只有懂得被恶意包围的过去，才能削掉作品的表层，看内核到底有什么。” 因此，与其说《无敌之年》显示出记忆的不可靠，不如说记忆在时间的萃取下获得重生，完成的是“自我的重建”。这种“自我的重建”基于重返故乡后获得的对记忆和时间的重构，告别了灰烛镇的疤痕和它留下的任何晦暗不明的悲伤阴霾，更不再有过往身份焦虑的自我。从这个角度说，《无敌之年》对故乡的重返就带有精神还乡的意味——因为只有在实体意义上的故乡真正土崩瓦解之后，才真正开启了具有生长性的自我的更新。这就好比鲁迅所说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却也反证其曾经存活过的痕迹，而死亡的生命虽已腐朽却也还非空虚。这也就解释了小说的最后，李春日想“把自己的过往烧掉，既献祀了时光，也埋葬了青春”。最终是，“曾经的岁月堆积如山，变成无人问津的垃圾场。我在这无敌之年里，以此为养料，收割荒芜，播下全新而未知的丰茂”。 癸卯年正月初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