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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怡微 2021年9月，张怡微凭借《家族试验》一书获得“未来文学家”大奖，在获奖感言中，她坦诚《家族试验》是其最初十年小说写作的成果。倘若关注张怡微近年来的写作，就不难发现她着力书写的其他几个重要议题：“机器与世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前些年来有意识进行的“家族试验”练习仍贯穿于她的小说创作当中，只不过她的笔触从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进一步延伸，拓展到对于技术与人的关系、性别处境、人与故乡的勾连等更为具体而广阔的层面之上。这些主题中的每一个似乎都可以与我长期关注的科幻小说产生联系，但当它们与世情相结合，却又在张怡微笔下呈现出一种特殊风貌，道出幽微的变化与恒常的不变之间那一点点不为常人注意的差异。 机器与世情 在《机器与世情——谈近期创作》（《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一文中，张怡微总结了自己对于该议题的思考以及近期创作。从她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她对于赛博格、控制论、虚拟身体、人工智能等科幻常见议题的兴趣。近年来，随着科幻文类在社会上引起愈发广泛的关注，似乎有越来越多纯文学作者开始写科幻。这类作品中最常见的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近未来（或者平行世界中接近当下的某个时点），以一种更接近纯文学审美的笔法来讨论科幻作品中早已被多次书写的主题，比如人与机器的关系，伊恩·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和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这两部作品既是作家长期关注议题的体现，又是这个时代潮流的反应。张怡微的写作在这个层面上独树一帜，她既关注到技术对人的影响，又拒绝虚构尚未存在（或不可能存在）于世的技术，将笔触限定在纯然的现实空间之内，捕捉机器融入日常的瞬间。 张怡微对于机器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具象层面，而是作为一种人的延伸的技术，它可以是维系生命的插管、人手不离的手机、模拟不同乐器的电子琴、抑或是压根不存在实体的表情包和朋友圈。较之科幻作品中常见的象征异化、进步或权威的大机器，张怡微笔下的机器无疑更有人情味，将技术引入世情的领域，在传统科幻作品很难涉及的层面上展开讨论。《蕉鹿记》和《樱桃青衣》中的鼻胃管既是为失去意识的病患输送养分的生命线，也是阻挡他们的另一半向前看、追寻新生活的禁限。倘若没有这一技术的存在，那病患的生命可能早已无法维系，而由之产生的复杂伦理故事也不会发生。《四合如意》和《一春过》中，手机成了异国恋情侣或夫妻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看似即时的通讯工具没法即时沟通人心，但没有手机的话恐怕这一切早就无疾而终。《度桥》中的表情包和《缕缕金》中的朋友圈则进一步揭示了亲密之人间对彼此理解的微妙错位，说与不说的角力潜藏在裹着一层包装的表述当中。 正如张怡微在小说中所点出的那样，“科技试图拉近人和人的距离，结果总是适得其反。有些人早晚会散落掉的，有些人再难‘邀请’回来。总有一天，任何人与任何人都可能被科技的更迭彻底隔离开来。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事。”[1]此处，科技不再指涉未来和前沿，也并非《黑镜》中的讽刺和预警，而是在人类发展史上自古与我们同在、丝丝缕缕嵌入我们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只是有时因其过于细微而易遭人忽略。如果说科幻小说通常将这种变化最大化，作为戏剧冲突的核心来吸引人注意，那么张怡微则将这种变化处理为几不可见的暗纹，它们如同缠绕在生活上的蛛网，我们早已习惯甚至忽略其存在，只有极为细心才能发现，而这恰恰是科技在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女性处境 有关女性的话题，张怡微在各种访谈和讲座中谈得很多了，作品中也经常涉及，这是她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的感悟，也是对于时代脉搏的回应。据我观察，有关女性议题的讨论，正在当下中国社会轰轰烈烈地发生，囊括网络、艺术、家庭等不同层面，文学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张怡微曾在专访中谈到，“如果我不写就没有人知道，大家都觉得你们过得很好，这是女性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拿笔的时间也不长，表达得不好不要紧，但是完全不表达，别人就会忘却我们的声音。”[2]当女性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加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时，人们很容易将之抽象为一个单一的声部，但女性议题从来就不只性别一个维度，她们在身为女人的同时，也有诸种不同的职业、年龄、家庭关系，经历着不同的疾病、痛苦、困惑。在张怡微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女性处境是复杂的，她们的挣扎是超出性别维度的，她们的情谊和矛盾也是不能简单概括的。 《步步娇》中的郑梨、母亲、外婆、小姨妈、刘童便构成了这样一组复杂女性形象。郑梨因不孕而受尽苦辛，在传统社会规训下，生育似乎成了女人的天职，没有生育能力就成了原罪，她为此经历了数不尽的手术、婆婆的刁难、丈夫微妙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巨大心理压力。与此同时，她在单位里要面临裁员威胁，在原生家庭中又要面对奇怪的人际关系，在外公的葬礼上甚至偶遇年少时的闺蜜，从而忆起两人之间尘封多年的复杂情谊。母亲、外婆、小姨妈则在面对同一个人（郑梨外公）的死亡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母亲的关切、外婆的漠然、小姨妈的斤斤计较背后暗示着她们各自不同的处境，母亲面临着生父的病亡、生母的“糊涂”和自己女儿在生育和工作上面临的双重困局，外婆面临着丈夫的病亡和对自己健康的担忧，小姨妈则同时面临作为女儿应尽的孝和作为会计的习惯性算计，她们的行为背后可能有更多作者没有道出的缘由，但仅就小说中透露出的丁点细节来看，就不难发现同一个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女性与女性之间处境的不同。小说后半部分，刘童作为郑梨曾经的闺蜜飘然登场，她在年轻时看似毫不费力、毫不在意地帮好友追到了自己的青梅竹马，但内心飘过的疑虑若仔细推敲也十分微妙，其当下处境更在小说的留白中成为一个谜。 同样，《字字双》中留英归国的女博士安栗、《四合如意》中的国际学校教师茹意、《一春过》中的人偶设计师齐茜各自都有迥异的生活和困扰。张怡微有意识地在自己小说中关注女性，也有意识地关注其他作家笔下的女性，却并非将性别本身作为人物唯一的樊笼，这种交叠性的视角使得她的女性写作具有更丰富的层次，也使她得以触及环绕在女性处境周围的多元议题。 移民与故乡 “移民与故乡”是张怡微小说中另一个突出的主题。攻读博士期间，张怡微曾旅居台湾。这段经历直接体现在她的《双双燕》和《樱桃青衣》等作品中。《双双燕》中，清瑶的人生因父亲入狱而彻底改变，她从大陆嫁到台湾，原以为可以开展新生活，与丈夫之间却产生越来越大的隔阂，在这过程中愈发思念故乡。《樱桃青衣》中，“我”随改嫁的母亲从大陆移居台湾，见证母亲在朋友圈中炫耀自己的生活，“在台湾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生活成上海模式，只跟上海人较劲”[3]，这背后是对故土的复杂感情，一方面“哀叹小小的台北什么都比不上上海”[4]，一方面又通过在台湾的生活跟上海的朋友们较劲；而“我”自己则成为在台湾无依无靠的“新住民”，时常想起儿时的春节甚至上海的大火。表面上来看，两篇小说的主人公移居台湾后怀念大陆，但她们所眷恋的故乡却并非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是时间意义上的，她们的乡愁同时也是一种忆旧。 在另一组作品中，张怡微书写了不愿回到故乡的移民。《四合如意》中的房东太太便是这样的福建移民，她离开前夫独自移居英国，站稳脚跟后又将儿子接来，她和儿子因“五年遗案”侥幸获得身份，但她身边围绕着许多不惜没有身份也要黑在英国的非法移民。《一春过》当中，马先生的太太结完婚到波兰留学，多年后仍没拿到学位，不愿离婚也不愿回家，更不愿马先生去波兰找她。这组作品序列中的移民似乎对新生活十分满意，与故乡的联结在多年时光中变得薄弱，却又无法下定决心将其彻底斩断。 在张怡微的这几篇小说中，出走移居他乡的女性亦形成了一组群像，她们怀有莫大的勇气和决心，与过往的生活告别，无论对于新生活的追寻是否达到预期，她们都为自己做了命运的选择。另一方面，她们也通过技术与故土保持联系，朋友圈、视频、MSN或Zoom，无论这种联系是强是弱，都是她们与旧生活之间的最后纽带。技术、女性、离散这三大主题彼此映射，巧妙地与世情结合，构成张怡微近年来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旋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怡微的近作《冉冉云》。在这篇小说中，阿德是半个四川人、半个上海人，她因祖辈支援三线建设而在四川出生，难以回到上海，自己究竟是不是上海人的困惑始终环绕心头。她既是移民，又不是移民，祖辈的故乡上海就如头顶的浮云，难以企及又切实存在。与阿德形成映射的是“我”的母亲，从上海移居到美国，重新改嫁并生下美国国籍的小儿子，过的生活却又比中国更中国。很难说她们是否思念故土，哪里才是她们真正的家乡。这部小说里另一对有趣的映射是广播与弹幕，它们各自代表了旧时代与新时代的技术，“我”是电台主播，见证广播行业逐渐步入夕阳，观众和听众的注意力被短视频app吸引。在电台式微的同时，直播室也引入了新技术——弹幕，这一技术使得观众能够以一种更加实时和低门槛的方式参与到讨论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多原先会被编导筛选的留言得以直接出现，改变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但是这里的弹幕又是依附于广播（或者其他媒介）存在的。或许，广播和弹幕的关系可以被视作故土与他乡的隐喻，看似是旧的被新的取代，实则是新的无法完全脱离旧的独立存在，两者彼此缠绕，分割不清。 一直以来，张怡微都擅长捕捉生活当中的幽微细节，她从家族出发，将更多层面的议题纳入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进一步打开世情小说的格局。“机器与世情”、“女性处境”、“移民与故乡”只是她所关注的一些层面，相信在未来她会为世情小说带来更多面向。 注释： [1] 张怡微：《一春过》，《芙蓉》2020年第6期。 [2] 范佳来：《张怡微：我比我小说里的女孩子都过得好》，澎湃新闻，2020-05-21。 [3][4] 张怡微：《樱桃青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