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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怡微 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作家，张怡微的写作起步较早，但也正如其他凭借“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名的作家一样，青春写作成为张怡微早期作品的标签。张怡微等“新概念”作家的青春叙事总是围绕校园生活、个体成长展开，个体时而愤懑时而忧郁的情绪在文本中漫流成河，耽溺于自我青春世界的主人公时常顾影自怜，敏感脆弱但又十足活泼的情绪仿佛是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再多一口气就要爆炸。经历过专业的创意写作学习的张怡微在之后的写作中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技术上的试验，写作日益显示出现代质地，而博士阶段钻研于古代通俗文学的经历又让她获得了“世情小说”的滋养，在写市井日常、世间百态上有了新的发展，从而形成与纯粹青春叙事有着不同质地的作品。当然，从小生长于上海的张怡微自然无法割舍在地经验，将各种形式的叙事都放置于上海的图景中展开，由此也形成了她独特的上海书写。在我看来，青春、家庭与上海恰恰是张怡微小说的三个关键词，而这三者时常相互缠绕、难以分割。 一 《我真的不想来》被张怡微称作是“18岁满腔愤懑构思”[1]而成的作品，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情节在她之后的许多创作中一再复现，可谓她创作的原型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这篇作品对于张怡微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是她写作的精神原点。小说中的罗清清充满着成长的焦虑，外院附中的优秀保送生却在家庭生活中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被安排得仿佛行尸走肉一般，而且这种生活“年年如此，循环往复。不管一年中她有多少进步，多少憧憬，年底总这样收场，或者说，年初，总这样开始”。[2]困兽般的生活让青春黯然失色，甚至连保送上大学的荣光都被逼仄的家庭生活给遮蔽，罗清清并非没有想过以强硬的态度对付四处与母亲斗争的小姨，但在小姨声泪俱下的请求下竟然动了恻隐之心，意识到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积蓄着青春能量的罗清清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爆发，但是却掣肘于一次次摧残自己的亲情。隐忍与爆发之间似乎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这张纸叫做成长，罗清清在这张纸上小心翼翼地行走，生怕掉入一侧。这恰恰是青春叙事最为可贵的地方，青春没有被完全叙述成个体与周边世界的分离，没有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哀怜，而是在保持青春纯相的同时展示出成长的可能性，这既是18岁作为时间节点对于小说中罗清清的重要意义，也是作为作家的张怡微在18岁构思时展示出的对青春和成长的深刻理解。 张怡微曾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家的主轴是父子而非夫妇，父子秩序与君臣秩序同构，这为艺术创作限定了抒情和想象的范围。”[3]但是在张怡微的家庭叙事中，父子的关系经常被父女的关系取代，女性置换男性成为叙事的主角，而这样的家庭叙事常常也让主人公的青春陷入彷徨无措、极度感伤的境地。罗清清见完父亲后装作没有钱坐车回家，父亲翻遍了口袋找不到零钱，不得已给了她10元钱，拿到钱的罗清清上车后却刷了自己的公交卡。罗清清的这一行为不过是希望试探出父亲到底愿意为自己付出多少，以经济的角度对爱进行量化与换算虽然显得单纯与幼稚，但是却很直观。本来应该得到细心呵护的年纪却在缺失父爱的环境中坚强成长，罗清清的青春就像是一场高山上的跋涉、丛林中的突围。 “父亲找钱”的情节在《最慢的是追忆》中再一次出现。保送上大学的罗清清变成了中专毕业的打工妹夏冰冰，人生轨迹虽然有所变化，但是父爱的缺失一如既往。小说中的父亲避开了包中的50元，只给夏冰冰留下10元坐车，这也让夏冰冰“无法确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爱她”。[4]多年之后的夏冰冰奉母亲之命找父亲要钱，两人的对话简短、冷淡，仿佛两个陌生人的简单交易而非难得见面的父女重叙旧情。其实这是青春时期的后遗症，曾经的痛感经历了时间的间离后日益钝化，但一同埋葬的还有可能存在的些许亲情。 这种缺父的体验在让女主人公坚强成长的同时，也生发出对父亲强烈的渴望，这不仅仅表现在张怡微诸多小说所涉及的对继父的情感倾向中，还表现在对生父的潜在坚守之中，例如《丰年记》中的女主人公觉得“要能守住这个住过我父亲的家。多一天，恐怕也是好的。”对物质实体的留恋不过是对亲缘关系的想象性补偿，聊以自慰背后更是说不出的苍凉。当然，这种性别经验在让张怡微将女性塑造成外表坚硬内心柔软的形象时也让她在塑造男性时显得有些别扭，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常常缺乏传统男性的雄伟阳刚，更多显示出软弱、没有主见的一面，例如《丰年记》中的卓然是一个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妈宝男”，甚至都不会拒绝女友母亲为自己剥虾的行为，并且体质娇弱，冬天怕冷。而女主人公对于卓然也不乏贬低与嘲弄，例如在接到卓然父亲电话时“我”的想法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尚有机会保护我的家人，就像卓然的家人保护他。”[5]性别角色与群己关系相互错位，显示出女性经验极大的膨胀，这其中自然暗含了张怡微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 二 张怡微坦言，自己早期“写来写去写的还是包裹着世情外衣的青春小说”。[6]这种意识也让张怡微尝试拓展写作的疆界，有意地远离青春本身而去涉猎更为多元的题材。对“世情”的强烈迷恋也让张怡微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书写世间百态，由此形成独特的城市生活书写。 张怡微笔下的上海市民生活颇有海派经验，在谱系上能明显找到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影子。借由衣食住行来体现地域与人的关系既是在表现人物，同时也是在书写城市。《缕缕金》中的父亲在参加旅游团购物时精打细算，认为这是上海人的性格特点。《试验》中的父亲生活十分精致，在战时也保持着每周带心萍与姆妈吃牛排的习惯，自己平时喝红茶和咖啡也要用小夹子。上海人吃饭也讲究周全意识，雪雁一家为了请心萍和嗣林一家吃饭，日子也得再三斟酌。通过饮食来构建上海、城市文化与城市居民三者的复杂关系是海派作家的拿手好戏，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哪怕是在天地玄黄之际也并不刻意地压制自我的口舌之欲和生活习性，而是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上海的摩登气，饶有兴致地品尝朝鲜年糕、苏联面包和安排每周两次的下午茶。早于《长恨歌》的《“文革”轶事》更是将上海的饮食生活高度艺术化，仿佛工笔画般勾绘出上海人在享用萝卜丝、红腐乳和油条过程中的精细。从这一角度看，张怡微的许多上海市井写作仍然没有偏离传统想象上海的路径。如果说张怡微关于上海的饮食生活书写更似王安忆，那么她透过饮食生活流露的通透则更有张爱玲的神韵。《试验》中有一段心萍回溯人生的表述，晚年看待走过的人生不过觉得所有的苦难都不如现世的欢乐，口食之欲是活在当下，是疗愈。“只有在这样的清晨里，当世界还在沉睡，她若舀上一勺蟹糊里的膏黄，淋了醋、撒了砂糖，偷偷抿在嘴里时，会暂时忘记那些沉重的哀愁。心萍觉得，自己到底还是有和父亲相像的地方，再苦闷都要偷着乐的秉性，偷吃偷喝偷白相都好开心。”[7]在苦闷中也要想方设法作乐，以当下的欢愉对抗外部沉重的危机，心萍的生活是王琦瑶式的，但叙述者的语言却充满着张爱玲参透人生的智慧，“偷着乐”是《封锁》式的以凝固的时间和空间获得身心的双重愉悦，也是白流苏、范柳原式的乱世之中的放下与享受。 当然，依托于日常生活来书写上海会带来的问题是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减弱，主要情节被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切割得十分分散，需要仔细阅读才能将情节拼凑完整。例如《试验》中芬芳姆妈对心萍说希望齐齐原谅她，但原因并未当场解释，而是到了贞依四人饭后茶点的闲谈时才由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和盘托出。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穿针引线的能力，让不同情节相互交织，又相互遇合，颇有电影镜头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出现代小说的特点，情节的明晰程度被弱化，情感的流溢以及意识和心理活动的变化引导小说的一步步推进。 三 作为工人的后代，从小生活在工人新村里的张怡微也将笔触延伸到自己最熟悉的成长环境，书写“工人共同体”社区的生活。对于上海工人的书写恰恰是想象上海的另一条路径，左翼化的上海是上海叙述的一副面孔，张怡微写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不过，张怡微书写的是“左翼之后”，本质上仍然是对细碎的日常生活的描摹与体认。例如《春丽的夏》中住在工人新村里的春丽虽然生活的区域并不精致，但是却仍然保持着传统上海女人拥有的贵气，她的着装被视为与新村其他女人都不一样，甚至她对于生活的精打细算都更贴近于传统海派经验下的形象谱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张怡微的上海工人新村书写更像是有意地淡化被潜在赋予意义的“工人”语汇，从而还原最为纯粹的日常生活书写，这也正是“世情小说”的风格。 解构发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小说中的邻里关系。春丽想要做个透天天井，打个小门，奈何却天天有人打小报告。为了自己的天井计划，春丽给社区廖书记塞了100元钱，廖书记收了钱却举报了春丽，天井计划不仅夭折，而且春丽还要付出两倍的钱来处理已经砌好的砖头。“光荣共同体”的美好概念被张怡微以上海人的邻里纠纷轻而易举地解构，有着政治道义纯粹性的社区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也如普通百姓的生活一样藏污纳垢。不过，这样一个社区也并非全然不如意，春丽就认为凤萍其实也不是极坏。不以两极化的标签去规约写作，尽可能真实地展示工人新村的生活，这是张怡微的在地经验——融合了强烈海派风格的在地经验。 这种对新村生活的“祛魅”似乎也与《嗜痂记》中蒲月对于新村的美好想象形成互文关系。小说叙述了小闸村的历史，但是拥有历史的小闸村却在工人新村面前黯然失色。居住在油毛砖里的蒲月对“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头，有抽水马桶可以大小便，有煤气可以烧水煮饭。有吊扇，有花露水的芳香”的工人新村艳羡不已，物质现代性所承诺的美好生活构成蒲月对工人新村的最初理解，而干净整洁、物质条件优渥的工人新村自然也与有着“腥味”“人血味”“药水棉花味”[8]的小闸镇迥异。但是表面富足、现代的物质生活并不能概括新村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能揭示新村生活的内在肌理，真实的工人新村或许像《春丽的夏》中一样存在种种不愉快的事件，现代化的美好期许始终无法承载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隔阂，这并非是工人新村作为曾经拥有特殊政治语义的居住单元才存在的情况，而是人间社会本是如此，世相的千姿百态一直以来都是张怡微着力的焦点，这也正是“世情小说”的魅力所在。 从青春小说起家的张怡微慢慢转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无论是残缺破碎的家庭叙事，还是串联起特定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工人新村书写，都显示出独特的才情与作者特定的观察与思考。在张怡微看来，“小说家要做的事，一方面是素描，一方面是翻译，对外观的素描，对价值的翻译。”[8]描摹上海、将人生从过于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抽离出来，从而还原成最为市井的生活，这是张怡微的写作实践。海派经验赋予了张怡微诸多可以借鉴的资源，古代文学又为张怡微提供了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养分。但是，或许需要保持审慎的是，上海所提供的写作经验、青春时期过于充沛的情感体验以及在家庭关系中敏感但强势的女性主体姿态是否会构成对张怡微小说的标签化认识？张怡微谈及自己写作的动因时曾归结为“生活的感受还不得不继续”[9]，而如何让这种生活的感受越来越丰富，继而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宽，或许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是对成名甚早、独具才气的张怡微的小小期待。 注释： [1] 张怡微：《如果爱赋予生活意义,凭什么不永远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家族试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2] 张怡微：《我真的不想来》，《上海文学》2007年第12期。 [3] 张怡微：《“新家族主义者”——谈<家族试验>重版及近期创作》，《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4] 张怡微：《最慢的是追忆》，《家族试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0页。 [5] 张怡微：《丰年记》，《人民文学》2012年第7期。 [6] 张怡微：《我所理解的世情小说》，《名作欣赏》2014年第25期。 [7]张怡微：《试验》，《家族试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 [8] 张怡微：《“有情”与“无情”之间——与<细民盛宴>有关的两点想法》，《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 [9] 张怡微：《后记》，《樱桃青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