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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生产性文学批评”概念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其主旨是将艺术生产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视野中去考察，将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和路径得到了欧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和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和视域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与发挥，分别开拓了关注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及其创作活动、文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艺术技巧、文艺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文学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突破审美自律论等方面的论域。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这些趋势的助推下，出现了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变、新作者观、从文学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从诗学模式走向解释学模式、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性文学观的内在理路等新趋势和新问题。关注并研究这些趋势和问题，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关 键 词：艺术生产/生产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意义生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71) 作者简介：阎嘉，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语境 资本主义从1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封建王权统治的社会形态和状况。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新格局，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到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的轨道上，包括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消费活动。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和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日益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今天，尽管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物质发达程度的差异，但它们都以不同的竞争方式参与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运动之中。资本的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扩张进程，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存的经济”[1]。正如齐格蒙德·鲍曼(Zygumnt Bauman，1925-2017)所言，如果在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下坚持“本土化”，将是一种“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2]。更有甚者，资本的全球化现在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意图，这一事实确证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见：即资本扩张的最终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因此，资本的全球化不仅包括从宏观上理解国际间的经济交往、信息互动、生态平衡等问题，同时，它也深刻影响到全球范围内每个个体的衣食住行及其社会生产活动。资本的全球化已然成了我们考察人类社会生存语境最重要的视域。人类基本的社会关系，几乎都被资本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交往关系所覆盖。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经常不自觉地被裹挟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及其原创性理论家的理论，率先对资本主义改变人类社会历史状况、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展开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贪婪和剥削的本质以及“商品拜物教”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并以此为前提提出了“艺术生产”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具有锐利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批判锋芒，其理论基础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初，“艺术生产”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关注点，它只是马克思作为阐释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他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断定精神生产从其开始便与物质生产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艺术生产”与其他为数众多的精神生产形式一样，仍然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加工形成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明确说明：“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然而，正是由于“艺术生产”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阐释与发现，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确立了“艺术生产”这一基本概念，并分析了“艺术生产”所具有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5]一旦艺术的生产之谜被揭开，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可能的艺术市场，因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与相关性，与“艺术生产”相对应的是“艺术消费”。由此，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理论为批评家对人类艺术活动的理解与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 受其影响，20世纪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1938-)、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8-)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一些与社会生产、生产性、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相关的文艺批评理论。这些理论的要点在于：将文艺创作视为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将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或某一类特殊商品的生产活动，是一种与其他形式的活动并存、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的生产形式。比如，在本雅明看来，批评家在追问一部文学作品与其产生的时代的关系之前，更应该关注的是使文学得以产生的创作技术。[6]“技术”在本雅明的用语中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家，“艺术生产者”个人的创作技巧，如表达习惯、语言风格等；二是指生产力革新下的科学技术，如“机械复制技术”。这两层含义的“技术”在本雅明的论述中都是作为“艺术生产力”的要素而发挥作用的。不同时代的“艺术生产力”会受制于该时代的“艺术生产关系”，与此同时，这种关系也会影响“艺术生产者”在表达其价值立场时所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维度上的“艺术生产力”会导致“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对“艺术生产力”的重视，就在于发现“艺术生产”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它们主导着不同人群对艺术的接受与理解。因此，本雅明断言：“一件孤立的艺术品……完全没有什么用处。它必须被放在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当中。”[7] 从文艺批评和理论的角度看，19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及其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以认识论的经验论为基础的英国实用主义理论传统，以艺术经验和创作为基础的法国批评理论传统，以哲学观念论为基础的德国形而上学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从此开创了文艺批评的社会生产性维度，更在于突破了文艺批评和理论长期局限于文艺、各种理论和观念自身的传统，拓展了文艺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广阔视野，既增添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纵深感，又彰显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社会性逻辑起点，尤其是改变了文艺批评和理论囿于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局面，将文艺批评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语境之中。生产性文艺批评的这种突破和创新的意义，在今天看来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发展趋势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家的首创，从19世纪中后期至今，一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和外部理论家们的呼应、补充和不断推动，产生了大量富有启示性和建设性的成果。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为代表的法国学派，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加特(Richard Hoggart，1918-2014)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以杰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以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等人为代表的东欧学派，以哈维(David Harvey，1935-)、索亚(Edward Soja，1940-2015)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艺术生产”和生产性批评理论作出过贡献。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空间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索，都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文艺批评及其理论理解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艺术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既包括从宏观层面上对艺术的社会生产全过程如艺术生产活动的要素、艺术流通的过程和机制、艺术消费和意义再生产活动的全方位考察，也包括从微观层面对文艺文本的内部形式、文艺技巧与文艺意义的生产过程的细致考察和研究。 按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框架，生产性文艺批评对艺术生产过程的关注，首先体现在对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及其创作活动的关注之上，即通过对他们生活与创作活动的某些特殊方面的考察，来把握其创作活动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例如，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影响的本雅明、马舍雷、特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把作家当成创造者，认为作家作为生产者，是“一个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下定义的类型”[8]。这就是说，作家不再是一个可以凭借灵感或者无中生有凭空进行创造的创造者，他们并不拥有代神言说的特权，他们只是一些处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这一立场直接构成了对传统“天才论”的彻底颠覆。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创作论中，“天才”说始终是艺术创作理论中不可动摇的轴心。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诗人，对此都不抱怀疑态度。例如，在康德眼中，“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9]。雪莱也认为，诗人的艺术创作堪与上帝创世的杰作相媲美，唯有上帝与诗人才有资格承受创造者的称号。[10]但是，这在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影响的学者看来，所有关于艺术天才、主体性原则等话题都是无关紧要的。[11]对他们来说，文学是生产者以意识形态为材料加工而成的产品，作者的主体性或天才在这里至多能表现为具体化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原料。 生产性文艺批评关注的第二个重点是文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艺术技巧。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艺术家运用某些生产工具──专门的艺术技巧，将语言与经验的材料变为既定的产品。这种制造没有任何理由比别的制造来得神秘。”[12]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本雅明认为，既然作家被看成生产者，那么，他的工作就从来不只是对产品的工作，而同时总是对生产工具的加工。[13]从属于生产者个人的表达技巧、行文风格，到艺术生产者对机械复制技术、电影技术的利用——即生产工具的革新与融合，不仅弥补了传统艺术生产的缺陷，同时也改变艺术传播的方式与范围。对于艺术生产者来说，生产工具的变革意味着一种广阔的艺术民主化的社会空间的产生。就文艺作品本身而言，尤其是对文艺形式和技巧的重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对文艺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强烈关注。 生产性文艺批评关注的第三个重点是文艺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强调文艺生产所属的社会语境中的历史传统、经济生活、资本运作、商品生产、政治形态和生活、种族、属性、性别特征、阶级分层、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文艺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支配作用。西方当代文艺批评理论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批评流派，都力图揭示文艺生产活动作为一种艺术生产与社会语境、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对应或背离关系。以马舍雷在《文学生产理论》中的观点为例，他认为文学是作者借助语言对一般意识形态通过“虚构”而产生的。通过“虚构”所建构的文学作品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只不过文学的意识形态是在一般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故而，文学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能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揭示，另一方面文学的意识形态也为人们逃离一般意识形态的钳制提供了一个想象性的空间。换言之，文学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机械的“反映论”，而文学的产生也不是艺术天才的杰作。因此，一般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意识形态互有交集，且互有抵牾。这使得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内部出现了一种“离心”的结构，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也呈现出一种“多声部”的非和谐状态。在马舍雷的用语中，他将这种文学意识形态的特征称为“沉默”。“沉默”即在文学文本中被掩盖了而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马舍雷指出，正是这些“沉默”——被掩盖了的话语，才真正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意义。[14]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症候阅读”去发现文学意识形态的“沉默”，并将它们带入更深刻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加以理解。事实上，批评家通过“症候阅读”所建构的文本，所体现的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这些文本同样属于艺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对文学意义的再生产。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两次世界大战、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与演变的语境中，西方世界的文艺批评及其理论总体上出现了突破传统批评理论的窠臼，朝着以意义生产为核心，以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哲学问题、语言问题为指向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20世纪至今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渐次弥漫性展开的特点，甚至演变为后现代时期文艺批评的主流趋势，显现为“马赛克”式的拼图样态。 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以来随着美学学科的建立，所出现的审美自律论和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迥然不同，生产性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和旨归完全超出了文艺本身的领域，指向了社会、历史、阶级、性别、种族、革命等传统非文艺和非审美的维度。正如韦尔施(Wolfgang Welsch，1946-)在《重构美学》中所说，在今天，“凡是将审美的概念专门连接到艺术的领地、将它同日常生活和活生生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的人，无一例外是在推行一种审美——理论的地方主义”[15]。在生产性文艺批评和理论看来，文艺和文艺创作活动始终都表征着历史变迁、社会转型、阶级斗争和革命、民族主义思潮的起伏、争取性别权利等社会变革的轨迹及其蕴含着的巨大而深广的内容。因而，文艺批评的生产性及其意义生产从来都不会囿于文艺自身的疆界之内，更不会把审美自律作为自己的旗帜和理论诉求。生产性文艺批评的意义生产活动明显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和尖锐的思想批判性，由此导致将诸多原本非文艺领域的概念引入到文艺批评领域中，如资本、意识形态(其正确译法应为观念、思想、观念学、思想形态、观念形态等)、场域、生产、消费、制度、图绘、谱系、认知、异化等等。 由于突破文艺疆界和审美自律论的文艺非功利性的主张，文艺批评的变局已然被定格在如今众所周知的“跨学科”状态，导致在文艺专业圈子内较为流行的审美自律论悄然崩塌或者沦为并无实际内涵的空洞符号。文艺批评的跨学科状态最引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文艺批评疆域的拓展，以致于文艺可以同任何一门学科联姻，产生出诸如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生态批评、科幻批评、性别批评、文艺经济学、文艺政治学、网络文艺批评等新兴学科领域，更不用说如今甚为流行的各种冠以“后学”的文艺批评的分支。 实际上，文艺批评的领地从来都不是文艺家、批评家或理论家们自己划定的。它首先受制于文艺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本身得以展开的社会语境，而其最根本的存在基础和土壤乃是人类生存的社会与生产活动本身。正因为如此，19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的审美自律论的画地为牢，只不过是一些理论家的自我设想或自我慰藉，同时，也不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 三、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历时性研究 19世纪以来的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由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为研究的框架和参照系，重点关注西方现当代以来作为艺术生产活动的文学批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理论维度，考察各种文学批评流派和理论作为艺术生产的环节之一所具有的不同性质、特征、传承和作用。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理论的框架，根据不同文学批评流派对艺术生产活动的关注重点和理论诉求的不同，我们大致可以将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以下四个不同阶段或类型，进而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第一，以关注艺术生产过程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这一类型的批评理论对艺术生产过程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生产者(即文学作品的创作者)的特点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的关注之上，通过对他们生活与创作活动的某些特殊方面的考察，来把握其创作活动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与作用。 首先，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影响的本雅明、马舍雷、特里·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把作家当成创造者，认为作家作为生产者，是“一个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下定义的类型”。这就是说，作家不再是一个可以凭借灵感或者无中生有凭空进行创造的创造者。因而，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不再如浪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将作家视为凭借某种灵感或神秘力量进行创造的天才，而是将语言、神话、象征、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等现成材料加工成新的产品——文学文本的生产者。这种立场对艺术天才和艺术创作中的主体性原则具有极大的消解作用，也让文学文本的生产从传统的“反映论”或“创作论”中解脱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决定论”的阐释新传统。比如，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阿尔都塞、马舍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等人的影响，伊格尔顿将“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其阐释艺术生产的两大基本范畴。这一举动深入地填补了以往的批评家对于现实生活关注的失察，也进一步破除了作者中心主义的神话。他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是更充分地阐明文学作品；这意味着要敏锐地注意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但是，它也意味着把这些形式、风格和含义作为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来理解。”[16]据此，他认为，作为文学意识形态具体呈现的文本是由以下五个基本范畴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它们分别是：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一般生产方式是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它为文学生产提供了物质原料和技术支持；一般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个人关于社会整体状态的体验和理解起着规约作用；文学生产方式是作为一般生产方式主导下的一种具体生产关系而存在的；作者意识形态是指作者这一特殊个体在受制于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性别差异等因素所形成的具体而独特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则表现为艺术传统、表达方式及这些理论或实践中所涵盖的审美倾向、价值立场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五个基本范畴并非处于一个统一而兼容的维度上。它们在某一时刻一旦汇集并形成某一具体的文学文本时，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在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内部，涵盖着充满矛盾而又相互依赖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在此，作者作为文学文本的生产者具有异常深广的社会外延——他是一个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他在这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着艺术生产。因此，文本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作者本人的单一意图，作者作为创作者的轴心地位呈现出了一种“缺位”的情况。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作家身份的这种界定和理解，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弗莱(Roger Fry，1866-1934)以及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等人的精神分析批评理论，通过考察文学创作者进行创作的原动力，关注作家的个体经验与文学作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作家与“白日梦”的关系进行了探究，把文学生产的原动力归结为潜意识中的原始欲望。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对作为个人的作家和作为作家的个人进行了区分，并将社会性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引入精神分析理论。拉康从语言角度对主体意识的形成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并且深化了艺术生产过程以及对作家作为艺术生产者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当代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研究推进到了无意识、神话原型与语言等方面。 第二，以关注艺术生产力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以关注艺术生产力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对文学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者说艺术技巧的关注之上，这个研究领域也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认为，艺术家是运用一些专门的技巧和工具从事文艺生产的，并指出文艺生产较之于其他生产方式不具备独特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本雅明则肯定了文学作为“技术”(技巧)的更新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本雅明的论述中，他是从阶级身份来理解生产关系的。他认为，只有作者以行动的方式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作者作为生产者的身份才能得到确立。既然作家被是看成生产者，那么，他的工作就需要同时兼顾文艺产品和生产工具，因为“改变生产机器便意味着重新破除一种障碍，克服一种对立，束缚知识分子生产的障碍”[17]。这种关注的背后意味着某种组织功能，即通过创作技术的革新可以改变艺术的传播方式和消费群体。传统的艺术创作只针对少部分人的审美娱乐，当作者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进行生产时，这就要求他们牺牲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文艺的深度以换取具有群众基础的广度。与此同时，成功的技术变革还能调动新的消费群体的生产积极性，克服“艺术生产需要专业技能”这种传统观点，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开辟的生产领域中来。如报刊行业，在这里，读者随时准备变成作者，反之亦然。也就是说，“文学的权限不再基于专业的教育，而是基于多面技术教育，并以此成为共同财富”[18]。社会关系的变革蕴含在创造技术的变革中。尽管不同的理论家予以具体论述的路径不同，但从“艺术生产”理论来看，对文学文本本身，尤其是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重视，其实可以理解为对文学作为艺术生产力的关注。 其次，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中从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追求，新批评对文学语言的张力、反讽、含混等特性的深入探究，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理论对文学文本深层次规律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对文学技术或文学生产工具的探索。这些批评家多坚持“审美无功利”的精英主义的艺术传统，正如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所言：“诗并不是一种谋生的事业，而是一种傻子的游戏。”[19]这些批评理论力图区分并强调文学活动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性，试图通过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来建立一种文本本位主义的批评理论，旨在将“诗歌作为美学作品，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历史文件，它研究诗歌文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错综意义，而不去研究诗歌作者的历史动机及当时的环境”[20]。因此，无论是强调文学批评应当“非个性化”的艾略特，还是注重诗歌“结构”与“肌质”本体论分析的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以及其他一切在文学文本主义下提出的分析概念或话语，都可视作对文学技术与生产工具在审美—形式主义中的探索与更新。这种注重文本分析的批评策略，在客观上制造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受众，并以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学生产关系。因为对文本进行形式主义的阐发就意味着事先对受众的选择——它要求其追随者必须具备对这些“术语”的解码能力。因此，这种批评类型对文学活动自主性的强调以及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看重，同样可以从艺术生产力的角度来重新加以理解和分析。 第三，以关注艺术生产方式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以关注艺术生产方式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把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文学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生产关系之上，强调文学生产的社会语境中的历史传统、经济生活、资本运作、商品生产、政治形态和生活、种族、属性、性别特征、阶级分层、宗教信仰等因素在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支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跨越学科的关注视野迫使文学批评跳出传统的阐释范式，转而以文化研究的立场对文学生产诸问题予以一种针对性的回应。因此，即使“一些读者可能仍旧抱有幻想，为自己失去天真而悲叹，然而，只要他们是严肃的，他们就必须面对近年来重要的理论家们提出的关于‘文学’及其社会关系的论争”[21]。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批评流派，都力图揭示文学生产活动作为一种艺术生产与社会语境和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应和或者抵触关系。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形式。”[22]鉴于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交缠的复杂性，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可能在其文本的意识形态特征方面再生产同样的意识形态结构，而相同的文学生产方式则可以再生产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形式。文学生产的批评研究必须立足于意识形态与特定社会阶级权力的相互作用。[23]在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语境关系的持续探索中，伊格尔顿还阐发了“话语”所携带的意识形态性。他认为，由于话语形成所伴随的阶级、性别、区域等因素的差异，话语本身便是一个内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意识形态语境和权力斗争的场域。[24]因此，话语并非文学生产的中性元素。文学文本借助话语进行生产时已经带入了各种历史—社会的权力斗争。伯明翰学派的创始人霍加特同样指出，文学研究从来背靠的都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无法拒绝或忽视社会存在对它赋予的意义。由此，他进一步断言，并不存在所谓的“自在的艺术作品”[25]。文学研究应注重文学生产的文化背景，并以此破除自律阐释的藩篱，还原那些被审美传统或意识形态所遮蔽了的话语。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研究艺术生产的法则时否定了自康德以来的审美标准的权威，他认为，文艺创作活动只有参照权力场内的各种力量关系才能得到解释。由于文艺创作者所持文化资本的份量和结构不同，他们在将这些文化资本转化为现实的斗争力量时，将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合法化危机，因为权力场本身就是“不同权力(或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场所”[26]。在这种意义上，“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气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27]。文学生产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在权力—话语场域中的博弈。被推崇为文学经典或文学正统的作品只是在文化资本的角逐中获得优胜者的符号，优胜者借助这些符号对非胜利者实践着一种象征性的区隔。 综合而言，这类文学批评理论分别根据社会、性别、种族、政治、经济、宗教、阶级等框架来重新审视文学的生产性活动如何通过文学形式和技巧来再生产或抵抗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功利目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以批判社会现实为旨归的政治诗学。 第四，以关注艺术生产关系为主导的文学批评理论。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界出现了一些集中关注文学作品读者的批评理论。这种类型的文学批评理论侧重关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动性，关注读者在文学作品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关注作家与读者在文学意义生产过程中复杂的和互动的主体性关系，或者说，关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与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文学活动置于生产—消费—再生产的社会生产的框架中去考察。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的显著差别在于，当代文学批评对作为文学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读者，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强调和彰显。传统文学批评挣扎于形而上学的迷误，始终将文学作品的意义及其价值封闭在一个自足的话语空间。按照这种传统，所谓“理解”，意指尽量地站在作者的视域中去看待文学作品，认为“尊重原意，将它视为最好的意义，即最合理的解释标准”[28]。这种传统忽视了读者的主体性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间性”问题。受现象学的影响，现代阐释学以存在论替换了传统阐释学的认识论，从而实现了对文学意义的认知与阐释的纠偏。现代阐释学抛弃了纯粹意识或纯粹理性的认识论假设，断言人们的认识“绝不存在与当前无关的历史的纯粹观照和理解”[29]。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不是以类似于一张白纸的空白意识去进行的，而是始终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处于特定的历史境况当中的某种创造。因而，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及其价值的接受，其实已经是一种在当前语境下的文学意义的再生产。立足于这一视角，阿尔都塞指出：“必须彻底改变关于认识的观念，摒弃看和直接阅读的反映的神话，并把认识看作是生产。”[30] 受此影响，从20世纪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到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学批评流派，都认为文学文本并非自主自足之物，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始终都是固定不变的，一部文学作品并不能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都完全等同地展示它的超验性与客体性的特质。[31]此后，对文学文本意义再生产的多元性与有效性的强调，不仅要取决于文学文本的生产，更要取决于读者积极主动的解读和阐释，由此共同决定文学作品意义的生产。读者和批评家作为文艺生产者身份的确立，对文学意义的再生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后现代以来，一些理论家甚至提出了符号消费、虚拟形象(如鲍德里亚的“拟象”概念)、形象幻觉(如德波[Guy Debord，1931-1994]的“奇观”概念)、虚拟价值等一系列蕴含商品生产意涵的概念，使艺术生产关系的认知得到了深入而充分的阐释与发挥。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置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语境之中，将文学批评及其理论理解为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艺术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以此去审视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趋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延伸和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的理论框架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把握，既包括从宏观层面上对艺术的社会生产全过程如艺术生产活动的要素、艺术流通的过程和机制、艺术消费活动和意义再生产活动的全方位考察，也包括从微观层面对文学文本的内部形式、文学技巧与文学意义的生产过程的细致考察和研究。 四、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通过以上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历史考察和系统梳理，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来把握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趋势，从社会生产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视野中，深入探究西方现当代不同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中的生产性内涵与特征，探究它们所归属的不同阐释模式和话语系统，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理应关注的问题和指向，为建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提供富有建设性的资源与借鉴。 为此，我们以为，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总趋势中呈现出来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西方当代文学批评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变及其深刻影响。这一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框架中，深入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在现当代社会各种发展趋势中的深刻转变，探讨造成这种深刻转变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和当代以来，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深刻转变的表征之一在于：作为生产性的文学批评之典型形态的“理论”，不但大大超出了传统文学理论关注问题的边界，而且也进一步反过来重新整合并影响到文学理论本身。与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的是，当代的众多“理论”并不是仅仅关注文学的“理论”，它们大多并不直接讨论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或者从外围突进到文学生产活动之中，或者从文学活动与文学作品越界到了经济、政治、宗教、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社会领域。在“理论”的这种“突进”和“越界”趋势中，“理论”之生产性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变成了指向文学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凸显了“理论”的跨学科性、思辨性、反思性和强烈的批判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理论”对社会领域的关注具有上述跨越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已然不再仅仅是对单纯的文学批评领域的回应和补充，事实上，它更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性质和倾向，因为“知识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旨在说明专门的思想和知识体系，诸如美学、道德和哲学体系、宗教信条和政治原理，如何受到它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32]。在这一点上，“理论”与“知识社会学”可谓是殊途同归。因此，这种研究应当考察“理论”如何以其跨学科性、思辨性、反思性和批判性等特征，促使文学批评本身突进或者越出了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界域，将“理论”的触角伸向了整个社会广阔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促使文学批评打破学院研究的高墙藩篱，更加突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和实践批判功能。 第二，艺术生产视域中的新作者观及其影响。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不再像以往那样将作家视为凭借“灵感”“想象力”“直觉”等禀赋而具有从无到有之创造力的“天才”。在社会性大生产的广阔领域里，作家不过是整个复杂生产环节中的一个生产者而已，作家已不再是文学作品意义唯一的生产者和决定者。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视域中，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西方现当代以来关于作者问题的理论论述。一方面，厘清将作者视为文学文本生产者和文学意义决定者的理论源流，并在“艺术生产”理论框架中着重研究以下问题：本雅明、马舍雷等理论家认为作者是将语言、神话、象征、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等现成材料加工成文学文本的生产者的理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作者之死》中提出作者是作为无数引文编织物的文本的抄写员的理论；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写作是能指的游戏、作者是受到游戏话语规则限制的参与者的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探究文学作品的作者与作者形象问题，这将具体涉及出版机构、出版机制、审查机制、文字编辑、评奖机构等因素对文学作品和作者形象的构建及影响。通过这样的探究，表明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走向和趋势。 第三，艺术生产理论视域中的研究对象从文学作品到文本的转变。进入20世纪以来，在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理论的作品分析转向了集中关注文学文本的阐释，凸显出了一些与传统文学理论迥然不同的批评理论问题。按照“艺术生产”的理论框架，西方当代的文本理论主要包含三个不同层面： (一)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非常重视文学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各种关联，尤其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种激进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联，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些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环境、时间、空间和各种社会因素的纠缠，它乃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世界之物”。因此，文学文本仍然同其他商品一样，其生产、消费、批评和意义的再生产等环节，都要受制于或从属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强制力量的宰制。 (二)后结构主义以来，文学文本常常被一些理论家视为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具有开放性结构、以语言形式展开的一种特殊“话语实践”，它本身就具有“生产性”的特质。 (三)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中使用的文本概念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学的、书写下的文字文本，并且扩大到和适用于电影、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文本，乃至于可以指涉人类创造的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诸如服装、饮食、仪式、历史等等。正因如此，或许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反思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的建言：“我们可以将整个文化都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微镜下，它形成了一套总体上适用于任何批评理论的方法模式。文化的人工制品都要受到世界本身投射的检验，或者说，应该按照世界本来面目和规律的投射来构造文化产品。”[33]探究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之生产性理论的特征和趋势，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当今批评理论中的诸多重要议题。 第四，文学解释模式从诗学模式走向了解释学模式。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在“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框架之内，探讨现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阐释模式——诗学模式与解释学模式。这两种理论阐释模式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我们的研究应当考察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从诗学模式走向解释学模式的语境、缘由和走向，以及这种重要转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诗学解释模式以俄苏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和一些法国、英国和美国理论家为代表，注重从文学写作的技巧、结构和语言等方面来解释文学文本，不关注文学文本之外的社会性维度。但是，诚如阿尔都塞所言，至少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对传统的读与写的含义抱以反思。[34]与传统诗学模式的文本本位主义批评迥然不同，当代的文学阐释学模式的批评非常强调从一种文化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症候性阅读”，明确把文学文本当作某些社会因素或现象的文本表征。当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批评理论，都明确主张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应当与阐释者所秉持的政治、经济、种族、性别、阶级、宗教等立场的“期待视野”相关联，或者说，文学文本以外带有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的“期待视野”成了文学解释最重要的生产性动机。“症候性阅读”实际上标志着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最为重要的转向，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反思。 第五，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艺术生产”理论和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趋势。如前所述，“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家的首创。从19世纪后期至今，一直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内部和外部的理论家们的呼应、补充和不断推动。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内部而言，19世纪晚期至今产生了大量富有启示性和建设性的成果，诸如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阿尔都塞、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法国学派，以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加特和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以杰姆逊等人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东欧学派，以哈维、索亚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艺术生产”理论和生产性批评理论做出过贡献。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对亚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对空间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索等，都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入探讨这些理论资源，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生产性批评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思想家的“艺术生产”理论拓展出来的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对当代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正在不断显现出来。认真审视这一发展趋势，厘清其演变脉络，阐释它所提出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进一步延续、丰富和深化。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后工业社会在生产方式、资本运作、社会生产体制、由资本运动带来的剥削、不平等、发展不平衡等新情况和新特点，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为不断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提供鲜活的实践例证，提出应当面对的新问题和新观点。 第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19世纪至今西方世界文学创作和批评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及其面临的问题。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以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视野与开放的心态，吸纳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以图鉴往知来，并逐步实现对当前文学批评范式的超越与改观。力求让理论研究的基础摆脱缺乏现实经验、现实关怀的思维误区，从而真正让理论研究具有对现实生活切实的指导第三，有助于为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批评理论提供重要的实践和理论资源，提供重要的参照和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际，同时立足于我们自身的文学传统，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建构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提出我们自己特有的问题及其理论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