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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写抄本时代，作者和传抄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种种歧异，如河流般变动不居。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生成、流通、变异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样貌，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分为异文、乱篇、歧说三个层次，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字异同，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关键词：汉魏六朝；写本时代；文本歧异；文本之河 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1］。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从共时的角度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 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存在的文本歧异，大致可以分为异文（文字异同）、乱篇（篇章错乱）、歧说（歧说异闻）三个方面，它们又是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三个层次［2］。“异文”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在创作阶段，也可能是在传抄阶段。在创作阶段，作者的文集又有“自定”与“他定”的不同；而在传抄阶段，又有抄手和抄写底本等不同原因。我们先来看创作阶段的情况。 （一）“异文”的产生，首先缘于作者自己的修改，属于创作中的变动，是作者本人让文本处于变动之中。众所周知，文章初稿和定稿常常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定稿之前的创作变化，东晋袁宏《北征赋》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刘孝标注： 《宏集》载其《赋》云：“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3］ 袁宏所撰《北征赋》尚是初稿，所以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删加工。还有被迫修改（或增补）文章的情形，如袁宏所撰《东征赋》：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刘孝标注又记载了另外一种传闻： 《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4］ 不管是与陶氏有关还是与桓氏有关，袁宏作《东征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现实环境（尤其是政治压力）对诗文创作的巨大影响。 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一作“望”，究竟是“见”，还是“望”，千百年来莫衷一是［5］。作“见”的话，文义稍胜一筹，但唐宋时代流行的文本可能确如苏东坡所说，以作“望”字为多，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唐陆曜《六逸图》卷［6］，其中“陶潜葛巾漉酒”一图有陶渊明《饮酒》的诗句，正作“望”字。“见”“望”之争背后的历史真相很难还原，除了抄手的原因外，也有可能是陶渊明自己造成的差异。我们不妨作一个推测，陶渊明一开始用的是“望”字，已流传出去，后来改作了“见”字，也流传出去，结果造成两种文本都在世上流传。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有无“自定本”的问题。汉魏六朝时期，大部分文人作品以作家别集的形式流传，已有很强的“定本”意识，如曹植的儿子曹志回答晋武帝关于曹冏《六代论》是否为曹植所作的疑问时，说要回去查阅父亲的文集目录才能知道。这个文集目录，很可能就是曹植文集的自定本。当然作者的“自定本”后来也可能会遭到篡改，也就是“自定”之后又经“他定”，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序》：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7］ 《赠白马王彪》的诗题，《文选》卷二四李善注云：“《集》曰：《于圈（鄄）城作》。”另外，诗题及诗序中的“白马王彪”，存在时间错误，因为黄初四年（223）曹彪的身份是吴王，黄初七年（226）才徙封白马，因此诗题和诗序一定是后来改的。顾农引《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说明，《曹植集》很可能经过明帝君臣之手的改定［8］。 有时还会出现两种“定本”（或版本）的情形，如《陶渊明集》就有南朝梁萧统所编的八卷本和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更极端的例子是整部著作（或其中一卷）的改写，如东晋孙盛迫于政治压力，其历史著作《晋阳秋》曾写两定本，寄于北方的慕容儁。《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9］ 古代印度也有这样的例子，如12世纪史家、诗人迦尔诃纳（  ）的《王河》（ ）［10］，因迫于皇权压力曾改写其中的第8卷，留下两种差异甚大的传本。学者云：“这一卷共有两个版本的亚原本……最初版本很不讨当朝国王喜欢：迦尔诃那（纳）的父亲被解除了大臣职务，因而迦尔诃那对当朝政权没有好感。然而，当《王河》被下令提交给朝廷过目，迦尔诃那重写了卷八的大部分章节，让国王显得更可亲。”［11］（二）其次是抄录者和编纂者的原因，如《文选》卷五六班固《封燕然山铭并序》记载窦宪北伐的军队共有“骁骑十万”，《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所录《封燕然山铭并序》作“三万”，一个字差了七万人。如《文选》卷九班昭《东征赋》首二句“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其中“永初”（东汉安帝年号）当作“永元”（东汉和帝年号，永元七年为公元95年）［12］。又如《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或开关以延敌，競遁逃以奔窜”二句，李善注云：“言其利也。《过秦论》曰：诸侯以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也。”而贾谊《新书·过秦上》云：“（诸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13］《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亦云：“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颜师古注曰：“遁巡，谓疑惧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潘岳《西征赋》云‘遁逃以奔窜’，斯亦误矣。”回头来看李善注所引《过秦论》“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一句中的“遁逃”，显然是“遁（逡）巡”之讹，但潘岳《西征赋》很可能如颜师古所说，原文就作“遁逃”。 李善注本《文选》卷二六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乱流趋正绝”一句，颇难索解，而五臣注本《文选》作“乱流趋孤屿”［14］，与下句“孤屿媚中川”形成顶针，意思豁然开朗。“正绝”二字，当是误由注文阑入正文，《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可以想见，注家对“乱”的解释“正绝”云云被误认作了正文。又《文选》卷二五卢子谅（卢谌）《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共更飞狐厄。”讲到两人共同经历的磨难，其中“俱涉晋昌艰”一句，与诗人当时的历史、地理状况完全不符，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条提出“晋昌”当为“晋阳”音近传写之误，很有说服力［15］。 六朝隋唐之间书籍以写本流传，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本《文选》、敦煌本佛经写卷等，与传世本有不少差异，多是抄手或抄本（抄手所抄之底本）造成的。如《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其一》：“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其中“达人贵自我”一句，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作“达人遗自我”，从诗义比较来看，谢灵运在这儿用了“杨朱贵己”的思想，显然作“贵”字胜［16］。像这样因字形相近而误者不一而足，东汉文人张升之误为张叔也是一例。张升字彦真，东汉晚期重要文人，所著文章有60篇之多［17］。后人又有称张升为张叔者，陆机《遂志赋并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18］陆机《序》中诸人皆称名，此处“叔”字当作“升”，盖“升”“叔”二字形近而讹。 许多类书所引的诗文也属于此类情形，如班固《汉颂论功歌诗》之《灵芝歌》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与《初学记》卷一五，《灵芝歌》云： 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19］ 其中“延寿命兮光此都”一句中的“此都”，《太平御览》作“此都”，《初学记》作“北都”，当系讹误。考《灵芝歌》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歌颂“芝草生殿前”而作，诗意与西汉《郊祀歌十九章》里的《齐（斋）房十三》非常接近。《齐房诗》曰：“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20］《齐房诗》为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芝生甘泉齐房而作，与《灵芝歌》所咏之事正复相类。班固《灵芝歌》中的“延寿命兮光此都”显是袭彼而来，盖“光”意谓光临，与“回复”之意略同，“此都”是指洛阳宫。 王国维在《〈乐庵写书图〉序》中写道：“余昔览元、明以来写本书，时时得佳处，而舛误夺落，乃比坊肆劣刻为甚。既而见六朝、唐人所写书，其佳处尤迥出诸刊本，而舛误夺落，则与元、明以来写本无异。盖古代写本多出书手，其为学士大夫手钞如郑灼之《礼记义疏》者，百不一见也。”［21］“古代写本多出书手”，是符合中古社会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22］，而异文的多少，自然与抄手的学问水平高低、抄写认真与否有很大关系。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曾归纳“字体讹陋”的诸般情形：“有俗体之讹，有借用之讹，有妄减之讹，有妄增之讹，有分一字为二字而讹者，有合数字为一字而讹者，有因形近而讹者，有因音近而讹者。”［23］ 二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 （一）篇题错误，如东汉初年杜笃《京师上巳篇》的误题。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收有杜笃《京师上巳篇》两句：“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并加有案语：“《书钞》原题杜季稚，稚殆雅之伪。又汉人七言率句句用韵，此艳、珠不叶，疑非出一章。”［24］其实，这首“七言诗”是杜笃《祓禊赋》中的句子，见于《艺文类聚》卷四，赋云：“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25］据赋文还可以校订“诗”中的两个误字：“胜”当作“媵”，“妃”当作“姝”。类似的例子还有《艺文类聚》卷六九引汉班固《竹扇诗》：“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此《竹扇诗》实为班固《竹扇赋》之讹，见于《古文苑》卷二［26］，《竹扇诗》之五言四句乃从《竹扇赋》“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数句中来，又增加几个讹字。 又如崔骃《北征颂》，或题《武都赋》，或题《武赋》，皆误。今日本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七有“阙题”《颂》一首，罗国威整理该本时，注云：“此篇篇题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又不见于其他文献，故无从考稽。此卷中该篇排于东晋曹毗《伐蜀颂》之前，则可确定该文作者系晋或晋以前之人。”［27］笔者案，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四载崔骃《北征颂》，残存四句：“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扬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见于此篇“阙题”《颂》，惟“扬”作“杨”。据此，可定“阙题”《颂》的作者是崔骃，篇名当作《北征颂》或《窦将军北征颂》。 费振刚等整理《全汉赋》与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据《北堂书钞》收有崔骃《武都赋》残篇四句：“超天关兮横汉津，竭西玉兮徂北根。陵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元。”这四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字句略有不同，可互相发明。崔骃《北征颂》云：“超天关兮横汉津，朅西岳兮徂北垠。□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原。”“朅”意谓离去、离开，“北垠”指极北之处，《北征颂》“朅西岳兮徂北垠”一句显然胜于“竭西玉兮徂北根”，“□句注兮厉楼烦”一句中的阙字可据“陵句注兮厉楼烦”补“陵”字。“陵句注”二句中的“句注、楼烦、云中”都是地名，“句注”为古九塞之一，在今山西代县北；“楼烦”，古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云中”，秦郡名，治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显然也是地名，为秦郡之一，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征颂》的“九原”在文意上显然胜于《武都赋》的“九元”。崔骃又有《武赋》，残存一句：“假皇天兮简帝心。”见《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文》李善注，亦收入《全汉赋》与《全汉赋评注》。此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假皇天兮简帝心，爰比题兮获鼎宝。”可见，今存崔骃《武都赋》《武赋》两篇作品，均为后人误题，皆当归入《北征颂》中。 （二）序文问题，主要是传抄所造成的“张冠李戴”。一些序文的语气和用词显然不是原貌，如邹阳《酒赋序》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为《酒赋》。其词曰：……”［28］序文中出现的梁孝王是梁王刘武的谥号，显然不当出于邹阳之手。又如《北堂书钞》卷一二三所载班固“《幽通赋序》”，实际是前人（项岱）《幽通赋注》中的文字［29］。再如《艺文类聚》卷六一所载张衡《西京赋序》：“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这段话不见于《文选》卷二《西京赋》，未必为张衡所作，但《艺文类聚》为初唐人欧阳询所编，应有所本，庾信《哀江南赋》“陆士衡闻而抚掌，张平子见而陋之”两句，就用了其中的典故。从《〈幽通赋〉序》的例子来看，很有可能这篇《〈西京赋〉序》本是唐前单行《西京赋》篇题下旧注之文字，却被误认（或误抄）为序文。 还有完全的错植，如《太平御览》卷九一六所收张衡《鸿赋序》：“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已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粺，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这篇序其实是隋卢思道《孤鸿赋并序》中的文字，《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载： 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勿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其词曰……［30］ 不难发现，所谓张衡的《鸿赋序》来自卢思道《孤鸿赋序》。大概是《太平御览》的编者看到《孤鸿赋序》中“平子赋曰”等字眼，便认为下面的文字全部来自张衡，而且还为它们加了《鸿赋》的标题。其实，张衡根本没有作过《鸿赋》，《孤鸿赋序》所引“平子赋”的“南寓衡阳”，来自张衡的《西京赋》：“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鶤。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不过是卢思道将“翔”字引作了“寓”。有意思的是，与魏征《隋书》同时的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卢思道传》则引作“翔”字，这可能是李延寿熟读张衡辞赋而作的个人改动。 （三）篇章错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班固所作的《北征颂》。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北伐匈奴还师，班固作《窦将军北征颂》，歌颂窦宪之武功。严可均曾据《古文苑》《艺文类聚》所载班《颂》残篇，将其辑入《全后汉文》，然篇章错乱非常严重，多处难以卒读。钱锺书云：“篇末‘荡残风’至‘四行分任’一节，文字讹脱，不可句读。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谓朱启连为句读之，以‘风’、‘阴’、‘淋’、‘弄’、‘任’为韵，亦未词达理顺。”［31］幸运的是，在元明时人所编的文学总集元陈仁子《文选补遗》及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均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里，可以看到班固《北征颂》的完篇。其中，《文章辨体汇选》之《北征颂》似从《文选补遗》抄来，但其本有优于《文选补遗》之处。 探讨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隋代牛弘所说的古今图书“五厄”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32］。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官方藏书的质量有很强的信心和很高的期待，而董卓之乱、永嘉之乱、西魏平江陵、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唐末战乱等几次大的战乱，对文献造成了巨大破坏。官方“定本”（一些别集、总集或许本来就没有“定本”）既已不完，唐宋时代的整理者又甚荒疏，就造成了中古文献的混乱状况。 在六朝别集、总集大量散佚以后，文本歧异、莫衷一是的情况在两个时期特别突出。一是唐代初年，如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不够严谨，常常有混淆作者、张冠李戴的情况。林晓光曾以《艺文类聚》为个案，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唐宋类书对六朝文献的载录，并非全文照录，甚至也不是局部节录，而是进行剪切删削，再将零碎片段予以拼接，其形态更应称之为截取缩写。”［33］这种情况不仅在《艺文类聚》中存在，在《北堂书钞》（成书于隋代）、《初学记》等其它早期类书中普遍存在着。今天的人们可以借助于一些六朝隋唐文献的旧抄本，如敦煌吐鲁番所出唐抄本《文选》、日本藏唐抄本《文选》、《文馆词林》等［34］，来纠正传世本的一些错误（当然也要注意到这些唐抄本本身也有一些文字错误）。二是北宋初年，问题集中于《文苑英华》《古文苑》等诗文总集上。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中的萧梁诗文，与其它传世文献相较有不少歧异。 三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歧说” “歧说”更为复杂，涉及别集、总集、史书、类书等各种文献。“歧说”出现的原因，既有后人故意作伪的情况，也有文本传播的因素： （一）真伪。如《柏梁台诗》的真伪问题，历代学者意见不一。顾炎武《日知录》举出五条证据，论证其非汉武帝时代所作。逯钦立《汉诗别录》［35］、伏俊琏《〈柏梁台诗〉再考证》［36］、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37］等文，则认为《柏梁台诗》作于汉武帝时期，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又如关于“苏李诗”［38］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讨论，至今没有一致意见。 再如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39］，其质疑不无道理，因为如果《赠答诗》确是秦嘉、徐淑夫妇所作，以他们二人的创作水平，却没有被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和《后汉书·列女传》收入，终究是一件奇怪的事。又如署名蔡琰的《悲愤诗》（五言和七言两首，见范晔《后汉书》卷八四《列女·董祀妻传》）、《胡笳十八拍》（琴曲歌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40］，有学者从《悲愤诗》首句“汉季失权柄”看出了伪作的狐狸尾巴。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孔雀东南飞》，序文中出现了“汉末建安中”的字眼，也让人怀疑［41］。 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学者对此文真伪存有疑问，“一般认为此檄乃荀彧死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征吴之际为荀彧从子荀攸而作，或齐梁时代文士的伪作，详清人朱珔《文选集释》卷二一、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六、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七年（212）” ［42］。顾农认为：“从内容来看，此文应当不伪，只是开头打着尚书令荀彧的旗号是不对的，此公已死于建安十七年（212）。估计此文在流传过程中有被浅人妄改的地方。”［43］ （二）篇题。如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见《文选》卷二七（《乐府诗集》卷四二《相和歌辞·楚调曲》同），南朝梁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作《怨诗》，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称《团扇》诗。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研究者对其篇题提出了疑问，见曹道衡、沈玉成关于此文的讨论［44］。《文选》卷二七鲍照《还都道中作》，李善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浔阳还都道中》”注云：“此诗《文选》题为《还都道中》，毛扆校宋本《鲍集》作《浔阳还都道中》，皆无‘上’字，则‘上’字为误衍。此诗盖即作于发浔阳时。”［45］其实细细思来，诗题“上浔阳”也可以说得通，因浔阳地处江州，对都城建康来说处于上游，诗人先由建康溯流而上，后复还都，诗题将“上浔阳”与“还都”二事合并言之，理解上并无窒碍。 （三）作者。如《初学记》卷一九西汉王褒《责须髯奴辞》，《古文苑》卷一七以为东汉黄香作。又如东汉《征士法高卿碑》实非胡广撰，《太尉刘宽碑》非桓麟作，《艺文类聚》所系皆误。胡广《征士法高卿碑》载于《艺文类聚》卷三七，考法真卒于中平五年（188），年八十九，而胡广卒于熹平元年（172），年八十二，卒年在法真前，不及为法真撰碑［46］。此碑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法真传》载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这段话正好可以与碑相印证，碑云：“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范晔《后汉书》所引郭正的话盖简括碑文而成。 《太尉刘宽碑》有两篇，一篇为蔡邕作。另一篇载《隶释》卷一一，又略见《艺文类聚》卷四六，云后汉桓麟撰，严可均从之，将其辑入《全后汉文》卷二七。然此碑实非桓麟作。据《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桓麟在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年纪至少15岁，且其早卒（年四十一），如以建和元年（147）为桓帝初，则其卒年当在灵帝熹平二年（173）左右。据《太尉刘宽碑》，宽卒于中平二年（185）二月，此时桓麟已去世多年，不可能为刘宽撰碑。该碑字句多同于蔡邕《太尉刘宽碑》（载《全后汉文》卷七七），颇疑亦出邕手［47］。 另外，东汉时代出现的众多官箴作品，也存在着作者淆乱的问题，详见下页表。 又如南朝梁陈时期陈昭的《昭君怨》（见《艺文类聚》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和《阴铿集》将著作权给了阴铿，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两收之。［52］有些诗歌的作者问题又与代笔有关，如《玉台新咏》有《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题魏文帝曹丕作；而同一首诗列入《艺文类聚》时，则题为《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署徐幹作。顾农认为：“考虑到徐幹在曹丕那里当过‘文学’，侍从之臣代主人作诗非常常见而很少有相反的情形，我们宁可相信晚出的《艺文类聚》。”［53］ （四）作者与篇题都有问题。如《文选》卷四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李善注云：“《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可知这封书信的作者和收信人有两种说法，一是赵至与嵇蕃，二是吕安与嵇康，李善把二说原委都罗列了出来，但没有作出判断，后代学者多以后说为是。  余 论 上述情况虽然多是一些小问题，却影响到我们对中古文学史真相的认识［54］。正如前人所说，“校文字易，校是非难”，而乱篇之整理、歧说之鉴别更是不易。对于汉魏六朝诗文中存在的这些文本流动和变异现象，要求我们跳出具体作家、作品的束缚，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状况。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文字异同（“异文”），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如“乱篇”“歧说”）；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 中古诗文文本一些貌似无序的现象并非无序，而是无序之中的“有序”，如“赠答诗”的收录问题。六朝时代两个作者之间的“赠答诗”，常常是“赠诗”与“答诗”一同完整地被收入各自的文集，这种现象在陆机、陆云的别集中普遍存在着。因为不收入的话，读者很难孤立地来理解文本，正如后代诗人的原作与他人的和诗都同时被收录文集之中，一个文本必须在一个文本群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先秦两汉的子书不少需要以篇章为单位来讨论［55］，汉魏六朝文学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工作，一些诗文的篇题、序文、正文需分开讨论，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篇题问题，如前面讨论的崔骃《北征颂》的问题。序文的情况也很复杂，除了前面讲过的例子，还有序文后加的情形，如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诗序。据陶渊明所言，这篇序文是在诗歌完成以后才写的，诗歌写作与序文写作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蔡邕的《述行赋》更为复杂，其序文与赋的写作时间不一致，当是后来补作。桓帝延熹二年（159）秋，梁冀新诛，宦官头目徐璜、左悺听说蔡邕善于鼓琴，便以天子的名义命蔡邕赴京。蔡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述行赋》就作于此时。但在《述行赋序》里，蔡邕直斥“五侯”之逆行，并讲到桓帝对直言极谏之士的残酷打击：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宦官之祸，触怒桓帝，被处以极刑；大鸿胪陈蕃也因求情被桓帝下狱，后免归田里。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延熹三年（160），《述行赋序》很有可能是蔡邕后来的补作［56］。 抄写带来的文本变动以及文献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在西方也很普遍，其成果有可资借鉴之处。如关于《圣经》古代写本的研究表明，《圣经》的诸多异文和文字差异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他们有时会看错和听错单词，从而产生字母的拼写错误；有时会无意中漏掉短语和句子；有时会改动（或纠正或希望改进等等）自己所抄的文本——抄写不一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常常伴随着对文本有意的改动［57］。除了西方的古代写本研究，印度古代经典以及梵文写本的研究，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例如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间印度著名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  ），流传至今，存在许多文字差异，很多属于诸说并通的情形。(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