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孙频 新变 一 刚刚读完孙频发表在《收获》第2期的中篇小说《以鸟兽之名》，感触很深。又联想这几日读过的她发表在《十月》第2期的《天物墟》和《江南》第2期的《游园》，觉得孙频尽管是一个80后作家，但她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之道，而且一直不停地对小说创作充满了强烈而好奇的探索精神，一直在谋求和探索小说内部的革命。今日的孙频，绝非六七年前“生猛酷烈”的孙频。不吃老本，不依赖写作惯性，探究小说本质特征与可能性的强劲驱动力，使得孙频的小说创作旺盛茂密而充满生机，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清醒而自觉的自我革命和自我突围，从《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她走出了偏执、凛冽、锐痛和窄逼，小说书写突然变得宽阔而舒展，具有了历史的深度感与叙述的理性思考，而且有了飞白和静寂，有了舒缓与沉思，出现了崭新的艺术气质。到现在的《以鸟兽之名》《天物墟》《游园》，已经成熟，而且充满小说叙述与思辨的活力和激情。 其实从《我们骑鲸而去》《骑白马者》开始，她就已经在小说内部又出现了新的革命。整个小说叙述的语感舒缓而沉稳，仿佛小说的空间被她彻底打开，变得开阔而自由，开放而包容，而且，每一部小说都会给你一种异质感和一定的陌生度。 《我们骑鲸而去》（《收获》长篇小说2020春卷），以一个孤岛上三个人的生活为书写内容，去思考人类面临生活、生存和生命困境之际的人性劣性与“权力”之力。《骑白马者》，以对北方深山里“听泉山庄”建造者田利生的逆流寻找，去写对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北方农民艰难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去写对故土、乡人、山民的深情，去写对理想精神高蹈的追求和超越。《游园》，以江南独有的游园为书写环境和背景，去写一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写他们对现实与理想的迷惘和清醒，对艺术的坚守和妥协，充满了一种斑斓、怆然、迷茫和无奈的伤愁之美。《天物墟》和《以鸟兽之名》又回到了北方大山里文谷河流域的磁窑河与阳关山，前者以土生土长的文化研究专家和收藏者老元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思考为主，去写一位身处凋蔽村庄的本土文化人的生命理想与精神追求，去写那些古老拓跋族人对文化与文明的矻矻以求。后者以寻找杀死杜迎春的凶手为幌子，却重点去写北方小县城文化馆前同事游小龙内心世界的卑微、慎独与巨大痛苦，写在历史大变革与时代大转折中那些山民们的严重不适，内心的巨大孤独、寂寥和苦楚。 二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写作新小说时我只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二是如何创作唯有自己才能写出的文体和结构。”孙频亦仿佛如此。她说过一句很有洞见力的话，“小说是一种关于凝视的艺术。”（《文学报》2020年7月31日）她认为：小说和故事不一样，小说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凝视的艺术，是你在凝视世界、凝视时代与现实、凝视社会之各类人群的一种结晶体。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必须给人最真实的感觉，但不是故事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好的小说中的情感，它蕴涵的力量，以及其中最不可言说、又最动人的一些东西，就是强烈的真实性。小说的艺术性，不在于你把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什么，经历了什么，都搬进了小说里，而在于在这一切背后你写出最真实的时代的情感、人类的情感。而这些都是来自一个作家经过心力、脑力苦苦思索的艺术结晶。这种结晶，就是深深埋藏在故事与人物之下的、小说最不可言说的、最幽微的、又最动人的东西。而优秀的小说家，就是要把通过对现实与时代深深思考而获得的，人类生命中的那些最深䆳的、最暗黑的、最深情的、最难以忘怀的真实情感书写出来。而这些东西的结晶，就是艺术，就是小说弥久而持远的魅力。 所以，仿佛孙频什么都可以写似的，孤岛求生，江南园林，北方深山，古老文化，落魄的企业家，无奈的艺术家，忧郁的山民，每一部小说都是新的书写领域，都是一种新的打开，都会给读者扑面而来新的异质感和陌生性，而且充满强烈的情感真实性，但是，这一切，都是作家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现实的深深思考，对人类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深情凝视。 我们先看看，她对北方深山河谷里那些移迁山下的山民们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凝视的。 二 《以鸟兽之名》这部中篇小说，作家凝视的是在这场全球经济化、城市化的百年大变局中，在历史大变革与时代大转折的进程中，中国农民精神世界大裂变的文学作品。 但是，孙频不像其他的报告文学作家和小说家，仅仅满足于对这场人类历史进程的表层观察与浮浅扫瞄。这部中篇小说，也不是对当下现实与时代生活的浮光掠影，而是作家对时代与现实巨大变革之下人之内心世界与精神生命的深情凝视。当然，这也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应该具有的写作姿态与艺术凝视。 似乎从《我们骑鲸而去》开始，孙频就不再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与情节性了，不再满足于书写那些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人物，不再刻意去写人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的酷烈故事与尖锐而逼仄的心理，而且把自己彻底打开，先把自己十几年来本身固化的逼窄世界竭尽全力分崩瓦解，彻底粉碎，然后去包容这个时代与现实中所有的各类人群、各色人们，然后再以开放、自由的心理去理解更多的生活和更多的人物，去书写那些与自己气质迥异、生活环境不同的人们，把小说的空间打开，写出一位小说家对同时代的更多人物精神世界裂变与忧伤的深切关注和深邃思考。 “我”叫李建新，是一位混在北京、靠写悬疑小说谋生的作家，在桃花盛开的时候，回到自己的老家——北方小县城，想打捞点写作素材。母亲知道儿子每次回来都要打听“最近县里有没有什么吓人的事情”，便给他“攒了这么一桩事”，“你那个同学，杜迎春，在山上被人杀了，杀了以后又把她烧成灰，连案子都破不了，听说连脖子里的一条金项链都被人家拿走了，你说怕不怕？死了有一个多月了吧。”（《收获》2021年第2期，第005页，下同，只注页码）“我”和杜迎春也经常微信来往，了解她，知道她在我们县城里也算一个人物，十八岁就爱上一个男人，爱得死去活来，可是和那男的结婚六年后便离婚，又和一个广东的网友爱得轰轰烈烈，跑到广东两个月后又悄悄回来了，又嫁给一个面相老实的男人生了个女儿，几年后又离婚了，又喜欢山上的山民了，说山民被文明驯化的少，感觉有股什么劲儿。听说和她相好的那个男人从山上下来了，就住在移民小区——“大足底小区”。这个小区是阳关山上修水库，占了大足底村的地，村里的人们整村搬迁进了城住进了楼房。小区在“县城的西南角”，“孤零零地悬在那个角落里，孱弱瘦小，天外来物一般”，“周围围着一圈矮矮的围墙，有一只长胡子山羊居然稳稳地站在墙头”。“小区的西面和南面皆是旷野，旷野里隐隐可见几棵柳树”。“小区对面立着两棵粗壮的大白杨，树上筑着巨大的鸟窝”。“小区周围开垦了几块奇形怪状的菜地，犬牙参差”，“后面还有猪圏、羊圈,里面养了几头猪和几只羊，很是热闹”。“小区旁边的旷野里还搭了个简易厕所，就是刨了个坑，周围插上四条木棍，拿块破布围着”。（第006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移民新区门口，“我”居然碰见了“我当年在县文化馆的同事游小龙”。 游小龙和“我”都是当年县城里稀有的文学青年。在人们下班后，“我”来到了县文化馆，在“感应灯随着我的脚步声一明一灭”的空寂暗黑中，我来到了“那间杂物间”里，“那张单人床还在，落满灰尘，几只拖把披头散发地立在墙角，84消毒液的味道割着我的鼻子。”他因家在阳关山里村里，城里没有住处，“曾在这个角落里住过数年之久”。走进那个“一切又和十年前天衣无缝地对接上”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把酒叙旧。他取出那只柿黄色的天目标，从酒壶里给我倒了一杯酒，“脸色雪白，目光远远地看着我说，劝君莫做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这是玫瑰汾，用玫瑰花泡出来的汾酒，很雅致，你闻,有玫瑰花的清香”。说着“为了掩饰自己山民的口音”的普通话，“这些话还好像都戴着礼帽，穿着西装，或涂着脂粉，摇着扇子捂住嘴角浅笑”。（第007页）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走进了他在“大足底小区”的家。“小区里十分简陋，几栋灰色的楼房”，穿过“堆满了老人们捡来的破烂”的“破败的水泥凉亭”，“他的家是六十多平米的两室一厅，简单地装修过，摆着几件劣质的家具，一只柜子上摆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瓶。白色的地板干净极了，像湖泊一样，能映出我们的倒影。两间卧室，一间敞开门，一间关着门，那扇紧紧关着的门看起来有些神秘，我也不好多问。”（第015页）随之，我认识了他的哑巴母亲和双胞胎兄弟游小虎，吃了用“山民们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物”土豆做的“恶”。随着“我”对游小龙更深入的了解，才知道这位前同事，竟然在默默地写着一部书，一部有关山村草木鸟兽的书，详细记录着文谷河流域阳关山间的各种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以鸟兽的名义追溯回味着山民们过往的自然而舒适的生活，纾解着作为一个山民遭遇现代生活的窘迫与焦虑。他对“我”说：“建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阳关山写一本书？对我们山民来说，尽管羡慕城市文明和城市人的身份，但大山给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更重要。对山民来说，大山是宗教般的存在，山上所有的鸟兽草木、所有的风俗习惯都是我们的避难所。可是，建新，告诉你吧，我也只能写写山上的鸟兽草木，别的我一个字都不能写，一个字都不能写。”（第023页） “我”还了解到他那个“衣衫不整”、“蓬着头发”的同胞兄弟游小龙，竟然是个赌徒。因为山里人穷，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他下山去上学，“比我晚出生了一分种”的弟弟留在山里，他终生觉得“亏欠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怂恿了弟弟的赌瘾。他的弟弟为了能够挣钱，“去大街上碰瓷，见辆车就往上撞”，吓得“那些汽车见了他就绕着走”，他“居然会想到死人也是可以赚钱的”（第033页）；“我”还了解到他的母亲“其实不是哑巴，也不是聋子”，只有在黑夜深处说梦话的时候才说话，她说“的是四川话，她的家乡话”。“她是被拐卖到大山里来的”，“给兄弟俩做老婆”,“母亲跑过两次，都被捉了回来”“她就是那个时候放弃了说话的权利，开始时可能是因为语言不通，为了赌气和斗争，到后来，她可能发现不说话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在一个山村里，所有的傻子、疯子、哑巴、聋子都会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会获得一种不同于正常人的生存权。”（第028页） 为了进一步的去寻求老同学杜迎春被害的详细案情和凶手，这个从北京回到小县城的作家，多次去“大足底小区”了解情况。这些山民们的“城市生活”也让“我”这个“类型小说作家”倍感新鲜。这些山民们，虽然被时代推动的下山进城住上楼房了，但依旧对过往的生活方式、风情习性、文化遗产深深怀恋，不由自主地就要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重现滋生。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总是与城市文明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充满忧伤。“我”发现这些山民们，“在山上，钱确实没有太大的用途，所以对钱没概念，只认莜麦和土豆，但下山之后，诱惑忽然多了起来，见到什么想买什么，结果，很快就把手里的一点积蓄花光了，这才慢慢开始知道钱是什么。对钱的概念因为来得太猛烈大迅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寄希望于那些能够一夜暴富的方式，比如买彩票，再比如，赌博”（第021页）。这些山民们，不仅为自己的未来生活担扰，而且更为他们的后代担扰。“我”看见“有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小区里出来，个个穿着九分裤，露着一截脚踝，染着黄头发，嘴里叼着一根烟”，“前呼后拥地走到马路上打车，一辆出租车停下来，他们呼啦一下全挤进去，塞得满满的,然后出租车扬长而去”。“我”从老人们嘴里知道，“自从他们村从山上搬到县城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因为学习成绩跟不上，又怕被人看不起，就自动辍学了，辍学之后又找不到正经事情做，便终日浪迹街头，有的开始赌博吸毒，有的欠了网贷还不起，急得爹妈要上吊”（第025页）。一种寄生虫的生活，更让这些过去一直靠辛勤“耕读传家”的山民们，觉得差耻、内疚、痛苦和无奈。如今的客车到山上是拉不到人了，因为人大都下山进城了，但车“也并非没有作用了，客车每次从山上下来，其实还是满载而归，但拉的不是人，是一袋一袋不会说话的土豆、莜面、干蘑菇。这是住在山里的老人们给山下的儿孙们捎得东西，因为在山下吃个土豆都要花钱买，太浪费钱了。至此客车已经基本沦落为货车”（第030，031页）。这些“小区里的老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恐惧，那就是死后没有棺材的问题。本来，在山上的时候，他们都早早为自己备下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连寿衣也一起备好了”，“人没死的时候就把棺材先当家具用着，里面装粮食装被褥”，心里觉得极踏实，“这辈子不管过得怎么样，死了好歹也是有个地方让自己睡得”。可是，现在下山了，“楼房里没地方放一口棺材”，只好把“棺材当礼物送了亲戚”。现在“老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三五成群地去棺材店”，可是“县城里的棺材卖得木黄，一口棺材最少要两万块钱。八十八岁的老汉向我诉苦道，你说说，谁还能死得起？”（第024页） 杀害杜迎春的凶手已经十分明确了，就在这个“大足底小区”里。但是，这个小区里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保护着这个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高度警惕，一致对外，竟然把我当成“汉奸”，当成“公安局的”，“人群把我箍得越来越紧，越来越严实，我终于想喊出一句，我是个作家，我只想写出一部小说。但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张开口之前，有一只拳头已经猛地挥舞到了我的脸上”（第030页）。就这样，“我”被住进了医院。从医院里出来后，“我”找到了游小龙。一向谨慎、高度节制，自处“慎独”、“一直以律己为自豪”的游小龙，对“我”说：“你不要怪他们，他们是这世上最老实巴交的一群可怜人，他们连自己的家乡都没有了。”“你不了解他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拼命去保护一个杀人犯？因为他们知道杀了人是要去偿命的，而这样一个杀人犯在大山里的时候，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日种地放羊釆蘑菇，饭市上和大伙一起吃饭一起吹牛，但这样的一个人在下山之后却忽然杀了人,变成了杀人犯。他们觉得正是这个杀人犯把他们所有人的苦难都承担下来了，他把所有人即将遭受的磨难承担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他们觉得他是要替他们去死的，他就像一个全村人献出的祭品。他们对他有一种类似似宗教的感情在里面，所以才拼命要保护他”（第032页）。 尤为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游小龙和游小虎这一对胞胎兄弟，一位高度自律、极爱干净、勤俭节省，清醒而又迷茫；一位甘愿堕落、蓬头垢面、肆意赌玩、反复无常、空虚而又无奈。但是，他们都是这个历史与时代巨大变革和迅捷进程中的必然结果和产物。一对兄弟，互为镜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的存在就是我的死亡，我的涅槃就是你的永生。强烈的聚像，形成了高度的寓言。其中的意味与含义，让人深思，回味不已。 小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感和异质性，冲击着我们的心灵。随着作家舒缓而从容、深沉而平稳的语言叙述，随着小说情节的一步一步推进和散淡故事的一下一下展开，我们在沉静中思想，我们在矛盾中反省，我们透过这场轰轰烈烈而又迅捷快速的伟大壮举的历史与现实之表面繁荣与欢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百年伟大复兴中内心世界深处的酷烈惨痛，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在这场人类伟大壮举中精神世界历经的，不被人世所知道与理解的大撕裂、大孤苦和大悲恸。 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作家借小说中游小虎在他写那本故土鸟兽草木集的第一页写道：“天之高，星辰之远，而人事渺茫，星一度可当两千九百三十里，星辰之下众生平等,就连大足底这等弹丸小地，亦可仰观天象，俯察人事，星河浩瀚恒久，而人世荣辱转瞬即逝。”（第032页）可谓小说之文眼，足见作家之悠悠情怀与深沉思想。 三 我从孙频的《以鸟兽之名》及其近作中，发现她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十分宽阔而开放，不再一味强调去讲述更多复杂的故事，不再焦虑小说能否以非常奇特的情节去取胜，而是考虑如何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去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所有的问题与焦虑，去给自已的心灵松绑，以松驰、自由、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打开小说的空间，把过去单一的、自闭的小说空间打开，让它出现两个以上的多个空间，到时代变革的逻辑与人性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发现真正有关联的东西，要真正去逼近人物的灵魂深处，去拷问和扣击他们思想与精神里内在情感与生命情绪，让我们的小说再深厚一些，再深䆳一些，充满深沉感。 孙频近作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作家能够跳出自己所处的环境，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来俯瞰与思考。她绝非一个自己经历的讲述者，这一点非常重要，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各种经历，凝视各类人群，去体察与同情他们的生命遭遇与心灵苦楚。这样，使她有了更高的高度。在她的近作中，我们发现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充满了思辨性，是一种叙述与思辨性的语言，它们悄然无声地以一种哲学思辨的形式出现。从《我们骑鲸而去》到《骑白马者》，再到现在的《以鸟兽之名》《天物墟》和《游园》，这种人物对话式的哲学思辨语言经常出现，虽然每一处都不很长，却是短碎而出现频率高。这种哲学思辨语言在小说中的渗透，也可能是她在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学习和致敬。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出来，她与米兰·昆徳拉的截然不同。这或许可能又是孙频新近出现的可贵变化之处。 孙频的近作虽然在小说的内部出现新的自我革命，但是，她又没有对自己已有的写作优势也弃掉，这也很可贵。她过去的小说虽然偏执而逼仄，但偏向于内化的、内倾化的小说叙写，这是与同时代80后作家有别，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小说辨识度。现在，她的这种内倾化、向内探究与追寻的特点并没有减弱，而是出现了新的形式变化。不像过去的小说那样，过多地滞留于人物的心理空间上，使人物和小说显得窄逼而偏执，而不够开阔而疏朗。而现在把这种内倾化、内在化的书写，着力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追问与时代问题的思辨上，却显得小说空间开放而自由，使小说出现了“开放的作品”的气度。 当然，现在尽管她的小说已经淡化了故事与情节，但是，喜欢把人物与环境推向极致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个人认为：这些，或许可能也会损伤小说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四 孙频小说近作的新变，让我忽然想起了文学批评家王尧先生，2020年8月在“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提出的新“小说革命”的问题。于是，在文学界出现了众多的关于“小说如何革命”“文学需要不需要革命”的大讨论。小说家和评论家众说纷纭，热闹不已。 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伪问题。小说肯定必须革命，文学自然也必须革命。因为时代与现实在发生剧烈的变革，读者的群体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90后、00后的“Z世代”读者正在成为文学的主流阅读群体，他们的阅读喜好，正在逼着我们的文学必须革命，加之小说数十年形成的模式固化与写作惰性，也在倒逼着小说必须进行革命。 倒是孙频近作出现的新变，启示我们：小说的革命，不能指望文学批评家与文学读者从外部推动，而必须依靠小说家的自我革命。只有小说家们努力从写作惯性中自我突围，竭尽全力从小说内部进行革命，中国当下的“小说革命”与“文学变革”，才会出现新的格局与气象。 2021年3月19日写于山西省孝义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