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石一枫 一、“人学”：史传背景、行动力量与新方位 正如石一枫惯用的语言风格，《漂洋过海来送你》[2]中戏谑且极富韵律的北京口语宛若直陈石一枫的写作区块——以北京人的身份从事创作或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石一枫绵延自广义的京味文学传统的创作特质和文学坐标。在长篇新作《漂洋过海来送你》中，同样有杂糅平民气与贵族气的“顽主”形象，指认鲜明的市民精神，石一枫为那豆、黄耶鲁等青年形象提供了在当下的日常生活和家族背景中独自战斗的人生旅途，并由此成长为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自主之人；同样怀揣启蒙叙事的意图，石一枫将人物成长的勇气和信心根植于亲缘关系下对精神力量的汲取与传承——个人生活向着时代深处探寻，几位青年经由父辈的故事，逐渐接近、理解并融入国家的浩荡征途，进而决心投身更加质朴的精神世界和更有难度的生活挑战。凡此同与不同，既是作家在自我创作谱系中存在的整体与秩序的方面，也指向其无限、可能、新生的方面，前者构成了某种强化形式，后者则对应于超越性维度，从而成为不断生成的动力，锻造某种普遍性和特殊性花开并蒂的景观。 这不单是一例或一类作品的理念，当西方现代性话语在全球范围意欲塑造不同程度的文化认同时，中国文学如何以独特的书写方式展开别样的文化空间，是作家写作的又一思考路径。具体到《漂洋过海来送你》的丰富达成，石一枫将这部新作的故事缘起设置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传统。作为小说里的重要事件，丧葬书写承担着不一而足的叙事功能，同时昭示出浩浩荡荡的文化流变史，也展示了时代发展的鲜明特质。当这项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活动分化出行业领域和经营模式，丧葬礼俗厚重而持久的生命力开始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存乎于具体的收益层面，遗体火化时便产生了可供亲属操作的可能：石一枫正是在小说中通过殡仪馆里两具遗体的加塞、加急，牵扯出三具遗体同时操作的千丝万缕。 石一枫小说里的殡仪馆，作为并置讨论传统与科技之辩的关键场域，与墓地开发配套发展，采用科技含量高的德国进口火化炉为卖点，却只针对高端客户销售。正是在这一场域所关涉的更大背景，即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小说中的殡仪馆经营者不断调整思路，重启操作费力、燃烧快速的国产旧炉，不但生发出“丰俭由人”的诡异悖论，而且导致三个换错的骨灰盒，以及与之血肉相连的北京胡同平民、上层社会、海外劳工三种身份背景的家族故事。于是，围绕作为叙事道具的三个材质、雕工、价位均有不同的骨灰盒，几位青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与责任在渐次铺展的复杂回合中，通过一场物归原主的事件得以呈现：以北京通达世界各地的人物地理位移为盛大仪式，在漂洋过海的差异化时空背景下深入历史和家族，完成庄重而具史传、抒情等文学传统的还乡与送灵。小说中有关青年成长的部分，石一枫从他熟悉的北京土著那豆一家的胡同生活切入，通过爷爷那年枝的去世和殡仪馆里哭不出来的那豆，打捞深邃隽永的祖孙情：因为极度哀痛，那豆才在临场时哭不出来——这与他小时候去烈士陵园祭奠时中断的发言如出一辙；也因为极度哀痛，那豆的哭不出来成了他的未竟之事——他要换回爷爷的“盒儿”来完成自己内心与行动上的双重祭奠。 人物形象统摄于创作主题，有关历史、现实与启蒙的叙事，依托人物对骨灰盒错换原因的探究逐步开启。首先是行动与动作步骤，一行送葬的亲友乘车前往位于河北的墓地，弥漫的灰白色烟雾和连日来的困乏，以及愣愣站着的农用车旁的妇女，造成有惊无险的未遂车祸。捧着骨灰盒的那豆，先是受惯性作用前扑，然后在失重和腾跃中两臂收紧，进而死死抱住怀里的“盒儿”——异常的响动被觉察，骨灰盒里还有他物。其次是家族史和宏大背景绵延而至的复杂现实中的人之生活境况，石一枫对那豆这类北京人的真实处境有着精妙的描写，“算上房子，搁美国大概都不是穷人，可他们也只配守着两间半破房子受穷”，于是爷爷的墓地只能买在路途遥远的河北；遗体从干部病房直接拉走的老太太沈桦，孙子黄耶鲁急赴美国办理入籍手续，即便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准备了紫檀雕花的骨灰盒，也只在诸多“隐情”中得凭借“钞能力”选择旧炉的加急火化；海外务工者田谷多在高空作业时遇上横风不幸离世，施工队从埃及回来又将启程前往阿尔巴尼亚，工友何大梁也只好在国内略作停留时匆忙办完田谷多的后事。而把事情都“拴在一块儿”的关节，是操作旧炉的劳模李固元。 在李固元的形象塑造上，石一枫联接了切近的历史事件和灾难叙事，探索着文学处理历史的模式，而任何一种叙事，都只在它与当下生活发生关系时才能被激活。在汶川地震中，李固元郑重地为每一具遗体擦拭清理、编号登记、告慰道别，也帮助持照片寻找家人下落的幸存者进行辨认，此后供养了无依无靠、腿落下残疾的地震孤儿，也由此凝聚出一个小家庭来交还小人物的真实日常，其精神归宿正是享受一家人之所以为一家人的乐趣和烦恼——为了外孙女上学而换房。考虑到一家子工薪阶层的收入实际，李固元不得不重回工作岗位，奔波于幼儿园和燕郊，患上了“美尼尔综合症”，进而在同步操作爷爷那年枝、老太太沈桦、贵州籍工人田谷多三具遗体火化的过程中犯了“晕”。这一“晕”，不仅是病症的动作表征，还是生活条件的窘迫指认，更是一辈子爱岗敬业老工人的人生颠簸，李固元抛开殡仪馆趋利避害的处理策略，开始了全面的事故自查…… 一场对“仁义礼智信”的仗义回归与一个关于彼此说服的故事同时展开，查清“盒儿”事故原因后，石一枫将纠错任务交给了那豆，通过那豆的奔走相告、患难共情，以及对三位逝者及其家族历史的互相关联、互承脉络，确认自身的主体性。“漂洋过海来送你”——北京胡同连线阿尔巴尼亚、首都机场与芝加哥和密歇根湖，多么勇毅坚韧的行动力；当那豆对着天地拜了一拜，当老太太沈桦的骨灰归国、弹片沉湖，当田谷多身体里的螺丝拧进家乡的桥梁，所有人都有了坟、立了碑，这又是多么具有文学性的时刻，多么自省与启蒙的时刻。抗美援朝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第一章，一度凭借英雄主义的风采为一个站起来了的东方发言：大国的雄姿和卫国精神，显示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绝对不容忽视的分量。小说里描述爷爷爬上鼓楼彻夜看守纱布，次日俯瞰所见，除了酱油厂里飘荡的波涛般的纱布，还有从附近医院抽调的护士——其中之一就是当年的老太太沈桦——祖辈的这段汇入历史长河里的同仇敌忾，意蕴当下青年一代的使命与共，他们终于体认了人心向背的强大力量，在有限的跨国旅程中开掘心灵的无限风景……调换了叙事的时代背景，石一枫从侧面探索、观照了烽火连天岁月里的军民关系，并延续 “五四”以来文学的“人学”传统，致以作家最深沉的缅怀和最至诚的敬畏。 二、地缘：北京胡同、世界工厂与全球化 为了实现用不可穷尽的现实主义力量表述当代文学的无限可能的目的，石一枫一方面把社会生活的特定形态浓缩进北京胡同文化，通过北京看世界，再从世界回归本土，昭示人的多元困境和道德坚守的通途大道。人物塑造上的地域性和地缘关系，呈示以飞速发展的北京为缩略的国家发展进程，透过执拗的抒情精神与不依不饶的理想主义，石一枫书写着“真实”的“存在”，一个必然与个体生活环环相扣的全球化的世界。另一方面，与新世纪以来各式各样有关工人形象的文艺叙事同构，石一枫延续工人叙事话语的共时性建构，同时使《漂洋过海来送你》与其他作品之间共有可通约的历时性逻辑：这类作品不断涌现，依次展现了1949年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老工业区的由盛至衰和传统工人的生活变迁，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工厂的普遍化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群体的产生壮大。 小说中的北京胡同生活作为微缩的总体时空景观，有着与之相适的超越性，以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对文化生活的眷恋为主要内容，凝结着出离物质生活水平的人文气息，并久久焕发世俗之外的浪漫情怀。所以，那豆爷爷深陷宫斗剧的话语模式，而那豆在追忆与爷爷的对话时，也常带有对传媒、时事及文化的关心和批评意味，其朝向不可不谓要紧与宏大。北京关联的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那豆与黄耶鲁既共有和父辈的断层，也展现出近似的城市精神与乡愁：那豆并不追求过高的物质生活，不似父母那样专注于攻克殡仪馆的赔偿难题；黄耶鲁不完全附庸于父母成功学下的“入籍”庇护，反倒“隔辈儿亲”般升华出不卑不亢、大气兼容的处世观。两位青年共同确认了新一代青年的文化自信和大国自信，从而也倒逼父辈在经济大潮中具体的价值追求和人生选择，映照北京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地缘，也映现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格局气象。那豆等青年虽属世俗里的弱小，却拥有强大的精神优势，能够牵引其洞穿历史真相和现代生活。当阴晴得知黄耶鲁父亲的“庞氏骗局”，预备实施疯狂、偏执的命运拖拽时；当纷繁的集会游行汇集于黄耶鲁父亲的豪宅，各色人等在对峙中尽心尽力地警惕、示威、监视和寻求表达，和解的可能性还来自时空交织中的地缘历史，正如那豆和黄耶鲁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段有关家族史的军民鱼水情的现实体悟与精神延续，现实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现实化正是我们思考当下的应有路径。 作为叙事的多声部之一，《漂洋过海来送你》全文征用了北京胡同文化中“养鸟”的集体爱好，经由极聪明的八哥学舌，时而穿针引线，时而插科打诨，时而作念白烘托，文本的复调风格得以完成。结尾处宛若一个空镜头，胡同院子上空充盈冲淡闲远的意境，既是石一枫叙事美学层面的追求，也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特然卓立与永恒定格。八哥所再现的对话场景，伴随着感伤、悠远的情思，我们与那豆一样，似乎抵达了理解和把握人生的又一视点——如此恬淡、如此柔和，曾经的悲痛吹拂，悄然的离去与深藏的梦想，我们与世界环环相扣，创造之手生生不息。 石一枫在尾声的最后部分借用《阿甘正传》经典的奔跑场景，暗示小说的又一前文本。阿甘奇迹般的个人奋斗历程，跑过了长达三十年的当代美国历史，从华莱士、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列农等诸多风云人物到反战风潮、妇女运动、毒品问题、黑人民权斗争、肯尼迪被刺、中美关系解冻、水门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件，电影记述了当代美国史上最重要的一代青年在历史视点和社会思潮上的转变。石一枫在小说里用情用力塑造的那豆和与他青梅竹马的阴晴，正是阿甘和珍妮爱情故事的中国化，不仅倾心演绎那豆对阴晴的缱绻暗恋，还深挖阴晴原生家庭的聚散因果，既感怀旧时的少年美好，也通过美德观念的重新确立诀别过往，燃起中国青年一代的“中国梦”和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于是小说中有了身在美国、心在北京的黄耶鲁，即便殷实的家境使他度日无忧，他也处处批判美国生活的尴尬虚伪和水土不服，遭遇美国所谓“普世价值”的倾轧；以阴晴为代表的普通留学生，无法保障日常生活安全，直到同学遭遇抢劫案，一句“为什么是我？”，导致阴晴抑郁症的爆发；阴晴的母亲郑老师，将美国“幻境”误作人生成功之境，与阴大夫结成貌合神离的夫妻，最终迎来人生的彻底错位…… 有必要就《漂洋过海来送你》的发表时间与创作背景进行分析。一来，“传播”以嵌入的方式改变着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有何特征”[3]，文学作为重要的传播内容，不同程度地回应着传播的需求，在作品的形态、体例和意义上呈现新变，并深刻介入对现实的关怀，深化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二来，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4]中美关系的时代变迁，在历史性与世界性中赋予北京新的方位，为石一枫的文学坐标系提供纵深——这也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大现实和现实主义写作的题中之义，对此，中国作家必然要做出关键思考与重要回应。石一枫通过小说的缜密情节推敲出呼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故事典型性，透过那豆等时代新人展现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生活场景，经由多方共同的“人心所向”将故事推至高潮，既是叙事策略，更是文化策略，示意着中国对外行为的价值偏好——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这一理念贯穿故事始终。 《漂洋过海来送你》作为一部呈示困境也昭示希望的长篇小说，提供了观察、观照当下整体生活现实的窗口，既是情怀的、理想的，也是精神性的、总体性的，修复着共通的心绪和情感。正如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里提示的“经验”的多重意义[5]，作为稳定性的、可以信赖的心理结构、文化传统，“经验”的真理性价值一度在二十世纪历史及其文化建构中失效。文学，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代表，所致力于恢复的不是无数破碎性经验的集合，而是关联社会、历史、时代等超越纯粹个体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经验，以个体性、真实性、日常性的经验通达“他者”，思考经验本身，进而重建有效的经验。于是，石一枫在全球化的大时代叙事中设置“找寻”母题，一方面展示出小说人物所处的北京胡同、世界工厂及美国景观，一方面通过人物个体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文化观念、情感脉络，与成长母题互相映现，以对超越性和可能性的关注，架设重拾自我、发现本我真我的成长之路——通向长篇小说的历久弥新。 三、景观：城市发展、劳动价值与时空体 在那豆的不停追忆中，石一枫将那年枝的处世方法、价值选择和对后代的人生引导一一彰显。在解密骨灰盒错换事件的过程里，那豆深切领悟了爷爷那代人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奉献精神——“从酱油厂的工人变成了股东，又从股东变回了工人”，造成那豆父母一代现实生活的逼仄，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进程，又使那豆一代得以在宏大的历史意识及全球视野中去理解、探寻与国家命运相生相伴的家族史，从而在民族血脉的传承中凝结出强大的精神认同与文化认同。 这里必须展开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人叙事话语。进入新世纪，诸多作家作品把工业生产作为创作主题，以“工厂政体”作为小说叙事的前提和基础。但必须明确，工人阶级主体性的生成不完全由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对工人确立的自觉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6]。文学实践如何参与呈示这些劳动者们的真实诉求，参与建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的未来，是石一枫近年创作暗含的主题。经由历史意识追溯梳理，既有其认识论意义，也有方法论意义，也是在求索文学与现实的具体联系。显然，石一枫择取文化的路径，续写由“革命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工人生活，与其说是讨论当代工人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倒不如说是把传统工人身份意识中的伦理、文化、经验等进行通约。因此，李固元和那年枝的“劳模”身份作为建立在私人情结领域的精神坐标被频频指涉，却并非指向与其挂钩的物质奖励，荣誉实际提供着基于劳动伦理的召唤性力量与精神动力。 劳动伦理曾在充满乐观精神的解放叙事中担纲重要的历史角色。回顾“十七年文学”对劳动乌托邦的建构，劳动伦理中政治德行的一面，持续克服着利己性、世俗性、物质化的乡土德行，并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借助了科学、性别解放、国家计划等现代性知识话语，使得“劳动”不再仅被视作传统美德和农人本色，而是一种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曾经，“前方战斗激烈，部队伤亡严重”，遭了暴雨的纱布必须在北京就地消毒风干，“刚参加工作的爷爷就跟着三个老师傅，一夜之间搬了二百多口五尺深的大缸”，“白花花的纱布挂到满院儿的竹架子上”，爷爷就此留下病根儿，也成了一位级别不高的“劳模”。与其说由一纸奖状造就了职业的丰碑，倒不如说以其标注出的个人身体的竭力与延伸，共同铸就了新中国的一座座国家丰碑。石一枫正是借用劳动的文化神性复魅劳动的价值，李固元凭借身体力行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家庭日常和职业价值，他无法反叛“劳模”身份所示的自身来路和精神归宿，不计个人得失地追查事故真相，再三对那豆提供帮助；那豆一想起爷爷的“劳模”身份和当年为厂子毫无保留的付出，仿佛就拥有了无穷动力，作为工人家庭的后代，他必须顺着这一身份意识与文化伦理在当下的语境中发挥作用。石一枫通过《漂洋过海来送你》提供着当下工人自我表述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资源，从而为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所能创造的社会氛围与活力提供某种可能的范式。即便是日常生活叙事的铺陈，爷爷那年枝和司炉工李固元也从未放弃过传统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强烈的尊严感，正因如此，在世界工厂的劳动模式中，并非亲属关系的何大梁与田谷多才得以建立如此深厚的工友情谊和内心道义，进而启发了那豆对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的切身思考，也促成那豆由点及面地追寻事件真相、改变事件结果的基本面。 无论是爷爷的腰疼还是李固元的头晕，又或是老太太沈桦与工人田谷多骨灰里的身体附件，关联的国企改制、抗美援朝、国际基础设施援建等，照看当下的城市发展与城市精神，都构成文本潜在的叙事动力与结构张力。从章节划分上，《漂洋过海来送你》仅设三块，即“第一部分：来自太平洋西”“第二部分：前往太平洋东”“尾声：上、中、下”，却勾连了“历史性的现实北京——与北京相连的世界——世界中的北京方位”的全新路径，逸出《借命而生》中定位的“1988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沿着铁路线漂流进城的叙事时空体。种种“逸出”，正是近年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气象。例如，徐则臣可证的三重小说世界：《耶路撒冷》式“花街、运河——耶路撒冷——世界”，《王城如海》式“世界——中国——北京”，《北上》式“世界和历史的中国——世界中的现实中国——运河与世界文化遗产”，经由历史、现代以及当下和未来的时空交织来处理变动的世界存在。再如，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一代的东北作家以“下岗”主题和传统工人“子一代”的视角为鲜明标识，把东北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空间，书写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乡愁，展现地方、中国与世界文明总体进程的联系，实现普遍化的共情，乃至不时传出“东北文艺复兴”[7]之说。还有，以林白、东西、林森、朱山坡等作家为代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8]，在区位上天然地四通八达、接连世界，呈现出某种异质的流动美学。 此前，面对一个难解的中国，作家择取地理空间的较小单位，专注于以地方性书写深入中国的局部，以期使“地方”升华为“中国”的总体性象征。近年的作品中，作家不约而同地将创作重心推向建立从“地方”到“世界”的通途，以中国的世界方位讲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语境。一来，地理空间在小说中形成类似史诗品格的表现形式，不断为真实的地标复魅，重启一种现实主义的抒情美学，纳入一地之知识、经验、情感及其时代之变，凝结作家的理性直觉和腔调风骨。二来，围绕小说人物的地方感知和生活经验，作家在故事推进中关联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生活记忆，从而以虚构的方法通达“他者”，进而对纵深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展开介入，并将相关的意象符号引入文本，形成某种互文的面孔。再有，彼此联结而互有指涉的文学地理，在作家各具所长的风格中流动、聚合，以人物的地方感知架设成长和传奇的发生，围绕人物的心理内核和精神性，生成由“地方”之特殊到“世界”之普遍的充分路径，同时经由叙事层面的现代技法和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处理“事件”，映现小说的独特创见及其通向的诗学意蕴，不断寻绎着中国文学在世界这一文化交流的宽阔舞台上的重要出演与丰饶景观。 结 语 将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放置在近年中国文学地理学语境的嬗变中讨论，是就石一枫绵延自广义北京文学传统的文学坐标进行的一次必要定位。同样是一部以北京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漂洋过海来送你》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传统，在叙事策略中具体地呈现了文学的“人学”脉络、世界地缘和时空景观等三重路径，关联北京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回应中美关系的时代变迁，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示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价值。小说指向的文化、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再次强调着长篇小说在重建总体性经验、恢复经验的有效性等方面的真理性意义。凡此种种，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气象同构，即中国作家正不约而同地逸出从“地方”到“中国”的地方性书写范式，将创作重心推向建立从“地方”到“世界”的通途，以中国的世界方位讲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新语境，以中国文学厚重、深邃、别样的文化空间，许诺人类文化在多元世界的生生不息。 注 释 [1] 柯文曾在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指出，面对一个难以理解的中国，可以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于掌握的单位，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异，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8页。李怡提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参见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2] 首发《十月·长篇小说》（双月号）2021年第5期。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均来源于此，以下不赘。 [3][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4]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世界政治》2020年第5期。吴心伯指出，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 [5] “经验贫乏——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似乎渴望新经验。不，他们试图从经验中解放出来，他们渴望一种能够纯洁明确表现他们的外在以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以便从中产生出真知的事物。他们也并非总是无知或无经验。”（参加[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6]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出现于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比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更偏向于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就是文化和艺术对社会的反作用。 [7] 参见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文章从班宇《冬泳》图书销量暴增、董宝石与班宇在博客GQ Talk发布的对谈等媒体数据，指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一说不胫而走的大致时间是2019年。 [8] 张燕玲：《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 主持语》，《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