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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与他日的世界——李唐论

http://www.newdu.com 2022-12-06 《小说评论》 赵天成 参加讨论

    在一般人眼中,我们是在“小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衡量时代大小的尺度各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提出的残酷的标准——苦难的数量和重量。他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过数不清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而他的祖辈和父辈,“一生始终过着单一的生活”,其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觉察不到的渐变”,“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1]。如果茨威格的标准有普适性,那么“小时代”是好的,至少稳定、安宁,若是五陵年少,便可斗鸡走犬,了此一生。但在被“小时代”定义的我们,不难听出其中隐含的恶意,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抗拒、辩驳,也在抗拒和辩驳中继续被时间的波浪推送。
    与通常的认知不同,在我的想象中,李唐在正统的应试教育之外,早早形成了一套“课桌下”的个人文化生活。如果追问李唐的创作资源,他可以开出一长串作家、导演、乐手的名单。比如几篇后记和创作谈中提到的村上春树、卡夫卡、普鲁斯特、穆齐尔、博尔赫斯、迪兰·托马斯,几乎全是外国的名字。这会让人联想到年轻时的余华。但是他们的微妙区别,极具时代的症候意义。在走向世界的层面,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没有1980年代“知识热”前后的文化意识,没有那种饥饿感、企图心和精英姿态,但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另一种开放。进入国人视野的,不再只是高不可攀的前卫艺术,还有日本动漫、施瓦辛格、007、电子游戏,这些通俗乃至低俗的文化产品。1980年代余华的书单,是以某种“传统”作为假想敌,寄望以更高等级的世界文学,实现知识和审美结构的更新。这些新/旧、内/外、雅/俗的区隔,到李唐这里已是“将无同”。接收世界性的文艺,如同呼吸吐纳一样自然而然。之于文学、电影、音乐的世界大师,也不再如面对圣物一般崇敬,而是从容不迫,喜憎由人。这或许是带有“小时代”特色的文化状态。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真的有过这样的昨日世界吗?又似乎不是,起码没那么简单。在这辑专题的设想中,千禧之前的12年,被划定为一个心理学断代。在我和李唐的少年时代,父辈们总是对这一断代初年的事件讳莫如深。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里,总有醉醺醺的长辈,突然深沉地看向我们:“你出生的那年(出生前X年)夏天,正赶上……”七姑八姨立马截住话头:“得了,别跟孩子说这个,都过去了……”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莫问国事、远离政治,是自幼濡染的家庭教育。不和谐的历史音符,被置于现象学的括号和省略号里存而不论。我们就是在这些括号和省略号之上,建立各自的历史感觉的。如此建构起的昨日世界,会否是精心布置的楚门世界,如李唐在《幻之花》中所写的那样,“秩序将会成为我们普遍的童年时代,为了得到它虚幻的庇护,很多人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我看来,李唐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必须在如上所述的历史张力中把握。李唐由写诗开始,以小说得名,在而立之年已是“著作齐腰”的高产作家。他目前已有六部作品问世: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终将被遗忘》《酒馆关门之前》《热带》《动物之心》,长篇小说《身外之海》《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此外还有数量绝不少于以上的,未收集的中短篇和待出版的长篇。在如此大量的写作中,李唐有着明确的、稳定的兴奋点,着力于描摹此岸之外的“他日的世界”,但又与科幻小说依托技术话语的未来想象无涉。因此更准确地说,李唐创造的是无通常意义的时间概念的“他世界”(Another Place)。在这里,我们看到诸多反复出现的人物(阿唐、慧慧、拉松)、地点(海边、森林、酒馆)、意象(湖、马、老虎)、事件(做梦、逃离、歌唱),以及在李唐诗歌中同样显著的,对于色彩、声音、光影的极度敏感。这些小说中,往往有一个孩子或青年,他们性情孤僻寡合,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密,且有不同程度的沟通障碍。他们身上的某种“怪病”(如失爱症、窒息症、失语症、洁癖症、嗜睡症、人群恐惧症、存在缺失症——李唐发明了数十种),将他们与社会进一步隔离,继而通过偶然的契机,进入幻想的奇异之境。
    出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读解惯性,评家往往会由“疾病”或“危机”出发,探寻魔幻背后的现实主义踪迹,有时也是出于对作者的善意。但我认为,假如不对“现实”一词进行特殊的界定,我难以在李唐的大多数小说中看到“现实逻辑”“现实困境”和“现实关怀”。同样很难看到的,是世道(无论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以及世道之中的人心;即使有,也多是动物性多于人性的“动物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他世界”就是自给、自足、自洽的“他世界”,而不是“此世界”(现实世界)的隐喻、象征或变形再现。而且,“去现实”或“非现实”,还是“他世界”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为了标示这种区别,不妨将李唐的写作风格,姑且命名为奇幻/幻觉非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non-realism)。无论我们是否习惯和欣赏,必须首先指出,李唐之“幻”本质上是不及物的。
    从精神分析的人格分域来说,李唐迷恋的是无意识领域。他或许像20世纪的结构主义者一样,相信意识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人类精神的广阔海洋。与理性构筑的世界相对,无意识表现为无时间性、无逻辑性、真实与幻想同生同在、互斥的对立项可以无选择地共存,简言之就是梦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李唐如此痴迷写梦,以及与梦有关的元素:童年、情结、欲望。上述李唐制造的那些病症,实际上不只是肉体或精神状态的表征,而且是小说功能层面的一个开关、一道阀门。它们和梦、酒精、致幻剂、阿姆斯特丹的毒蘑菇一样,都是通向无意识海域的入口。遥相呼应的,是李唐在探询人的本质冲动时,更青睐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而不是“生本能”),即回到原初状态的趋向。
    短篇小说《挽歌》(有豆瓣读者称其为李唐水平最高的作品)中有一个绵长的笛卡尔式沉思桥段:
    我一动不动,坐在初生的光晕之中。我相信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么几次,自己把自己生下来。我们将重新打量所在的这个世界,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无处可去。……
    我当然可以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运动四肢,以及其他的可以活动的部位。但我仍旧处于某种恍惚的状态中。墙皮脱落的墙面上,一只蜘蛛慢慢地爬行着。(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只要一束就够了,立刻照亮了整间房屋。从我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窗外摇曳的树枝,由于天气原因,树枝上没有叶子,光秃秃的,被风打磨得油亮,就像某种细小的硬皮革制品。有时会有鸟落上去,机敏地转动它们的小脑袋,过了片刻,鸟飞走了,这时我可以看到树枝轻微地晃动,富有弹性和韧劲。这样的动作迷住了我,因为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仿佛自己就是那树枝,是我在鸟离开的一刹那,开始了那在清晨微风中的摇摆。我如何确认,自己就是那根树枝呢?或许,我是那只离开的鸟。放心吧,我没有发疯。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是如何知道自己不是那只飞走的鸟呢?)……
    此处“我思”展开的前提,是“坐在初生的光晕之中”,也就是自我的重置(恢复出厂设置)。它其实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阐释方法近似,即尽可能抛除一切“前见”和“前理解”,从而对事物进行最原始、最朴素的观看。然而“朴素的看”是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活动,因为它实际上是逆着人的思维逻辑,强迫我们只去观看,不去理解,乃至抵达“坐忘”,遗忘主体、经验和概念。这种状态对李唐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小说集《菜市场的老虎》中有两篇相邻的小说,名为《没有名称的世界》和《不名之物》,都显现着“废名”的渴望。但在小说的层面,这与其说是思辨实验,不如说是审美活动。在美学的意义上,李唐对“死”和“无”的执念,其实是在召唤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当人在面对美的时候,有能力暂时停下来,推迟意义与因果的推求,体验并且承受困惑、神秘和未知。
    可以看出,构成李唐“他世界”的有机成分——非现实、无意识、朴素的看、消极能力,全都是否定性的。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否定性,当然根源于创作观念。在与黄锦树的对话中,李唐引述他偏爱的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的看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学家一定要对周围的社会政治现实做出承诺呢”,他继而发问:“一个作家是否必须要介入到历史或时代之中才是有效或有意义的写作?”②特别有意思的是,熟悉李唐的人都知道,他并非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议题漠不关心,而且会用所有“非小说”的方式表达他的关切,比如诗歌,比如豆瓣,比如朋友圈。我在封控的小区里排队做核酸和领物资的时候,逆流成河地浏览了李唐的朋友圈,从当下一直到他的学生时代(李唐的朋友圈真多啊,核酸的队伍真长啊),便更坚定了我原有的印象。我自认不是李唐小说的理想读者。我始终倾向于认为,幻想是有高度的,幻想的高度就是读者沉浸其中所受到的精神震动,它最终取决于和一个时代的精神景观与精神难题的共振。但对李唐小说观念的“不介入”,我也一直心有戚戚。在我近年探讨青年写作的几篇综论里,其实都有李唐身影的投射。在关于青年作家想象力的笔谈中,写到“我们无法再按照某种目的论从未来解释过去,甚至无法通过过去理解当下。事到如今,想象力已经不仅是科幻文学的必需要素,因为无论是远未来(far future),还是近未来(near future)乃至‘明天’(immediate future),都需要想象才能撬动”,我是以李唐的新作为例。在更早一篇评论“当代青年作家问卷”的文章中,我说“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传统在青年作家中已经消逝,但这不意味着历史感的缺乏,“历史感不是背语录、唱红歌,被动地、不假思索地卷入历史,是主体意识的让渡,而绝不是其生成的途径”;对“感时忧国”的远离,“可以理解为一种破执(disobsession),即对于文学现实意义和社会效应的想象,不再带有那种集体性的执迷。这样看来,当代青年作家(特别是90后作家)……始终行进在一条冒犯传统的延长线上”。写下这些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李唐。可以这样总结,李唐的姿态,或者说“小说家李唐”和“朋友圈李唐”的巨大反差,其实是一种写作理念上的脱嵌,抵抗不证自明的介入,抵抗虚假和廉价的历史主义,并以小说创作的实绩作证。
    我不知道李唐是否认同,小说的“不介入”是一种自觉的抵抗吗?还是我所理解的“不介入的抵抗”,也是一种他反对的“介入”?但无论如何,今时今日的李唐和我,都在忽然之间意识到,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小说家李唐”与“朋友圈李唐”的关系,“昨日的世界”与“他日的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奇妙的、戏剧性的变化。恰如李唐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如今,每个人身上都佩戴着一部小小的/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当历史强行进入身体的时候,文字的意义也会被其重新解释。重读李唐多年以前的小说,我发现了“口罩”(《来自西伯利亚的风》),我几乎忘了口罩最初的“集体化”是由于北方的雾霾;发现了“铁链女”(《没有名称的世界》);发现了许多此前认为在他的小说中并不存在的人的境况。他很喜欢,并在几篇小说中都使用了的句子——“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结束”[3],如今读来也是意味深长。但我不认为这是巫师的预感,更愿相信它是基于想象力的历史概括。如本文开篇所言,我们这一代成长于“去历史”的历史氛围,但我们之中最敏感的人(我们通常称之为“诗人”),会形成自己独立的历史判断。不过这种判断的形态,只是关于历史的认知框架和理性形式,是先于经验而产生的,因此被抛掷在前面,等待着具体的历史内容的充实。这或许就是李唐在一条朋友圈里间接表达的隐秘信心:“坚持自我是创造力的源泉,应该让时代去解释你的自我,而不是反过来。”
    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化用了一句圣奥古斯丁的格言:“别灰心,一个贼得救了;别指望,还有一个贼下了地狱。”[4]这是贝克特极其钟爱,并在他的小说中多次重写的句子,甚至可以表征其全部作品的“观念的形状”,一种和谐而又参差的对称。李唐与贝克特一样喜欢重复和对称。如果再用奥古斯丁的骨架勾勒李唐的观念形状,我想它会是:别灰心,一切都正在发生[5];别指望,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结束。在此刻,毋宁将它颠倒过来——别指望,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结束;别灰心,一切都正在发生。
    注释
    [1][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徐友敬、徐红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黄锦树:《致李唐:人很难超脱自身存在的深井》,《青年文学》2020年第6期。
    [3]这是《动物之心》里的第一句话,也出现在《没有名称的世界》和《世界尽头的小镇》中。
    [4]《等待戈多》的第一幕里,弗拉季米尔提到“两个贼有一个得了救”,试图给爱斯特拉冈讲述并分析四福音书相关部分的差异,但总被打断,终不了了之。关于圣奥古斯丁的格言,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
    [5]“一切都正在发生”一句及其变体,出现在《菜市场里的老虎》《世界尽头的小镇》《隐居者》等多篇小说中。《隐居者》的最后一句是:“这样也好,我突然很想写一封信,寄给某个陌生人,告诉他,不要担心,一切都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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