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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 关键词：当代中国阐释学 文化传统 方法论 本体论 从1980年代起，西方阐释学由简单译介开始，进入中国40年了。近些年来，历经各方努力，阐释学已为学界广泛了解和参与，俨然呈现蓬勃之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认知，当下国内阐释学研究，仍以西方阐释学主要是德国现代阐释学为主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长期左右着中国本土阐释学研究方向，其概念、命题、范畴，以至方法，皆为基本范式与准则，舍此似无阐释学可言。以中国传统经典阐释经验和实践为方向的理论努力，影响微弱，甚至被轻视，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阐释学起步艰难。这种局面应该有所改变。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构建，同样应在阐释学上得以实现。达此要求，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必须解决若干事关中国阐释学建构基础与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当以如下几个方面为要。 出发点与落脚点 当代中国阐释学之基础建构，应该从哪里出发，落脚于哪里，是从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与经验出发，落脚于当代文化实践，还是从西方传统与诉求出发，落脚于西方理论的自我循环？毫无疑问，答案应该是前者。只有依靠中国阐释学传统与经验，融会于当代各学科，尤其是前沿学科的学术创造与实践，进而使之被广泛接受和应用，中国阐释学的实际建构才成为可能，才有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由民族文化基因决定的。所谓民族文化基因，集中体现为民族的语言与思维方式。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及精神成长，决定了彼此差别甚大的文化形态。从哲学、文学、史学，到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其中只要存在认知和表达，理性的阐释行为就在展开。阐释是思维的阐释，思维是阐释的思维。不同的民族心理与历史经验，生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成不同的阐释方法与范式。对阐释学而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逻辑上说，西方重演绎逻辑，走纯粹思辨的路径；中国重归纳逻辑，求理性合一的取向；其二，从伦理上说，西方重个体，偏于自由主义；中国重族群，偏于集体主义；其三，更根本的是，从语言文字上来说，西方是表音文字体系，中国是表意文字体系，所谓象形文字之“象”，决定了汉语言民族的思维不同于西方其他民族。这里仅指出中西差别，二者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正是这些差别，使东西方文明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由此，应该从中国的思维本征和特质出发，从中国阐释传统和经验出发，从中国当代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出发，构建中国形态的当代阐释学。这里有两个问题要特别说明。其一，阐释为学，是西方的创造。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之学。当代中国阐释学为何以中国传统为出发点？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学术有深厚丰富的阐释传统和经验。从《周易》到《诗经》，乃至最原始的甲骨文，中国三千年的学术思想与体系，皆由阐释而生成和光大。以阐释学的眼光及标准认知并发扬这个传统，从表象到规律，从技术到方法，以至更广大的方法论，中国当代阐释学建构基础深厚可靠。其二，以中国传统为基，是否要拒斥西方文明精华？互学互鉴、交流提高，是世界一切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也包括在文明与文化领域以更广大的胸怀和眼界面向世界，借鉴并接受世界各民族文明与文化的精华，这是成功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西方阐释学和西方哲学、史学、文学及其他学科的阐释方法提出不同意见，作出批评与反思，同样是积极的学习，而非消极的否定。扩大开放，学习借鉴包括西方阐释学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是构建中国当代阐释学不可动摇的基本方略。应该有更广大的队伍，专事西方阐释学研究，为构建中国阐释学提供科学方法与理论资源。当代中国阐释学的落脚点是当代学术与文化实践，要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化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既非僵化地模仿西方，也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贯通古今中外，立足中国实践，回答当代问题，此为中国阐释学话语创新的根本路径。 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 我们坚持方法论与本体论并重。立足当下实践和发展水平，中国阐释学的构建应考虑从方法论起步和上手。从长远看，方法论阐释学研究也必然是一个不可忽视和放弃的方向与重点。19世纪施莱尔马赫以方法论为起点，构建了一般阐释学体系，经由狄尔泰衍化与发展，进入20世纪，海德格尔为先，引领并实现了本体论或哲学阐释学转向。由此，西方阐释学以本体论研究为主潮，而方法论阐释学派，无论赫施，还是贝蒂，似为边缘。以至在当下中国学界，主张方法论的阐释学，被视为倒退。这就提出如下问题：其一，是不是本体论就一定高于方法论，有了本体论就要抛弃方法论；其二，是不是西方转向了，中国阐释学也一定要跟着转向；其三，目前，当代中国阐释学构建为什么要以方法论为主攻方向。我主张，在哲学意义上，本体论与方法论是统一的，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也无法截然分开。哲学史上的任何可称为本体论的学说都是方法论的，只有是方法论的，其本体论才有意义和可能。没有与本体论相割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和作用的本体论。两者从来都是统一的。对本体或现象的体认及把握如何，认知、研究、改造本体或现象的方法就将如何。本体论研究是建立在方法论基础上的，任何本体论最终都要提出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不是简单的操作技术，而是深刻的思想和思维范式。本体论也不仅仅是探究世界，还包括意识主体之本源与基质的理论，其本身也是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视角和方法。更进一步，一切本体论都是方法论的直接或间接的依据，否则，其意义和价值将不复存在。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无一例外。至于阐释学的演变，本体论的提出扩大和深化了阐释学研究视野，建构了阐释的生存意义，将精神阐释与生活世界融会一体。阐释学的存在论意义被呈现，以本体论的视角研究阐释现象与行为，这同样是方法论的进化。海德格尔以此在和共在揭示人的本质，进而以此为方法重新认知天、地、人、神，在这个意义上，存在论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应该放弃方法论的阐释学，也没有证据可证方法论的阐释学就一定落后于本体论的阐释学。中国当代阐释学不放弃本体论的探索，比如阐释的心理学研究，就是进行本体论探索的一种努力。 当前，中国阐释学建构应以方法论为重，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传统阐释历史的累积深厚博大，其当代转化由方法论的抽象与进化上手，进而可实现本体论的超越，其可靠性、可行性明显。二是，在具体应用上，方法论阐释学具有更直接的实践性和普遍有效的实用性。从学科发展来说，本体论阐释学固守哲学范畴，重在形而上的纠缠，难于超越学科界限，方法论阐释学以有效方法实际运用，具有明显的超学科性质，为多学科研究提供范式基础，乃至可能引发范式革命。西方阐释学的第三次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本体论阐释学的局限性，显现了西方阐释学新的超越企图。这种超越，一方面强调了阐释学的社会批判意义，另一方面指向了方法论阐释学的回归。从学科意义上讲，不仅是人文科学，文学、史学、哲学理论皆为典型的精神阐释，也同时是最直接的阐释方法，就是自然科学，作为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说明和阐释，其方法和范式也当优先。更彻底的说明是，本体论研究也必须有正确的方法，必须以正确的方法论为前提，没有正确且不断进步的方法论，本体论研究将失去可能。阐释逻辑的研究，既为阐释提供方法，其思维规则与范式，亦为阐释存在的本体论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一定先进于方法论的提法就是非本体论的。鉴于此，我主张，在中国阐释学建构上，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方法论优先。 汉语言文字研究与阐释学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的语言，民族是语言的民族。语言与阐释的关系是，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决定阐释，阐释是语言的阐释。这个逻辑关联与线索为东西方多种学说所证明。不同民族的语言决定其思维与阐释方式的深刻不同。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意义上，语言研究永远是阐释研究的根基。在学科建构上先行一步的西方阐释学从未放弃文字与语言方向上的阐释学研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讨论阐释学概念，毫无例外地从字与词的希腊与拉丁词根言起。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索绪尔曾郑重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1] 因此，其研究对其他语系，特别是对汉语无效。无论西方如何转向，在中国阐释学建构上，包含了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的中国语言文字学，或传统所称的小学，永远具有基础性意义，不可或缺。阐释学不是训诂学，但包含训诂学，无训诂的阐释学无以为据。训诂学不是阐释学，但必须进入阐释学，无阐释企图的训诂无以达理。训诂与阐释不同，阐释不止于训诂，训诂是阐释学整体框架中的核心要素，是一切人文阐释的基本方法。中国古代的训诂学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史、子、集的语言和阐释实践，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阐释方法与形态，这一学术传统为以方法论为重的中国阐释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中国阐释学建构当由以训诂学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学入手，其要义有三。一是，弘扬民族精神。汉语言文字的精神基因——象形，是一种直观感受和认知方式。《说文》释“阐”，以“从门”为形，直接表达阐的开放、向明、交流意，拒绝自守、向晦、独断意，直观而深刻，蕴含了中华民族的融容宽大精神。[2] 汉语言文字的表意，是一种整体的统摄和把握，其自身包含丰富的衍生意义。《说文》释“衍”，为早期的甲骨字形，意谓“水在地中行”，“阐”“衍”搭配，由此而生阐释的扩张与约束，宣表了阐释自律与创新相持相守的张力。[3] 二是，辨识基本概念，特别是以我们民族的概念相别于西方的概念。有一种现象必须认真对待，即大量的西方概念翻译为汉语时，其本来意义被与汉语简单对接，产生了许多既歪曲西方概念本义，也错误使用汉语，造成思维和理论混乱的现象。我坚持认为，在汉语言框架下，把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译为诠释学，就是一种曲解。比如“理性”一词，其翻译把一个包含古希腊以来的纯粹逻辑、思辨的概念，译成中国包含“性”与“理”之融合的概念，在哲学、美学、阐释学上生产了诸多歧义。三是，将西方概念融于民族语言概念，创造自己的概念。任何学科与理论，其独立性与独创性，均以标识性概念的独立与独创为标志。没有独立与独创的概念，只能是随时被湮没的他人的影子。西方阐释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在中国阐释学传统中就有同类表达，以民族的思维和语言方式呈现，对概念精准内涵与广泛外延的把握并不弱于西方词语。中国阐释学中的一些具有基础和指向作用的概念，当以汉语言表达为上。老子的“前识”[4] 是否比海德格尔的“前见”更宜表征其本义；汉字的“迭”义，或代或互，可否与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相容，[5] 都应该深入讨论，并在讨论中强化阐释学的民族意识与创造。如此，训诂学的引进，恰恰是中国阐释学建构的正确方向与有效方法，是打破西方形而上理论束缚的真正突破点。 阐释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 多学科交叉是理论生长和创新的原始动力。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前学界往往执着于阐释学的某一方向的研究，总是以为这个方向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忽视甚至抵制其他方向的开拓与创新。专注于阐释学的某些具体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但拒斥其整体研究与总体建构就有失偏颇。专注于阐释学史的研究固然好，但对当下其他学科的实践和进步漠不关心就难以有所创新，特别是一些相邻与相关学科，文学、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以至人工智能、云计算、群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对阐释和阐释学建构都发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彻底颠覆了我们对阐释及阐释学的基本认知。譬如，算法语言就是阐释。在模拟人脑思维表达上，算法语言的理解与阐释呈何种状态，依据何种机制运作等，将对阐释学理论发生难以预估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人工智能，特别是能够不断深入复杂自主学习的二代以至三代、五代人工智能，对客观世界与人类，以及对其自身的智能理解与阐释，包括公理体系、逻辑规则、推理与偏好等一系列原点问题的认知与处理，是新的阐释理论的有力生长点。人工智能在处理对话与交流上，就有“论辩逻辑”[6] 的讨论，在一组具有冲突和不同偏好的论证与阐释中科学解决如何选择和确定集体可接受的认证问题。毫无疑问，此类研究与探索，当为解决阐释的主观意志影响——类如前有与前见难以避免的影响，克服强制阐释及动机性阐释的弊端，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这当是有别于形而上猜想的科学方法。 世界在发展，科学在进步，知识与学术方法不断更新，若偏注于一隅，阐释学终将被重新打回冷宫。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即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在阐释学历史上，狄尔泰明确提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差异。[7] 这是进步的一面。但是，如果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的一切皆于精神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无益，甚至是精神科学发展的障碍，则是不健全的感知。所谓科学精神的指引，一是，从现象和事实出发，期望与假言应以现象本然为依据，论证与指认皆为正当逻辑规则所约束，有效性与公共性皆以可靠的标准所衡定，而非仅从理论出发，任由意志冲动或潜意识决定阐释，自己检验自己。更重要的是，科学在非确定性的绝对状态下，坚持追求相对确定的认知，为人的存在提供可能和保障，而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人文科学皆无确定性可言，必须放弃确定性追求。确定性是对目的而言的，而非就结果而言。二是，借鉴和创造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数学、物理，特别是当代科学所掌握的创造性、综合性的方法，在不确定条件下追索确定性认知的方法，大规模、可重复、能预见的实验方法，都为精神科学的进步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学习并运用这些方法，对阐释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此处要解决的问题有二，其一，秉持积极宽容的态度，不要以精神现象比自然现象更复杂，而轻视自然科学方法。多有一点哪怕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常识，都会极大地开动人文学者的脑筋，拓宽人文学者的视野。其二，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场外征用，必须最大可能地学科化。人文现象不是自然现象，简单地照搬及挪用自然科学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历史上许多新方法应用之所以未能成功，就是失之简单挪用。借鉴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有一个长期深入的学习、试验、消化过程。重要的是，必须自觉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和学习的姿态。此为中国阐释学构建得以可能的动力之源。 阐释学理论的实践与应用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依靠应用。无论如何抽象的形而上玄思，若非上升为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若非找到更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无从成立和发展。所谓阐释学，无论本体论还是方法论，若不能为各学科广泛应用，重归冷宫以至湮灭是其必然结果。公羊高以今文为立场和方法阐释先秦经典，为其所处时代政治文化发展所用，中国古代阐释学也因此而有早期的系统规则与方法；海德格尔以存在论为立场和方法阐释荷尔德林的诗作，其本体论阐释学因此而发扬光大，并由此丰富和发展了其本体论阐释学思想。中国古代缺少系统的阐释学集合，但阐释的方法应用于深厚的经学阐释，阐释学在应用中逐渐累积成长出中国独有的形态。西方由古希腊的哲学对话始，再有圣经阐释与法律阐释在应用中成学，经两千年积累方有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出世。这里首先应该扩大阐释学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目前已引起关注的是文学阐释研究。文学阐释的特殊性被突出强调，其前见的不可避免与适度消解，文本的自在意义与阐释者动机诉求，无限意义与有限约束等诸多原点问题被讨论。虽无共识，但讨论本身的建构价值充分显现。历史阐释学亦有起步迹象，特别是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反思，对事实的尊重，对意义发挥的根据与限度的辨析，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在历史阐释学的建构过程中贡献颇多。哲学阐释学最弱，这里是指哲学的阐释方法，即对哲学阐释的一般方法研究相对缺失。本体论阐释学是对阐释学的存在意义研究与定义，不是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哲学研究同样需要阐释学的辅助以至引导。本体论阐释学的实际阐释方法本身是突破点。 传统的人文学科以外，在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阐释始终在场。法律阐释学是阐释学的重要起点。各个国家的宪法修正或法律解释，是阐释学的最直接应用。理论上对一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方法论的阐释学具有一般性意义，只要是在表达，意即将对现象的认知和理解表达于人，阐释就在展开。如此，阐释目的、路线、标准、规则等，阐释学的全部问题都将以其特有形态呈现出来，发生作用，决定阐释的质量与水平。理性的阐释主体，努力掌握和自觉运用阐释学原理，其学术阐释自会有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各学科的创新与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及其表达与呈现方式，可为阐释学的构建与发展供给生动活跃的思想资源，是阐释学得以成长的生命之源。不断前进的实践创造，永远高于停滞原地的历史经验。 形态的系统与完备性 当代中国阐释学应有其完备形态。有一种意见认为，阐释是独立主体的实践行为，因为主体动机与方法不同，以确定对象为目标的阐释，从行为到结果差异深刻。西方后现代文化主潮，就是反对普遍性追索，摒弃一般方法论的集合与描述。伽达默尔就认为阐释学“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不是为了构造一种能满足科学方法论理想的确切知识”。[8] 这里的要害是，中国阐释学之学到底为何意？我认为，它包括两个层面的义与意。其一，此学为学问之学，是实践与经验的累积和增长。这种实践与增长无系统总结，为学术共同体所默认，为传统所容纳，诸如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古代的阐释实践，就以离散的经验呈现，无体制性规定，其散漫的、实用的，或者可称为实践理性的展开过程与成果，集合为阐释之经验和学问。其传承方式是教化，使人在实践中体验、感悟，无条条框框规定和约束。其二，此学为学科之学。在此意义上，阐释学作为与其他学科，包括紧密联系的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相区别的独立知识体系，对理解与阐释具有普遍指导与应用意义。一切学术研究无一例外的以阐释开显，阐释因此而有一般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因此是区别及高于其他各学科的存在。这里可以提出的疑问是，阐释既然可以离散的实践方式存在和展开，中国古代阐释学就以此为长，那么构建系统、完备的阐释之学何以必要？如此就要讨论学科以及整个科学建构的必要性。人类的实践经验由个别、具体而起，个别与具体的经验必须上升为一般知识，才可能传承和推广。无知识化的科学建构，人类的实践包括精神活动的实践在内，其行为将是盲目的，是要耗费无尽资源，持续无效重复的。学科的建设将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制式，用于规范实践，实践才是有指导的实践、自觉的实践。在漫长的语言实践中，人类生成累积了丰富的语言经验，但仍然需要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来认识和把握语言。有了系统完备的语言学，语言的本质才被确当认知，语言行为和经验才能为确当规则和方法所指导，语言的生成与创造才能更少障碍地展开与实现。逻辑学、人类学等所有之学能够成立，均是如此道理。阐释必须为学，而且应该是系统与完备之学。所谓系统是指，整体性是阐释学的基本特性。其构成要素以科学结构及相互衍化而结构整体，整体大于各要素之和，可解决独立要素不能解决的问题。各要素的专业方向为整体服务，整体于自身展开中深化和丰富各要素。所谓完备性是指，作为一个形式系统，其概念、命题、规则、定理，是自洽与协同演进的，可以相互引申与证明，无逻辑矛盾与漏洞。于前者，其基本的、原点性的重大问题均应蕴含，譬如，阐释的本质、动力、目的、方法、规则、有效性标准等，均应有圆满解决；于后者，上述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相互关照、相互协同，譬如，阐释的目的与方法间关系是相互融通的，目的决定方法，方法实现目的。目的决定了，方法自然同解，方法正确了，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在汉语言框架下，“解”“诠”“阐”之间由低向高演进，“阐”“诠”“解”之间，由高向低包容，互为目的与手段，不必极而端之，相互抵牾，最终皆旨在提高和增强阐释的有效性。阐释学形态的系统与完备，是一个不断创造与进步的过程，道路曲折漫长，但无论如何艰难，初心不可改，目标不可放。 以上六个问题，是当下中国阐释学建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之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之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在学科化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西方阐释学成果，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我们当然要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但不是简单地回归古代，完全照搬，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不能接着西方的话讲。当代中国阐释学不是西方阐释学的中国篇，不是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学派，而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其中一些根本性问题，不仅是中国阐释学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依靠多学科交叉，依靠实际应用，在有效应用中发展。立足于外来理论，立足于形而上的纠缠，断崖式地割裂学科关联，满足于跟着西方讲，满足于理论生成理论，没有前途。 系统完备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值得期待。 注释：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8-39页。 [2] 参见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 期。 [3] 参见张江：《“衍”“生”辨》，《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1期。 [4] 《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5] 参见张江：《“通”“达”辨》，《哲学研究》2021年第11期。 [6] 廖备水、黄华新：《不一致问题与论辩逻辑》，《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7] 参见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8]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