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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树:中国科幻“国际化”的忧思

http://www.newdu.com 2022-04-22 《文学·2017 春夏卷》 宝树 参加讨论

    关键词:海外传播 《三体》 中国科幻
    长期以来,中国科幻文学无论是在国内文学界,还是在国际科幻界,更不用说国际文学界,都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存在。但在2010年后,随着刘慈欣《三体》系列迅速走红,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美籍华人幻想作家刘宇昆翻译的《三体》英译本获得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随后不仅一路畅销,更成为奥巴马、扎克伯格等世界名人钟爱的读物。如果说《三体》的成功还可以看成是个例,2016年青年女作家郝景芳的另一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再获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则无疑昭示了中国科幻在更广阔范围内的崛起。此外,包括笔者在内的多名科幻作者,近年也都有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在美国的知名科幻期刊上发表,有的还被收录入一些重要选集。可以说,中国科幻这支“寂寞的伏兵”终于气势磅礴地杀出一片新天地。
    这些都是过去所无法梦想的。在二十多年前,中国科幻才再一次从荒芜中艰难起步,许多早年的作品以现在的标准看来都稚嫩可笑;十多年前,年轻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们面对《计算中的上帝》《深渊上的火》等译介进来的当代美国科幻佳作望洋兴叹,每每慨叹中美科幻的巨大差距;甚至在几年前,《三体》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笔者还亲眼看到一些自诩了解美国的读者斩钉截铁地预言,在每年优秀作品不可胜计的美国,此书不会引起什么反响。至于拿星云或雨果奖,就更是痴心妄想了。
    这些如今已成笑谈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热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科幻的再次启航,从一开始就直接处于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直接从西方科幻文化(除小说外,还有影视、动漫等)中汲取养分,比对之下,对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然而这也导致了某种过头的仰视心态和自卑情结,看不到自身的后发优势,也想不到走向国际的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刘慈欣、郝景芳和其他科幻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绍介到海外,并屡屡有所斩获,对打破这种西方至上的迷信很有意义。从此,国人有了我们也能写出被世界认同的作品的基本自信。但不能不说,举国欢庆中类似“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的惊喜,以及作家们获奖后出口转内销式的洛阳纸贵,在深层意义上又固化了这种自我否定的逻辑。即对作家作品的认可,最终依赖于“国际主流”的承认。并且,因为今天有了以前不敢奢望的,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诱人前景,科幻圈一时争相“国际化”,中国科幻甚至比以往更加远离自身主体性的建构。
    这不仅仅涉及部分科幻从业者的心态,也关涉到中国科幻的内核所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书写的究竟是谁的故事?在七八十年代,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晰的:是未来实现高科技和现代化的新中国的故事。但今天,这一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定位变得暧昧不清。对未来的想象和西方式的背景难舍难分,许多读者都抱怨过,国内的科幻作品往往过于西化,不接地气。即使是写遥远未来或异星的故事,也仍然化不掉西式人物和社会的影子。偶尔有中国元素出现,反会令人感觉“出戏”。笔者最近读过一本发生在未来的科幻小说,其中提到主角登上一艘星际飞船,参加了一个宴会,桌上摆着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等中餐名菜,总觉得行文有些滑稽,但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的开头,主角们在宇宙飞船上享用红酒和牛排却十分自然。这种心态似也不对,谁规定了未来的飞船上就只能吃红酒牛排,不能吃宫保鸡丁呢?但这的确是很多人的客观感觉。
    实质的问题当然不在于飞船上是吃中餐还是西餐,而在于科幻想象中中国自身的形式或实质缺席。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往往以科技为重点,但构成完整生活形式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建构。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否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式的、更多中国性所构建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指中国作家非得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气功中医等“国粹”写到未来去,才够“中国”,这些可能反倒是异域风情的猎奇。毋宁说,中国科幻所需要的是一种对中国读者更为本己的、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审美结构和情感体验。
    经典科幻作品与其文化母体之间往往具有深层的契合和呼应。譬如《基地》背后就是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星际迷航》体现了欧洲人大航海时代的探险精神,《星球大战》中共和和专制斗争的主题更横贯了从凯撒到希特勒的西方历史……成功的中国科幻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三体》中隐然再现了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压抑和苦难的近现代史:技术发达、几乎不可战胜的外星殖民者,正如带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舰队,利用黑暗森林法则的苦心制衡,又像是在列强争霸中无奈的“以夷制夷”,三体人对地球的奇袭和统治,也令人想起日本人在中国……当然,这并非简单对应的影射,而是来自经历过的种种苦难的忧患意识向未来的投射。而西方科幻中处于重要位置的宗教体验、种族冲突、性别性向等主题,在《三体》三部曲中就并不显著。
    《三体》中借助恣睢想象表达的中国经验,赢得了中国读者,最终赢得了世界。而《北京折叠》讲述的也是一个切中时弊的中国故事。当然,在每一部走向国际的中国科幻中寻找某种特殊的中国性也是荒诞的,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的精彩和趣味。一旦我们将中国性视为评判标准,就会再次跌入自我异化的怪圈。将自身定位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同样是从西方出发的东方主义,甚至可能成为为了“国际化”的刻意迎合。
    或者可以说,对中国科幻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最根本和迫切的需要是在和中国读者的互动中,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和意义生发结构,拥有自身的独立品位、自治评判乃至不断推陈出新的根本活力。这是单纯国际化不可能带给我们的,而仍然要扎根于吾国吾民,扎根于每一个作者在现实中国的生存经验。
    宏观来看,中国科幻在国际上的成功不只依赖于科幻作家的努力,而也是中国迅速崛起以及有能力向西方推广自己的结果。过去几年中,许多其他的文化领域也都实现或接近实现了和国际接轨。如莫言、曹文轩等作家也荣获了诺贝尔奖、安徒生奖等知名国际大奖;麦家的谍战小说在美国屡登畅销榜;在学术方面,根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数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排世界第三,即便在《自然》《科学》等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也位居前茅。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国度的现状下,科幻的国际化才能顺水推舟,一日千里。
    但是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中国是实质性的还是一种表象?它到底又走向何方?是走向后冷战时代的“历史终结”,还是要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自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中国科幻发展的讨论,但奇妙的是,二者在最深层的意义上恰恰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未来正是中国科幻所需要想象的未来,也正是中国科幻本身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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