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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批评观 有“人”的文学史 李浴洋 在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中，文学史书写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凡诸文学知识的建构、学术风气的养成、创作潮流的变迁，甚至阅读趣味的培养，莫不与此相关。而如果以胡适在1922年写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作为发端标志，“新文学”的历史书写迄今已然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的新文学史书写，与百年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一路偕行，这是一种文学史乃至文明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 与绝大多数时期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工程大都先由并世的作家和评家开启，再由后世选家与史家反复锤炼、最终完成很不相同的是，第一代的新文学史家正是新文学的先驱者们自己。从“五四”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是新文学打出一片天地、站稳脚跟的历史阶段，也是新文学史书写奠立框架与标准的时期。这一时期书写新文学史的三大著作——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与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郑振铎和朱自清等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同确立了认识、理解、把握与叙述“新文学”历史的最为核心的方式方法与价值尺度。在这种意义上，与“新文学”伴生的“新文学史”不仅是一种回顾与追忆式的书写，更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新文学”的“制造”。乃至在某些特定时刻，“新文学史”还指向未来。 新文学史书写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当然与现代学术、教育、出版的建立密不可分，但其更为根本的动力还在于第一代文学史家的判断。最早在大学系统开设新文学史课程的朱自清认为，与古代历史相比，“现代生活”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而对于“现代生活”表现最为充分的正是“新文学”。为何第一代新文学家大都对于新文学史书写高度自觉？除去他们往往身兼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新文学需要通过快速的历史化与经典化“自立”，朱自清还指出了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新文学”是一种“我们”创造的文学，百年来最具个性与特色的新文学史书写也无不是“我们”创造的学术。 史家曾经反思，20世纪的“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体现出一种“人的消失”的趋向，“非个人性历史力量”逐渐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文学史书写当然也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对于观念、制度、权力与资本等因素的重视，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启示。只不过不能忽略的是，20世纪以至今日的中国与世界历史，也是无论具体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的境遇都发生了空前变化，遭遇了空前挑战，同时也积累了空前经验的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现代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与精神史，以及为现代情感与思想寻找理想的记录形式、表达媒介与沟通渠道的历史。新文学史书写尽管首要作为一种学术工作乃至学科工作而存在，但对于有良知与追求的史家而言，他们的目标每每“由学术而思想”。真正的新文学史书写旨在触摸、捕捉与把握的是百年中国与中国人的“诗史”与“心史”。 强调文学史中有“人”，不是简单地回到人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希望说明任何的观念、制度、话语与运动都离不开“人”的具体生发与证成。新文学史书写的对象便是这样的“活的人”的“活的经验”的集合。 理想的新文学史书写是一种“人”与“人”的对话，是作为“人”的史家对于文学史中的“人”的足迹与心路的“特写”与“深描”，而其中也包含了史家本身的史观、史识、心境与心情。有“人”的文学史，既是指文学史中与历史互动的“人”，也是指文学史书写背后的“人”，是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学史”。这是我们在面对与接续百年新文学史——既是“新文学”的历史，又是“新文学史”书写的历史——时应有的态度。而历史，尤其是文学史，正在“人”的意义上敞开，期待新的经验的参与。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自觉继承“五四”开创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传统 ——在李浴洋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 这次参加李浴洋博士论文《“新文化运动”与人文学者的专业化道路——以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为中心（1915—1927）》答辩，我是不请自来，主动参与的。这里确实有我和平原、浴洋的个人感情因素，即所谓“友情演出”；但更重要的是出于我对当下专业化学术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和担忧。我虽退出了学术界，自己的研究已经转移了方向，但仍在一旁认真观察，紧张思考，并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危机，忧心忡忡。——当然也许是杞人忧天。因此，李浴洋对“五四”开创的现代专业化学术研究传统的研究，自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的论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志向、眼光、勇气、能力、方法……都让我十分欣慰。我强烈地感到，“五四”开创的专业学术研究，后继有人，而且李浴洋对这样的继承，是高度自觉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 而我更想在这里与诸位讨论的，是李浴洋作为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最新一代博士生的代表，对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这个传统有一个“朱自清—王瑶—王瑶众弟子（包括乐黛云、孙玉石以及我们这一批“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我们的学生王风、吴晓东这一代”的学术谱系。谱系中人的学术个性差异自然很大，但也有一些共通的观念、方法、经验，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一谱系下的学术传统本身就很值得研究。这里，我想就李浴洋的论文所显示出来的自觉继承，提出四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一切研究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而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王瑶先生就一再强调鲁迅的治学经验：重要的研究论著必须有“独立的史料准备”，因而主张对原始资料的全面阅读、掌握和独立发掘。由此形成了一个学术规矩与习惯，即将查阅原始报刊作为学术训练的第一步。在史料独立准备的同时，还强调“文本细读”，这也形成了学术训练的基础。从李浴洋和历年研究生的论文，都可以看出，这两个方面，已经成了北大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传统。 二、强调在对前人研究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独立创造，以此作为学术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与努力目标。在具体操作上有一个“三部曲”。第一步即学术研究的起点是自己对原始材料包括文本的独立阅读、琢磨，产生独特感悟，形成“第一印象”；然后才广泛阅读有关论题的研究成果，最好做到无所遗漏，对前人研究已经做到什么、其不足在哪里，都了然于心，这才能找到自己研究的突破口；最后形成独立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至今仍牢牢记住王瑶先生当年对我们的要求：你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定要做到，你的研究在所论述的课题和领域里，必须成为“后人研究绕不过去的独立存在”：后人的研究一定会超过你；但他在研究前，必须先看你的有关研究论著，在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与标准，但却是一切有出息的学人必须自觉追求的。在我看来，李浴洋论文的主要价值就在这两方面：我注意和欣赏的是他论文的注释，其中对论文涉及的课题、论点，前人的研究成果与不足都有详尽的梳理，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有关论题研究的学术史，显然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的独立创造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他所提出的新见迭出的论述，也确实对研究论题有推进，有建树，又成为后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借鉴—创造—再借鉴—再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李浴洋论文提到了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的概念，强调并努力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内在矛盾性、丰富性的全面、客观把握和呈现。我注意到王风老师对此作出的评价：这样的研究“并非决定论式的机械论述，照顾个体性情差异”，显示了很好的“学术判断力”和“学术分寸感”。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每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对个人价值判断又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要把它相对化，力避简单化和极端化。对自己的判断有矛盾的史料绝对不能忽视、遮蔽，而应当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其模糊化，应该面对一切史料、历史事实的一切方面，尽可能如实、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哪怕是相互抵牾的方面。在这方面李浴洋也有自觉追求，形成了他的论文一大鲜明特色。 四、李浴洋在论文中十分重视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强调朱自清开创的“由学术而思想”，“通过专业研究的渠道关怀和参与现实”的传统，将“现代感”作为人文学术的重要指标，认为“这是朱自清在学者生涯中作出的贡献，也是新文化运动主要学术经验之一”。在我看来，朱自清开创的这一传统在王瑶先生主导的北大现代文学研究传统里得到了自觉的继承。王瑶先生一再主张史学研究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强调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当代性。我理解所谓“通过专业的渠道关怀和参与现实”，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学术研究必须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应该有现实关怀与现实承担——这样的联系、关怀、承担，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则比较隐蔽，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又产生于现实——这个“现实”是宽泛的，不仅是政治、社会现实，更包括思想、文化、学术、经济、科学发展的现实；二是学术研究关注现实的方式，又不同于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要善于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这就要求在进入研究时必须和现实拉开距离，进行长时段的深度观照、学理探讨与理论概括。 李浴洋论文的可贵之处，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自觉的努力，而且具体体现在论文的结构里：《导论》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问题意识：“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感与未完成性”，“无论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哪一历史与学术阶段，专业化的实现程度都被认为严重不足，而与此同时，诸多学术弊端的出现，尤其是距离发动专业化进程的原初愿景愈来愈远，又被指为与过分专业化直接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界对于学术专业化程度的观感既‘不足’，又‘过分’”。——今天凡有现实感的学者，都会觉得这也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遇到的问题。李浴洋的思路是“必须回到现代中国学术专业化进程的肇始阶段”。由此而展开了下面各章进入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详尽描述与深入讨论。到最后的《结语》里，又对其研究对象的主要经验作出四点总结：一是学术研究与学人自我安身立命的关系；二是学术研究与“现代生活”现实的关系；三是专业学术研究与时代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关系；四是直面学术研究的内在矛盾与困惑而产生的“烦闷”。不难看出，这四个方面也是李浴洋自己和他这一代刚步入学界的年轻学者，以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当下所面对的问题与焦虑。坦白地说，这也是李浴洋论文最吸引和打动我之处。许多老师都对李浴洋论文表现出的“知人论世”的特点与长处表示赞赏，原因也在于此。应该说，知人论世应该是人文学者最重要的素养和品质之一。 从另一面说，李浴洋的问题意识又是大于他的具体研究的。也就是说，他的论文选题不足以全面回答他所关注的问题。这就是陈平原老师和其他评委所指出的，离开观念和制度的讨论，单从学者的主体性与生命体验来开展，就多少有些狭窄；而他的研究限于1915—1927年间，三位学者，特别是冯友兰和朱自清，还处在学术准备阶段，许多内在的东西都没有展开，这也造成了研究格局的局限。换一个角度看，这或许也为李浴洋今后的研究留下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浴洋这篇论文就具有了一种开放性，仅仅是开了题，还需要、也可能继续做下去。对其他研究者也具有启发性。我一边读李浴洋的论文，就一边问自己：李浴洋对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三位前辈的讨论，如果我继续往下做，会关注什么问题。而且我真的在李浴洋的启发下，有许多新的想法，这是我参加这次论文答辩的一个意外收获。李浴洋的论文能够启发他人的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特点与贡献。不过，这就说来话长，我的这个发言也应该就此打住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