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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落叶》 广西作家黄佩华的小说近年来多以老年人和中年人为关注对象，这些角色中大都凝练了作家深沉的人生体悟。初读黄佩华的短篇小说《落叶》，会让人产生“落叶归根”的联想。业经反复思索之后，又会慢慢咀嚼出这篇小说的深意：它以“只道当时是寻常”的笔致揭示了老年人的某种身心痛楚，甚至颠覆了“树挪死，人挪活”的惯常认知，形成了让人感喟不已的时代症候叙事效果。在小说《乡村大厨》中，黄佩华以年轻人的视角写出了乡村的“逆袭”与颓败的双重性。对照而言，《落叶》则是黄佩华以老年人为对象试图对以“家”为核心的精神原乡展开“重返”。 小说《落叶》在质朴如乡的笔调中揭示人生暮年的精神哀恸，在跳跃的片段里勾勒一个乡村家族的命运截面。黄佩华透过年届暮年的阮正西酒后突发脑梗致使瘫痪却执意回老家疗养的故事，写出主人公大半生坎坷的家庭生活与难以言说的晚年心境。小说在渐进式的交错叙事中写出了阮氏步入晚年的多重悲歌。 一 阮正西和覃梅花的人生轨迹中交织着他们命运的曲折多舛。小说在简洁流动的笔调中回顾了阮正西的人生片段。年轻时身强力壮的阮正西退伍后当上了乡派出所负责人，与小学教师岑丽莎结婚生子，也和乡政府工作人员黄国林成了酒友。黄国林的妻子覃梅花是派出所隔壁供销社的售货员。阮正西经常帮助覃梅花一家，并一直和他们保持密切的交往。天有不测风云，覃梅花刚过五十岁时丈夫黄国林不幸突患脑梗离世。两个女儿也因工作无法照顾寡母，在多重打击下覃梅花患上了抑郁症。而阮正西刚刚退休时妻子竟罹患癌症撒手西去。他一度整日借酒消愁，颓唐度日。患难见真情也塑造真情。借着酒精的作用，阮正西向覃梅花发起爱情攻势，两人结了婚。和大多数小说一样，年轻时阮正西对覃梅花的帮扶埋下了日后相伴的伏笔，晚年鳏寡的命运则让这对同病相怜的男女终于结成了伴侣。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阮正西在覃梅花家里喝了二两米酒之后，就在用餐过程中突发脑动脉血管闭塞（俗称脑梗）瘫倒在地。小说至此，已经将这对老人推向了命运的谷底。 作为小说中着墨较多的女性，覃梅花连生两个女儿而遭到重男轻女的丈夫的冷落，她自己也因为急性阑尾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差点丧命（所幸阮正西伸出援手搭救），她的两任丈夫都罹患脑梗，或死或瘫。可以说，她此前的命运都被家庭命运的沉浮所牵绊，所以自认“是一个苦命的女人”。阮正西的命运则是在黄国林病逝之后开始下沉。前妻因癌症而离世带给他极大的打击。“他一时无法接受老年失伴的现实，一度整天以酒解愁，一蹶不振。”小说写到这里已经透露出来，两人丧偶的不幸都是在步入老年之后发生的。而不幸的命运也随着年纪老去不断地击毁着他们。 二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Barnes）在其书写老年生活的小说集《柠檬桌子》中写道：“你认为你拥有了许多朋友，但事实上，你拥有的仅仅是伙伴而已。所谓的伙伴就是那些站在你身边，看着你长大成人，然后又渐渐淡出你生活的人……然后，你又开始重新需要那些能陪你一起走向生命尽头的伙伴。”也就是说，鳏寡老人再婚并不意味他（她）需要一个恋人，而是需要一个陪伴终老的“伙伴”。小说《落叶》也借用阮正北之口道出了晚年结婚就是寻找伴侣的实质：“普通人不要有太多的思想，能够在一起安度晚年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他极力促成二哥阮正西与覃梅花再婚。但是，终成眷属的两位老人并没有在幸福的康庄大道上为各自的人生画上句点。源自阮覃二人家庭不幸而结成的这场晚年“钻石婚”遭到阮正西儿子阮小农、女儿阮小草的反对，二人只能各住各家，“过起了走婚式的生活”，孤苦老人最需要的“老伴”关系受到子女的阻挠。至于阮正西的儿子因何反对父亲再婚，小说通过覃梅花的叙述隐约透露：阮正西“两个小孩都不同意我们来往，他们还上门来劝我，说他们不喜欢我，小草还说他们妈妈在阴间也不会同意我们来往的。可是你晓得的，你二哥他倔强得很，他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不关别人的事”。实际上，这里只透露了子女难以接纳继母的情感认同层面。透过小说中描述的阮小农在父亲住院后抢先把乃父的钱财掌控在手中这一细节，可以推测出害怕继母抢夺家产（虽则不多）也是阮氏兄妹反对父亲再婚的经济原因。这是又一起子女反对父亲再婚、父亲排除干扰坚持婚姻自主的事件，可谓逆写了以往小说中封建父母反对子女婚恋自由的模式。从伦理和经济的层面看，这两种阻挠亲人婚姻的方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这种来自亲人对婚姻的戕害在千百年来的中国一直演绎着。命途多舛，本应安享晚年的年迈父母成了受害者，子女的限制和阻力让他们在精神上终究也身处老无所依的境地。 三 阮正西的生活本已不幸，而更加巨大的不幸则是一个家族在内部的分崩离析中走向衰落。在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中，家族被解构的异质力量包括西方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战争灾祸、平民血统入侵贵族家庭、新政权对家族的解构等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推动家族发生异动的异质因素已然被替换。小说《落叶》以简约而凄婉的笔调书写了阮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命运。阮家祖先在逃难中流落到桂西北的驮娘河畔——这里也是作者的故乡。遵照当地下一代可以随母姓的欧贵风俗，阮家在落叶寨经过两代就扩充成人丁兴旺的大家族。 以血缘和人口建构起来的家族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中有着天然的优势，“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只要依靠人口的数量就可以发展自己，形成农耕时代稳固的格局。所以，依靠人丁而“兴旺”是传统大家族的普遍发展模式。费孝通认为，中国家族的功能不限于生育，还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而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育，且具有暂时性：“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这也意味着，在城乡互渗的当代中国，文明的现代化、乡土的城镇化、人口的流动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家”的社群意义，传统家族开始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以生育抚养为主要职能的现代家庭。 《落叶》中阮氏家族兴盛之时正是中国经济社会进入现代转型时期，家族盛衰的衡量标尺由人口数量变成人口质量，衡量范围已远超村寨的限阈。这就导致出现阮正北眼中的现状：“人口是比以往众多了，可真正能称为栋梁的并没有几个。”他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衡量“栋梁”的标准已不同于传统社会。面对“阮家最强悍的一棵大树”阮正西突发脑动脉血管闭塞导致身体瘫痪，基于传统家族的衡量尺度，阮正北遂产生了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盛衰之叹： 如今，阮正北他们这一辈几乎都退休了，如同秋天的树叶一片一片地黄去，又一片接一片地落下来。阮家后一辈的孩子们似乎没有了前辈的志气，念过大学的都进了公司，没读几年书的不是打工就是做点小本生意，勉强养家糊口过日子。因此，他真切而凄凉地感到，二哥阮正西这一倒便是阮家衰落的开始。 新的家族问题在这里凸显出来。这种家族解构模式迥异于《红楼梦》及巴金《家》的家族颓败。它的衰落不是来自年轻一代对制度和精神的叛逆，而是出于物质化功利目的（如进入城市谋生、在现代行业中取得名利）的出走。比如被认为家族中最有成就的阮正南远在他乡，常借口身体有恙和公务拖累等将家族事务抛给阮正西和阮正北操持，十数年不回老家不理族务。这种出走相当于抽去了家族的骨干，已然成为乡土中国的普遍现状。可以说，阮氏家族的命运代表了中国乡村在现代转型和城乡互渗中的阵痛。 四 阮正西显然无法接受自己病倒的事实，他身体瘫痪并且失语，却极力通过哭泣、号叫等行为作出抗争。他在医院中不配合治疗，并以“猛烈地摇头晃脑哇哇地叫喊”的方式极力反对阮正北精心筹划的转院治疗方案。当众亲友帮忙将他送回家里后，他却执拗地提出回落叶寨老家的要求。相比较而言，城市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乡村优越，而瘫痪失语急需治疗的阮正西执意回老家的动因是什么？这是耐人寻味的关键问题，小说语焉不详但又有迹可循。 小说粗线条勾勒出阮正西、阮正北这一代阮家人正在面临生老病死的命运挑战。这种挑战既是合乎自然的现象，又具有典型意义。小说暗示阮家老人或病或亡均与喝酒有关。或者说，酒精的作用加速了不幸命运在老人们身上发生。小说写到，阮正西这一代的老大阮正东因酒后驾驶摩托车坠入深沟而死，阮正西自己也是酒后突发中风住进了医院，喜好在酒桌上谈笑风生的老四阮正北“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轻”。这些挟带疾病的典型事件映照出中国城乡社会正在走向老龄化的现实，并形成了一种难以言明的宿命感笼罩在阮氏兄弟的头上，生理上难以摆脱，精神上也难以纾解。家族命运何去何从，成为阮正西、阮正北这一代人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在这篇小说中，阮正北是最后一个有能力阻止且极力阻止家族走向衰落的老人。他主动主持大局，说服妻子将贵重的留给自己的安宫牛黄丸送给二哥治病，并将医院看护照顾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还出面让家族下一代身强力壮的阮老大有偿陪护阮正西治疗。他在察言观色中觉察到覃梅花和阮小农、阮小草之间的隔膜与冲突，就从中斡旋让家人团结，尽力医治阮正西。即便阮正南找借口不来探视重病的兄长，阮正北也没有怨言，认为“阮正南是阮家最有出息的人，也是唯一做大事的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会有些特别的待遇，就算是情感方面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当然映现出阮正北对家人浓浓的亲情，而其更重要的动机恐怕是出于维系家族命脉的焦虑。面对家族不断离散的现实，这种行为不免含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阮正西和阮正北是最能交心的同胞兄弟，二者构成了互文关系，阮正北正是阮正西失语后的代言人，他内心深处的忧虑也是阮正西所要表达的。人到老年却经历了前妻病故、再婚受阻、子女不解，阮正西借酒解愁却染上重疾，他和覃梅花经历了一切现代老年人都可能面临的悲苦命运。但作家给予这个年轻时身强力壮的老人一次顽强抵抗、绝不低头且试图重生的机会。小说写到，在一番艰难的折腾之后，阮正西在众人的帮助下执拗地回到老家落叶寨。他看着故乡那棵高大翠绿的大榕树，“仿佛看到了树上的叶子正一片一片地飘落而下，又忍不住哇地一阵大哭”。从这里可以看出，阮正西执意回老家的缘由包含着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望、一种总结和一个交代。故乡故土是生命的归宿，大榕树是老人精神和命运的象征。阮正西在树和树叶之间找到了自己的方位，他以哭的形式回应了沉浮难定的人生际遇、世事难料的悲苦晚年、挥之不去的家族宿命。如果说“落叶归根”是小说表现出的一个显在意图，那么“归根”回到故乡后获得精神上的自足则是小说回旋往复叙事的一条隐线。 至此，在迂回婉转、交错灵动的叙述中，小说完成了对“落叶”这一题眼的超越式书写。 在当代文学众多书写老年生活的作品中，有对家境优渥的城市空巢老人情感孤寂落寞的晚景进行立体化书写（谌容《空巢颂》），也有写暮年女性在精神上的飘摇不定，面对容颜渐老的焦灼与惶恐（铁凝《暮鼓》），还有“80后”作家关注随子女移居北京这座大都市的老年人通过广场舞寻找人生伴侣而挫败的暮年之痛（文珍《有时雨水落在广场》）。此外，不少作品是以父母、祖父母等亲近长辈作为叙事对象，其中所包含的叙述者与叙事对象的血缘关系和情感联系或多或少妨碍了文本在叙事立场上的中立性。《落叶》没有刻意玩弄叙事技巧，但在平实而跳跃的叙述中不乏人生经历的深沉与厚重。其叙述艺术如同一条河流，时急时缓，但作者极少在其中筑堤围坝，干预故事的流动，抢夺人物的话语权。他总能让人物自己发声。如阮正北对自己家族变迁史的回顾，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对乡村某种精神的盛衰之叹。小说的结尾写阮正西在那棵高大翠绿的大榕树上仿佛看到树叶飘飘落下而痛哭的情景，着墨不多，但意味深长，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世事变迁、人生苍茫的悲痛正是作家主体性的表征。总而言之，《落叶》以“他者”的视角展开冷静的叙述，通过阮正西这一代老人的生活及其家族的命运透视乡土中国在现代社会的遭际与其可能的重构，可谓是当代老年叙事小说独特的“这一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