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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 一 感谢陈众议教授的邀请，很高兴能参加“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题论坛”。（1）题目中提到的李辰冬这个人，有些朋友可能还比较陌生，但他在红学界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其《诗经》研究也正在引起学界关注。我大胆预测一下，他也必将引起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关注，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关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你实在无法忽略这个人。他是最早运用欧洲一流批评家研究欧洲一流作品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来对《红楼梦》做比较研究，以论定《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经典地位的人。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李辰冬其人。李辰冬是河南济源轵城人，1907年生。轵城这个地方，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时为轵国，归周王朝直接管辖，相当于直辖市。战国时曾为韩国的都城，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秦代设立轵县，再次受朝廷直接管辖。汉代是侯国。一直到清代，它才成为乡镇。轵城这个名字，与春秋五霸之首晋文公有关。轵，说的是车轴的顶端。怎么跟车轴联系到一起呢？这跟晋文公有关。因为晋文公拥立周襄王，他曾经把晋楚交战之后俘获的楚军都交给周襄王处置，周襄王就宣布晋文公为霸主。晋文公假模假式地推让了多次，才收下这个称号。周襄王当时还写了《晋文侯命》来表扬晋文公。这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当时把夏王朝的都城，一个叫“原”的地方，还有阳樊、温、攒茅都四个城邑，都给了晋文公。阳樊这个地方，《诗经·大雅·烝民》中曾经提到过。当晋文公率领军队来阳樊接收城池时，遇到了麻烦。阳樊紧闭城门，誓死抵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周王朝的地方，怎么能给晋国呢？说起来，这个晋文公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能混成五霸之首，那是有真本事的。瞧，他决定以德服人，也就是只围不打，劝阳樊老百姓归附。但是，阳樊人却不吃这一套，于是局势就僵住了。后来，阳樊大夫苍葛出面了，对晋文公说，周襄王对你，只是赐地，而非赐百姓。我呢，愿意交出城池，但是我要把城里的百姓带走。不愿意失信于天下的晋文公，只好答应了。苍葛就带着百姓退出20里之外，在今天轵城这个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北依太行山，南连王屋山和黄河，地势险要。苍葛担心晋文公变卦，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用战车防卫，车与车相依，轵与轵相连，组成一个防护屏障。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有个火烧战船的故事。如果晋文公用火攻，一把火问题就解决了。但这是春秋，比较讲究信义。那么，这个地方后来就叫轵城了，在东周时期已经有九门九关。到了秦代，这个地方由朝廷直接管辖称为轵县。这个地方，历来名人辈出。现在我们提到轵城，很多人会想到聂政。我前面提到了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它记载于《史记·刺客列传》，我们知道郭沫若曾据此写过一部历史剧，就是《棠棣之花》，以赞颂聂政的侠义精神。聂政墓如今还在济源，我曾多次路过聂政墓，翠柏丛生，属于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红楼梦》里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的第五十七回，史湘云要替邢岫烟打抱不平，黛玉笑史湘云：“你充什么荆轲、聂政？”我在小说《应物兄》中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中，一批儒学家在德国开会，晚上到中餐馆吃饭，酒至半酣，应物兄回忆起他和程济世先生的一次交谈，谈的就是《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他告诉程先生，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儒家，他是尊重；而对于侠客，他则是崇敬。他认为，《史记》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游侠列传》。风萧萧兮易水寒，生死聚散兮弹指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心是尧舜的心，血是聂政的血，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何处觅。应物兄说，对于那些侠客，自己虽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聂政墓。野有蔓草，岁岁枯荣；墓有松柏，万古长青。 我说这些，似乎与李辰冬后来的研究无关，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些故事对于当地的平民百姓来说，可能意思不大，但对李辰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李辰冬的家庭有些不一般。我看到有些资料上说，他出身于农民家庭，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他的家族有世代办学的传统，家里办的小学现在还有，只是改名叫育才中学了。这种家族文化，这种小气候，使他能够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接受不到的历史信息。这个家族出了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李保和，此人1917年赴美国留学，是个发明家，他研究发明了用木炭做燃料的煤气机，可以代替汽油发动机，后来他在汉口开办一个煤气机制造厂。抗战时期，汽油短缺，他的煤气机可就派上大用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李保和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工程师，1962年病逝于上海。另一个就是李保蕙，也就是李辰冬的父亲，做过小学校长，毕业于上海理科学校，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学校的前身，我不是很清楚。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李保蕙任河南林县知县，后来又任职于河南省国民政府。这个人对《红楼梦》非常熟悉。不仅他很熟悉，他的夫人，也就是李辰冬的母亲，对《红楼梦》也非常熟悉。李辰冬曾在《红楼梦研究》里提到，受父母的影响，他们家没有一个不爱读《红楼梦》的，由喜爱而互相讲述，由讲述而互相辩论，由辩论而有研究的意向，这样，全家充满了《红楼梦》的气氛。 李辰冬后来就读于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再后来又转入基督教办的开封圣安德烈中学，这为他后来用英文阅读和写作奠定了基础。1924年，他来到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对文学评论感兴趣，写成《章实斋的文论》一文，发表于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章实斋即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的主要观点我们都知道，比如“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等。这些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别说“经世致用”了，仅仅是“做史贵知其意”，很多从事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的，都未必能知其意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研究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的必读书，其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对“道”“器”关系的重新论述，比如，“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六经皆史”当然不是章学诚首先提出来的，但只有到了章学诚这里，才算进入了现在所谓的学术论述的层面。章学诚对《红楼梦》当然也有很深的研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多次引用章学诚的观点。比如按章学诚的考证，曹寅为两淮巡盐御史，刻古书凡十五种，世称“曹楝亭本”是也，至今为士大夫所称。胡适在引用了章学诚的《丙辰札记》之后，还埋怨了一通，他说：“不幸章学诚说的那‘至今为学士大夫所称’的曹寅，竟不曾留下一篇传记给我们做考证的材料。”（2） 李辰冬深受章学诚的影响，比如李辰冬后来撰述的《诗经通释》，可以说就是在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影响下进行的学术实践。说到这里，我插一段关于李辰冬的《诗经》研究。他的这个研究可以说石破天惊。他通过考证，认为《诗经》全都出自尹吉甫之手，写了50年，从周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写到周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以前人们认为，尹吉甫是个编辑，也曾参与撰稿，但是李辰冬通过考证，认为都是尹吉甫的个人写作。他的整个考证过程就像一部侦探小说。他把《诗经》的篇目重新编排了一下，顿时变成了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战争与和平》，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诗三百篇就像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了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他呢，就细心地把上面的泥土洗掉，铜锈刮掉，使它渐渐地露出原来的面目。他的方法就是先把大的碎片支撑起来，撑起一个轮廓，再依着碴口、花纹、形状、厚薄，把细片凑合起来。这么一凑合，就凑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这个方法，是不是考古学中器物复原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李辰冬关于《诗经》的研究，是最近几十年来《诗经》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对他的考证，你当然可以存疑，不过，有趣的是，他的考证过程，非常让人折服。当然了，看到他对《诗经》的考证，我隐隐觉得，李辰冬或许应该去写小说。如果他去写小说，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小说家呢？很值得琢磨。李辰冬自从发表了《章实斋的文论》之后，接着又写了关于刘知几、刘勰、陆机、曹植等人的文论。这说明李辰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下过大功夫，很有新的发现。这是他后来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现在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多少人有这样的知识背景，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有没有这个背景，眼界、感悟力、判断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1928年，燕京大学毕业以后，李辰冬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及文学批评。法国是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法国人对《红楼梦》并不感兴趣，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在《红楼梦》的翻译出版方面，它落后于俄国、德国、美国、英国。与《红楼梦》相比，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当然会刺激李辰冬。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说。现在我要说的是，就是在法国，李辰冬迷上了泰纳，有的译为丹纳。泰纳的《艺术哲学》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青年的案头书。李辰冬非常着迷泰纳的《巴尔扎克传》，把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于《文学季刊》。随后，他又开始系统阅读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引言》和《艺术哲学》。泰纳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美学家，他的重要艺术观点就是“三因素”说：种族、环境和时代。他有一个比喻：种族就是植物的种子，全部生命力都在里面，起着孕育生命的作用；环境和时代，犹如自然界的气候，起着自然选择与淘汰的作用。他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提到，艺术要引导人们去认识一个“真正的人”，把人们带进一个无限的、隐蔽的新世界——心理和情感的世界。那么从哪里着手呢？就是种族、时代和环境。他进而把这三者称为“三个原始力量”：种族是内部主源，时代是外部压力，环境是后天动量。前年，我读到王鸿生先生关于《应物兄》的评论，文章的第一句话谈的是《应物兄》的灵感可能从哪里来。他谈到了种子的作用，他认为贾宝玉是《应物兄》的一粒种子。我当然会联想到王鸿生先生也可能受到了泰纳的批评理论的影响。 泰纳的巴尔扎克研究对李辰冬有很大的启示。说起来，巴尔扎克与曹雪芹反差太大了，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拼命往上钻营，一个则是没落贵族。套用泰纳的话，这既是由种族的不同，也是由时代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我本人很喜欢读茨威格的传记，茨威格谈到巴尔扎克，说时代造就命运，法国大革命把这个乡下佬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他本人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的劲头。他当然跟曹雪芹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我曾三次到过巴尔扎克故居，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0月份，每次去都很感慨，也会附庸风雅，点一杯咖啡。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差不多是喝咖啡喝死的，为了出人头地，他拼命地写作，靠喝咖啡提神，总之动机不够高尚。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否足以说明，我们真的不能用简单的道德批评话语来谈论作家的写作，当然也包括中国作家的写作。这个巴尔扎克，可以说是真正的19世纪作家。他出生于1799年，18世纪的最后一年。19世纪的人可以跟他开玩笑，说他也是从旧世纪过来的人。他一生创作了91部小说，据说他笔下的人物达到了2400多个，所以他的小说合称“人间喜剧”，一个广大的人间，一个广大的人群。作为人群中的一员，我顺嘴说一下，小说家与诗人的不同之处有很多，比如对人群的看法就很不相同。波德莱尔认为巴黎的人群是无法忍受的，挤得不成样子，一定要走出去。但在巴尔扎克和雨果那里，在曹雪芹和施耐庵那里，人多了好啊，气象万千。雨果说，人群即是深处。也就是说，你描写了人群，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就是描写了深处，而不必去发明一个新的深处。本雅明说，雨果把自己当作英雄走进人群，波德莱尔把自己当作英雄走出人群。雨果为什么对《人间喜剧》评价极高？他们的艺术观在这一点是相同的：人群即深处，深处是人群。 我前面说了，正是阅读了泰纳的《巴尔扎克传》，李辰冬开始写作《红楼梦研究》。李辰冬本人的生活经历、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批评传统的熟稔，加上他对巴尔扎克的阅读，以及他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阅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经验的差异”。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所不同。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所呈现的经验的共同性、艺术的共同性，才进行比较研究，但李辰冬最早却是由于感受到这种不同，感受到经验的差异，从而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 李辰冬于1931年开始用法文写作《红楼梦研究》，1934年完成，由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出版。也就在这一年，他以此书获得博士学位，并从法国回到了中国。1937年抗战爆发，他到重庆执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受国民政府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的邀请成为主任秘书，并且主编《文化先锋》和《文艺先锋》两个月刊。开个玩笑，我以前以为，“先锋”这个词是吴亮提出来的，现在得改一下了，只能说80年代的“先锋”一词是吴亮提出来的。李辰冬亲自将《红楼梦研究》翻译成中文，经冯友兰先生推荐，1942年由重庆中正书局出版。现在看来销量是不错的，因为1943年出了6版，1946年出了4版，1947年又出了3版。这个“版”的概念，应该指的印刷次数。在重庆期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书，《三国、水浒与西游》（1945）。真是个牛人啊，四大名著全都研究了一遍。后来他去了台湾。他这辈子著述颇丰，我顺便提一下，他著有《文学欣赏的新途径》《文学原理》《陶渊明评传》《杜甫作品系年》，此外还有译作《巴尔扎克研究》和《浮士德研究》。研究范围之大，研究深度之深，研究发现之多，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中，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他的《诗经通释》和《红楼梦研究》。1983年，他在美国休斯敦探亲时病逝。 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影响，无论是红学界还是批评界，在谈到他时都失语了。他再次被发现、被报道，源于一个偶然事件。2011年，雍和嘉诚拍卖公司在秋拍的时候，有人拿着俞平伯在特殊时期的交代材料共15件参拍。其中一页，题目叫“关于李辰冬”。这篇特殊环境中写成的材料，非常有意思，透露出来的心思极为复杂，我们不妨看一下。 关于李辰冬 李辰冬，我本不认识，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去访周作人，某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是怎么说的，总是玩笑讥讽。及客去后，周作人才告我，这个人就是李辰冬！这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向不喜欢奚落人的，更不愿意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这人是个坏蛋，鬼把戏很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如何了。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得意、活跃。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去。请客目的总是约人写文章，正因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愿意再次得罪他。回想仿佛有过这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能说得很明确。 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作过什么交涉，为出版书籍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俞平伯 1969.4.24（3） 这份交代材料写在《文学评论》稿笺上。对于俞平伯先生，虽然我并不认为他的散文创作有多么高的成就，如果不是与朱自清先生有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人们几乎想不起来他是个散文家，但他的《红楼梦研究》确实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他研究《红楼梦》，我们河南的农民都知道啊，而且农民们认为《红楼梦》就是他写的。我在《应物兄》里写到过一个真实的场景，俞平伯在河南下放劳动时，有一天被农民拦在乡间小道上。农民们问：姓俞的，《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用《红楼梦》反党？俞平伯赶紧说：不是不是，不敢不敢，我也写不来。农民急了：什么？报纸上都说是你写的，你还敢抵赖？这确实是真事，不是我虚构出来的。农民们还指着麦苗，问他那是什么。如果他说麦苗，农民们反而不高兴。他一说韭菜，农民们就高兴坏了。由此可见，《红楼梦》确实让他吃了很多苦。俞平伯先生的研究成果，当然也不得了，这有赖于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感。他力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确实分属两个作者。他晚年对昆曲《牡丹亭》的整理、改编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但是，具体到这篇交代材料，我想说，它让我再次感受到，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之恶劣，以及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竭力自保的那种窘态。有人可能认为是丑态，即便是丑态，我们也应该表示理解。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在巨大压力下不会露出那种丑态。求仁得仁，有何怨乎？这是孔夫子才能说出来的话，但我们都不是孔夫子啊。不过，我认为，说这是丑态，可能小看了俞平伯。俞平伯的心思复杂得很。这里面埋着这样一层意思，就是别人抄我的书，就可以在法国弄到博士学位。这里面有炫耀，也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我是很牛的，我应该保持内心的骄傲。 不过，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这份材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太佩服李辰冬了。对俞平伯当面的指责，而且是没有根据的指责，李辰冬竟能一言不发，连一句辩解都没有。这种精神定力，这种自信，这种不屑一顾，这种无所谓，实在让人敬佩。俞平伯讲的另一件事，就是抗战胜利之后，李辰冬请客，竟然又请了曾经当面骂过他的俞平伯，还要请他写文章。有这回事吗？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旁证。但如果这事是真实，那么李辰冬就更了不起了。我想，俞平伯先生应该是后来才看到李辰冬的论文的。看到之后，他或不认同或认同。不认同，就很不满；认同，则认为不应该由李辰冬来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俞平伯为什么会写这份材料？是因为他与李辰冬的文章题目是一样的，而李辰冬已经去了台湾，所以有关方面怀疑他们之间有联系吗？这个学术公案，非常值得研究。我在此呼吁一下，这个研究应该有人来做。总的来说，俞平伯在写这份材料的时候，应该是多种情绪交织，其中有政治压力，有学术自负，都混合到了一起，而且还会发酵。用《圣经》里的一个比喻，就是窑里生火了，冒烟了。然后，就导致他的记忆出现了差错。也可以说，他的想象和记忆混到一起了，想象被当成了记忆。对于小说家来说，这很正常。小说家的想象和记忆是一体的，不然他的写作就无法进行。虽然俞平伯不是小说家，但他的经验构成方式与小说家非常相似。想象是什么？想象就是记忆的生长，而记忆是想象的酵母，想象和记忆共同构成了作家的经验，它们常常混合在一起，也必须混在一起。休谟说，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这个印象就包括想象。也就是说，俞平伯竟然在自己包含着想象和记忆的印象中，看到自己曾经当面嘲讽过李辰冬，又看到自己去吃了李辰冬的一顿饭。这一点也提醒我们，对于作家的回忆录，你不能太当真。如果当真了，不是说你要上当，而是说，你那样做，没多大意思。你要分析的不是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而是要分析他的经验是怎样构成的，是怎样呈现在作品中的。不然，做出来的文章真的挺没劲的。 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历史吊诡这个概念，黑格尔曾经用过。黑格尔是说，人类为了自身目的而采取行动，但从结果上看，那只是历史意图的一种体现，只是服务于某种历史规律，而这个历史规律外在于人类理性。随着交代材料在拍卖会上的出现，李辰冬开始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这恐怕也是俞平伯先生万万想不到的。不过，俞平伯先生在天之灵也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李辰冬，他的《红楼梦研究》也将被人不断提起。当然，我愿意从最美好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历史吊诡：所有人的贡献，包括俞平伯和李辰冬的贡献，最后都会在《红楼梦》研究史的天空各就其位，成为星辰。俞平伯先生有两句诗，说的是风中的灯盏容易被吹灭，但是“欲破周遭暗，荧荧藉尔深”。《红楼梦》中还有很多难解的艺术谜团，但是一代代人的研究，可能一点点照亮那个艺术世界，进一步显示出它的深度，进一步促进它的经典化。 二 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在李辰冬之前，人们对《红楼梦》到底是怎么评价的。简单地骂《红楼梦》的人，我们就不谈了。不谈是因为没法谈，因为那些人都没留下来，“尔曹身与名俱灭”。这里说的，还是学术上的一些评价。先接着前面提到的俞平伯先生来谈。俞平伯虽然写了《红楼梦辨》，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续书和版本问题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多已成定论，即便不是定论，也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但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1954年10月开始的红学大批判，使俞平伯的名字家喻户晓。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这甚至让我们朴素的河南农民都误认为《红楼梦》是他写的。还有另一种更容易产生的误解，就是很多人以为，他是由于对《红楼梦》评价过高才招致批判的。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他的一段评价，这段话说得极为诚恳，可见完全是他的真实想法：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红楼梦》底态度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过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推想，亦并不能脱去东方思想底窠臼；不过因为旧欢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即以全书体裁而论，亦微嫌其繁复冗长，有矛盾疏漏之处，较之精粹无疵的短篇小说自有区别。我极喜欢读《红楼梦》，更极佩服曹雪芹，但《红楼梦》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因我底偏好，来掩没本书底真相。作者天份是极高的，如生于此刻可以为我们文艺界吐气了；但不幸他生得太早，在他底环境时会里面，能有这样的成就，已足使我们惊诧赞叹不能自已。《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我虽以为应列第二等，但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天下事情，原有事倍功半的，也有事半功倍的。我们估量一个人底价值，不仅要看他底外面成就，并且要考察他在那一种的背景中间成就他底事业。古人所说“成败不足论英雄”，正是这个意思了。（4） 简单地说，俞平伯虽然肯定曹雪芹天分很高，但认为这部书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创造，是一本闲书。虽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可列为第二等，却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虽然他极喜欢《红楼梦》，但那只是他的偏好而已。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喜欢吃臭豆腐，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臭豆腐是天底下营养价值最高的美食。 那么，新红学的另一奠基人胡适先生，又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呢？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在给他的族叔胡近仁的信件中对中西小说做了比较，他提出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还列出了他认为“可以不朽”的8部中国古典小说，并进行了评价和排序： 第一：《水浒传》；第二：《儒林外史》；第三：《红楼梦》；第四：《镜花缘》；第五：《西游记》；第六：《七侠五义》；第七：《儿女英雄传》；第八：《品花宝鉴》。（5） 做出这番评价的时候，胡适还是个年轻人。随着学识的增长，随着他后来从事《红楼梦》研究，而且他还下了那么大功夫，他会不会把《红楼梦》的名次往前提一点呢？评价会不会高一点呢？事实是，胡适在20年代考证《红楼梦》之后，一以贯之地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适到了台湾后，有一年台湾的广播公司因为要播放《红楼梦》，在开播之前约请几个红学家前去捧场。第一位当然要先请胡适先生发言，胡适的第一句话就是:“《红楼梦》毫无价值。”主持人都蒙了，问：“胡先生，《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那么我们明天还播不播了？”胡适感到自己说话不当了，就说：“我只讲考证问题。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胡适说的李先生就是李辰冬。主持人又问胡适：“《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您考证它干什么？”胡适说：“我对考证有兴趣，只是为考证而考证。”关于这个场景，李辰冬也有记述。李辰冬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种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从小就喜欢《红楼梦》，而重视它的原因，由于胡先生的提倡。现在从胡先生的口里说它毫无价值，真正难以置信。但后来打听，才知道胡先生讲这样的话不止这一次。（6） 胡适不仅在公开场合贬低《红楼梦》，私下也是如此。1960年11月20日，他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 我当然同意你说：“原本《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作品。” 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7） 当中隔了几天，1960年11月24日，在《与高阳书》中，胡适重复了《答苏雪林书》的观点，进而评价了曹雪芹：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去。（8） 胡适与俞平伯，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的观点当然极有代表性。那么，现在到了问题的节骨眼儿上，到底是何种批评方法，让他们生出了这样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著名红学家郭豫适教授有一篇文章，《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郭豫适分析了胡适等人贬低《红楼梦》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文学观的不同。胡适、陈独秀、俞平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贬低《红楼梦》，是因为他们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文艺观点和欣赏习惯，来衡量中国的古典小说。他说：“胡适对《红楼梦》的评论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自然主义’，一个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两者结合在一块，使胡适自己无法理解《红楼梦》思想和人物的概括意义，无法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及其一系列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思想内容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因为无法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充分地体认和阐述《红楼梦》的价值，对他来说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9）我觉得郭豫适教授的分析是中肯的。 当然了，在胡适、俞平伯等人之外、之前，对《红梦楼》评价很高的人也是有的。比如黄遵宪就说过，这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灭者”。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话是对谁说的。原来他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当时黄遵宪是驻日公使参赞，有感于日本人谈到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能列举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当然还有《金瓶梅》和《肉蒲团》，才说出这番话的。意思是，除了这些打打杀杀、妖魔鬼怪、声色犬马，好东西我们不是没有，有！而且能与日月争辉的。黄遵宪是在与日本学者源辉声谈话的时候说出这番话的。源辉声说，知道知道，你们的《红楼梦》写的是荣国府、宁国府闺闱，我们的《源氏物语》写的是九重禁庭之情。这位源辉声，也有译为大河内辉声。他虽然知道《红楼梦》，但并没有读过。这次谈话之后，他立即借来《红楼梦》，通读之后又加注断句，准备出版日语评注本。但是不久，这个人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里或许需要顺便提到鲁迅先生的评价。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是：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10） 这个评价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就看你怎么看了。坦率地说，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对《红楼梦》经典地位的形成，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经验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经验。我再说一遍，我相信无论是胡适还是俞平伯，还是鲁迅，我认为他们都是极诚恳的。就艺术判断力而言，胡适可能差一点，但鲁迅和俞平伯都是一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都没有判断出《红楼梦》是第一流的作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后面还要提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之前，国外是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我们的近邻、与中国文化相通的日本人对《红楼梦》就已经如此轻视，那么欧洲人呢？我们可以想到，他们对《红楼梦》更加难以理解。我顺便补充一句，中国现在的小说家，如果你的写法借鉴了《红楼梦》，相信我，你在欧洲被忽视几乎是必然的。 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西方的，是一个德国传教士，汉语名字叫郭士立，现在也译作郭实腊。1842年，他用英语发表了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不高，而且还把贾宝玉当成了女子，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语世界的人提起贾宝玉说的都是“少女宝玉”。最早的德语本，是从俄语翻译过去的，是节译本，翻译的只是第一回的部分文字。在德国比较完整的译本是一个名叫库恩的人译的，此人也翻译过《金瓶梅》。我记得德国一位汉学家说，库恩从1923年起，先后把13部中国长篇小说译成德文，如《好逑传》《二度梅》《玉蜻蜓》《水浒传》《三国演义》。1938年，库恩译了茅盾的《子夜》，1954年，还译了《儿女英雄传》。外国译者选书，口味真是难以捉摸啊。中国作家介绍译者的时候，比方说，如果库恩是自己的译者，就会说我的作品与《水浒传》《子夜》一个译者，而不会说与《二度梅》一个译者。其实，他们可能是把你的作品当成《二度梅》了。《二度梅》是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但故事是唐朝时期的故事。就是这个库恩先生，他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进行了大幅度改写和重新组装，故事围绕着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展开，一百二十回的故事变成了五十回的故事，于1932年出版。这个德语本，后来被转译成英语本、法语本、意大利语本、荷兰语本等，在西方影响很大。完整的意大利语本、荷兰语本，从汉语直接翻译的，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与他们的译者有过对话，他们都是顶尖的译者，拿到了中国的出版翻译资助。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译完，估计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见他们都会开玩笑：看来你们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太把我们的《红楼梦》当回事啊。可是，翻译中国当下的某些三流小说，有些连三流都算不上，你们怎么那么起劲呢？你们知道吗，墙内开花墙外香，香风吹得游人醉，搞得我们这边的一些朋友，当然首先是你们的热心朋友，都把你们的翻译做成项目工程了，整天都在研究那些作品的海外传播问题。 我觉得，如果研究海外传播问题，库恩等人早年的译介活动，倒是挺值得研究的。库恩对《红楼梦》有什么评价呢？他在译后记中说： 我的译本亦非全译，所以我一定要成为欧洲第一个征服《红楼梦》这座大山的主峰的人，这就是说，围绕着宝玉、黛玉和宝钗这三个人物发生的主要情节，一定要详细地再现于我的译本之中。（11） 还得补充一点，先于库恩德译本的英译本译者阿瑟韦利，也强调他的翻译是围绕着那个三角恋爱进行的。库恩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 欧洲一直重视每一种行将衰落的文化的每一个无足轻重的证明，不惜工本和不辞辛劳地从荒漠中发掘每一具恐龙的骨架、每一个残剩的废墟、每一枚彩色的陶片、每一根涂画过的木头。这样一个关心精神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艺术作品，这样一座文化丰碑忽视和遗忘了百年之久呢？（12） 这里有几层意思，你自己去品，细细地品。库恩认为，中国青年男女提到《红楼梦》，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他们不是通读过一遍，而是三四遍，有些地方他们已背得烂熟。这表明小说十分严肃认真地探讨了与中国青年男女直接有关的几乎一切问题。库恩由此得出结论说：“这部小说类似一本中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13）这就是库恩对中国人的误解了。从《红楼梦》诞生到今天，没有哪个年轻人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教科书，当然更不会有家长让孩子把书中的恋爱故事当成教科书。为什么？因为宝玉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是完全行不通的。一个男孩子，读书他不行，玩闹第一名，整天就知道与姑娘们厮混，觉得最好吃的竟然是姑娘们脸上的胭脂，最后还要出家，这怎么行？贾宝玉是中国第一个躺平大师啊。家长们看到儿子成为躺平大师，烦都烦死了。 在库恩看来，《红楼梦》的主题有两个：一是道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小说的很多章回中，而且还表现在小说以太虚幻境（即道教天国）中的序幕开始，以真如福地中的最后一幕结束。而小说结束以前的两行诗，“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更表明了整部小说的道教倾向。库恩说：“我认为，小说的第二个主题是‘母爱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善饮、常乐和团结整个贾氏家庭的贾母这个完善的形象而得到了体现。”库恩还认为：“在一部中国小说中，总会出现以态度严厉、忠于职守的宝玉之父贾政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这个题目与上述两个主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14）这种理解，只能是库恩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误读了，至少有相当大的误读成分。当然了，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误读，激发了库恩向德国读者介绍《红楼梦》的豪情。我赶紧解释一下，我并不是在讽刺误读。博尔赫斯有句名言，一切伟大作品都经得起误读。对托尔斯泰，我们有多少误读？你再怎么误读，他也是伟大作家，再误读他也比李洱伟大得多。经得起误读，是伟大作品的标志。《红楼梦》经得起库恩的误读。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误读是文学批评的前提，也是作家在“影响的焦虑”中延续并创造传统的前提。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库恩的误读，其实并没有太多涉及对《红楼梦》的艺术评价。 如果我们把翻译也看成文学批评或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么库恩的批评或研究就非常有意思了。一方面，他觉得这样的小说主题与西方小说不一样。也就是说，他首先感到了经验的差异。他的说法是：“当人们进一步考虑到中国人具有儒教和佛教的社会思想，具有人道仁爱思想，具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思想，具有佛教和道教的报恩思想、出世思想、救苦救难思想、禁欲主义思想的时候，就必然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在精神上能够为这样一个具有上述伦理观念的民族提供什么呢?难道他们是一群一定要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吗?如果《红楼梦》德译本能有助于消除许多过时的偏见，促进东西方的相互理解，那么在这部小说上所花费的力气就不会是徒劳的了。”（15）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经验的汇通：他的汇通首先是个人经验与《红楼梦》的汇通，因为库恩实在可以称作德国宝玉啊。库恩本人终生未娶，他比卡夫卡还卡夫卡，因为他先后6次放弃结婚的机会。他说：“我不被任何女性的影响所动摇，选取了我独特的方式。我固执地、坚定不移地追随我心中的星。”（16）那颗“星”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红楼梦》里说，宝玉潦倒不通世务，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库恩也是，经济潦倒，不娶不婚，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就是说，库恩在《红楼梦》中既看到了“他者”，又看到“自我”。他的翻译，既是一种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的需要，又是一种个人性情的抒发。或者说，他是在“他者”文化中当中找到了“自我”。我觉得，库恩这个译本，非常值得研究：他为什么改写？这种改写，与他本人以及德国受众是什么关系？我不懂德语，据说他对人物的外貌描写，都有相当大的改动，以符合他本人的审美。他是不是让黛玉穿上了裤子呢？是不是连宝玉的宝玉也换成了胸针呢？大家不妨去查一下。总的来说，至少我们都看到了，库恩仍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肯定《红楼梦》的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留学的法国对《红楼梦》的评价。我们通常认为，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事实也是如此。我去年在马赛大学，确实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别的国家不能比的。我到他们的图书馆看了看。莫言的书，当然翻得很全，很多书是莫言获奖之前就翻译了的。莫言作品的法语译者埃诺·杜特莱领着我们去看的。顺便说一下，杜特莱先生的翻译与葛浩文先生的翻译，两种方法迥异：一个忠实于原著，一个并不那么忠实于原著——他都敢删改啊，有时候，不仅删改，还要补写呢。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英译本，译者为了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都会补写一些段落。翻译家白亚仁先生告诉我，不加上那么一段，美国读者就看不懂。有人掉到井里面了，家里人爬到房顶上叫魂：“儿子，醒来醒来!”至于怎么从井里捞上来的，余华就不写了。没必要写嘛。但英语读者一定要知道怎么捞上来的。怎么办？余华又不愿意补写，这就需要翻译赤膊上阵了。白亚仁是研究《聊斋志异》的权威，补写一段文字，还是驾轻就熟的。这不能说明余华写得不好，只是因为译者是美国译者，所以他自认为有权力这么做。现在做译介学研究的，对这个情况好像不太了解。这其实是欧洲翻译家与美国翻译家的区别，美国的翻译家似乎兼具两种身份：一个是译者，一个是编辑。你看过索尔·贝娄和厄普代克的相关自述就明白了，他们够大牌了吧？可是编辑拿着他们的稿子，也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手起刀落，尸横遍野。索尔·贝娄是何等人物？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乃至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对此也只能双手掩面，捶胸顿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觉得，目前从事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的人，不妨对此做个比较分析。在我看来，这也属于文学批评范畴。我们的批评空间，没有打开的地方确实还有很多。好了，我们还是回到马赛的那个中心。我对那个中心还是有感慨的，因为我的书在那里也有陈列，有原著，有不同的译本。我的书，除了德语有再版，法语也有再版，而且卖得还不错。你想啊，像我等寂寂无名之辈，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观察是持续进行的。这个事情当然也说明，现在的跨语际交流，比以前要及时，不需要再等作家死去了。法国最早翻译《红楼梦》的汉学家，叫苏利叶·德·莫朗，他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节译了《红楼梦》的第一回，篇幅为15页，将近2万字，从女娲补天说起，然后说，看了这一回，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故事还没开始呢，石头还是石头，还没有变成人呢，石头记还没有开始记呢。此后几十年间，虽然法国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小说，但《红楼梦》的翻译，大都是由留法的中国学生、学者翻译的片段，也包括从德译本转译的片段。也就是说，李辰冬写作《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法国还没有《红楼梦》的完整译本。《红楼梦》的法文完整译本是什么时候才有的？1981年，译者是1937年就去了法国的李治华先生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他们用27年时间才译完《红楼梦》。这个法译手稿，于2005年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们为这个译本，写了60页的长序。这个序很值得研究，从比较文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去研究。有意思的是，李治华先生在序言里说，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用的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个译本，在法国卖得很好，首印15000册，后又多次加印。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红楼梦》在法国才被接受。 李辰冬之前，法国对《红楼梦》的评论，最早的是1885年法国作家菲利浦·达利尔在《中国世界》一书中提到的。这个评论也很有意思，有代表性： 一般说来，中国小说属于道德说教类型，小说中罪恶总是要受到惩罚，美德总是得到回报，但也有一些极其色情淫秽的小说，还常常配有着色的插图，最流行的要属《红卧房的梦》一书，它以几百万册计地流行者。（17） 《红卧房的梦》？对，就是《红楼梦》。顺便补充一下，这个评价，其实不是菲利浦·达利尔的首创，而是沿袭中国人的说法。比如，清代著名文学家、楹联学家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18）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19）陈其元这个人，以博学多见著称，也出生于名门望族，宦游四方，他的家世也是清代兴衰史的缩影。谈到清代的官场，陈其元的名声是极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就是这样的人，都恨不得把《红楼梦》从世间抹去。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红楼梦》因为被视为诲淫小说，在清代确实曾遭到禁毁。禁毁是最好的广告，不禁不流行，这或许也是它早期在地下流行的原因。 不过，李辰冬在法国研究《红楼梦》的时候，法国以及欧洲的年轻人倒确实出现过一次读《红楼梦》的热潮。这与“二战”前夕经济大萧条有关。这场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波及欧洲，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在德国，它甚至催生了纳粹，并最终导致二战爆发。在这样的状况中，人们基于现实的危机而催生了一种乌托邦梦想，来自异国他乡的《红楼梦》意外地构成了梦想的载体。青年读者幻想自己生活在一个具有奇幻色彩的大观园里，美酒、美食、美人，谈恋爱。要知道，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经历曾经跟曹雪芹很相似，跟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的生活也有相似之处。纨绔子弟，吃完饭没事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没有必要嘛。宝玉家里可以收租子，他们也可以收租子。他们的庄子大得很，半个非洲都是他们法国人的庄子，殖民地嘛。这梦想在追忆中呈现，在想象中出现。在追忆和想象中，他们来到了东方，来到了林黛玉所说的“仙境别红尘”，贾宝玉所说的“好梦正初长”的大观园，一个纸面上的乌托邦。 而李辰冬的心情，与法国人则有不同。他刚到法国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开始实施的是不抵抗政策，这让李辰冬深感屈辱。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写道：“由于耻辱，由于苦闷，由于自己国家地位的低落，渐渐回想到我国光荣的古代文化。我想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洋人，意思是我们也有与你们同样伟大的作品。” （未完待续） 注释： （1）2020年8月16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专题论坛”举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教授的邀请，笔者做了一次专题演讲。随后，笔者与陈众议教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彭青龙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瑞林教授，围绕着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即为当时的演讲录音整理。 （2）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第20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转引自黄恽：《舞文詅痴》，第130-131页，上海，东方出版社，2017。 （4）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第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胡适：《致胡近仁信札》，上海朵云轩——彭城珍藏近代名人手札展暨研讨会，2015。 （6）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第2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7）（8）宋广波编校：《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96、405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9）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第11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10）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179、3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15）转引自姜其煌：《欧美红学》，第177、177-178、178、181、179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6）转引自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第43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7）Philippe Daryl，Le Monde chinois，Hetzel Librairies-éditeurs，1885，p．190．转引自郭玉梅：《〈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1期。 （18）（19）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15、3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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