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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我与某出版社人文中心负责人逛书店，他拿起叶兆言的新书《南京传》，说：“最近，这本书卖很火。你可以写本《厦门传》。”我说：“不敢！我虽然也算厦门人了，但要写这样一本书，至少还得狠读它三五年。”因为这个缘故，读到何况、李启宇的《厦门传》时，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先秦时代，史官是非常牛的。历史上的史书一般都是官员写，司马迁在《史记》中自称“太史公曰”，司马光则自称“臣光曰”。后来史书一般是历史专家学者写的，姑且说姓“史（学）”。与史书相对应，各地有一种史书叫“志”，如府志、县志等，都是当地行政主官主持修纂，当代仍然如此，可谓姓“官”。那么，城市传贵姓？ 《南京传》作者叶兆言是小说家，他就是南京人，一直生活在南京并研究南京。《北京传》作者邱华栋也是作家，鲁迅文学院院长。他是“新北京人”，但多年生活在北京并研究北京。《厦门传》作者之一何况是报告文学作家，多年生活在厦门并书写厦门；另一位作者李启宇则是当地文史研究专家。从作者的角度看，城市传可谓姓“文”。 历史是“过去”的，但史书是“活”的。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说：“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历史，因为尽管过去发生的事本身不会发生改变，但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每一代人都要对过去提出新问题，发现与现在相似的新领域，再现先辈所不同的侧面。”①早在1941年，中国历史研究会谈到了历史的现代阅读问题，明确认为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类书不适合于学习历史的需要”（对于研究历史另当别论），因为一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二是对于人民生活境遇记载非常简略，三是最重要一点“我们要探求中国社会循着怎样的道路向前发展，而这类书却竭力湮没或歪曲发展的事实，尽量表扬倒退停滞阻碍社会发展的功业”②。史书的现代重写早已结硕果，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迄今畅销。地方史志的现代重写，或许可以说城市传的出现算是一种突破。 地方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横排坚写，疆域、山川、物产、城池、公署、津梁、户口、学宫、圣祀、群祀、民祀、官师表等等，先分门别类，然后分别从古写到今。但因为当地人名、地名太多，外人是很难读下去的。近40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只不过延长了时间，套路没什么变化，仍然令人难以卒读。当然，它的宗旨就不是让人通读的。地方志分支城市志，汉代就有《长安图》，南宋有《临安志》，近代有《天津志略》等，内容与形式差不多，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章结构。近年出现的城市传有了突破，首先是其“身份”的突破，不再姓“官”，也不再姓“史（学）”，而姓“文”。城市传重在表述一个城市独特的人文，有着强烈的作者个人情感，正如《北京传》所强调：“这是一个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又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人记忆。” 毛姆是普鲁斯特的狂热仰慕者，但觉得《追忆似水年华》“即使大删特删仍不可能删到合理的规模”，而这“浩瀚巨作的浓缩本，省略已被时间削去价值的部分，只留下小说的精华，亦即具有永恒趣味的部分。缩减后的《追忆似水年华》仍会是一部鸿篇巨制，却是不折不扣的上乘佳作”③。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托尔斯泰等人的长篇小说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借用毛姆这话来说，史志当中“已被时间削去价值的部分”更多，比如圣祀、群祀、民祀，在古代非常重要（国家最重要的大事是祭祀与军事），但在现代几乎毫无意义。古代的城池、公署之类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对现代普通读者也没什么意义。城市传借鉴了国外史学新新形式，邱华栋《北京传》后记中说：“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城市传精心选取了史志当中“具有永恒趣味的部分”，加以文学性的描叙。 偌大南京，如果按老套路去写史写志，作文献意义上的史料复述，开篇不写旧石器新石器，也得写西周的封地，楚设棠邑，吴建濑渚邑，然后是越灭吴、楚灭越。可是叶兆言不，他在《南京传》后记中坦言“想写出与以往不一样的东西”，开篇第一句：“南京的城市历史，应该从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南京有“六朝古都”之誉，他着重写这6个朝代（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及南唐、明朝及民国时期，突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性格史”。他说：“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没出息的小故事。”④城市传基于历史，但不奢望什么事件的真相，什么历史规律之类；它着眼于当地（城），但不奢望包罗万象，专注于“这一个”城市的“人”。邱华栋说：“在我看来，城市 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人创造了城市 ，但城市自己也在不断地生长……”⑤这就是说将城市传视同人物传，而且是“活着”的。因此，它首先是文学的，实现了史志体例创新的突破。 《厦门传》是生活在厦门市区的人的性格史。人道厦门岛“自宋以上无可考”，可是《厦门传》着眼于人，开篇《新城秋宴》，写中唐时期怀化大将军、“开漳圣王”陈元光的诗《漳州新城秋宴》，此新城即今厦门城。虽然彼新城不见衙署，但已经有“人”，他们正在修筑新城，在开创新的历史篇章。 史书特点是“以事系人”，现代史书没有人物传，历史人物更须依赖于事件。那样的人物往往概念化，标签化。城市传也许可以说“以人记事”，以人物铺陈历史事件。《厦门传》后记坦言：“本书呈现的厦门故事，或许有别的叙述逻辑，但在我们的思考路径中却是这般模样。”究竟哪般模样？掩卷之际，我眼前好似一条用人物缀串起来的珍珠项链，对于厦门城的发展历程留下了生动的印象。 厦门历史的重头戏在于明朝之后，多涉两岸及我国对外关系，郑成功、施琅、林则徐等人物都曾是主角。《厦门传》写道：“史学界将郑成功这次军事行动定义为‘收复台湾’，是基于以下认识：从国家层面，台湾从外国人手里回到了中国人手里；从个人角度，郑成功重新夺回了父亲郑芝龙等父辈最早开发的台湾南部土地。”这样，既有宏大叙事，又关注具体的人的命运。1680年清军攻占厦门，八旗兵“进取民间家赀，荡焉一空”。《厦门传》写道：“这座小岛方圆不过百里，比于大清王朝广柔的国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在兵灾匪害中煎熬多年的岛民来说，这座小岛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一切。”读着这样的人文关怀，我为之动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米养百样人。厦门城从不同的历史走来，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史”。华侨华人问题专家黄猷曾说：“为这种文化所化的一代、两代鼓浪屿人，男士是昂藏、洒脱而敬业、勤谨，女士则是修整、大方而喜乐、恬静，一群群男女青年走在街上就是一道道显得超凡脱俗的风景线。这是真情的流露而非对英国绅士、淑女贵族气派的仿真。”在《厦门传》中，可以读到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不那么著名但是栩栩如生的人物扑面而来。 如今的厦门被称为“海上花园之城”，岛上有湖，湖上又有岛，“鸟是树的花朵”，美丽，宜人，因此我也成为“新厦门人”。但厦门并非从来如此，相反曾经有人将厦门与土耳其的城市视为世界上最脏的城市。这当中的巨变，疑聚着多少人的心血，意味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厦门传》没有忘记那些功臣，比如直言“厦门着实应该感谢林国赓”。 历史叙事小说化现象由来已久，我们读从《史记》中节选的课文《鸿门宴》不像读小说吗？只不过现在有些人物传记或大众历史的小说化现象太滥，盲目虚构场景与细节，好比洋酒加冰块太多，淡然无味，让我等“酒徒”没了酒兴。《厦门传》也求可读性，运用了不少文学手法。如： 那一天，隆武帝召黄道周、何楷等诸文武入朝，会议战守之策。郑芝龙首站东班。大学士何楷看不惯他那一套，当场责之曰：“文东武西，太祖定制。今尔妄自尊大，不但欺凌群臣，实目无圣上。” 郑芝龙反驳道：“文东武西，虽古来定制，然太祖已行之，徐达业站东班首。” ……隆武帝无奈，只能“各为慰解”。自此文武不睦，郑芝龙暗自打起小算盘。 这段叙述也显然小说化，所不同：一是有依据，交代来自江日升《台湾外记》，二是节制，没有添枝加叶，好比酒中冰块添加恰到好处，既可信又比直引原文更好读。 《厦门传》是可以通读，可以一口气读完的。如果问：“城市传，您贵姓？”我想，城市传会笑盈盈回答说：“免贵，姓文。”城市传不是官人也不是专家学者正经危坐写的，而像风景区美丽的导游且行且说，让人感到亲切。 《厦门传》是外文出版社“丝路百城传”之一，“城市传”方兴未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