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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希望 野蛮的进化 中国当代科幻 低技术社会 内容提要 未来构成了中国科幻展开书写的前提。对其“希望”设定的讨论，将从两个层面着手展开：其一，在既有的高科技生活之外，是否有不同于此的更加自由的想象内容？其二，在个人与未来的关系上，是否有更加积极的处理方式？从《高塔下的小镇》所描摹的未来入手，讨论和分析此后二十年间，中国当代科幻书写分别从拒绝进化的野蛮世界、低技术社会和个人与未来之间关联这三个方面展开的想象过程。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由当代中国科幻书写展现的整个社会探索希望、设想未来的能力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  2020年11月1日，第五届中国科幻大会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科学梦想 创造未来”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全球社会，“未来”正以两种面目被编织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种面目的未来由资本和科技合力打造，以迅速发展的高科技和轻松便捷的智能生活的模样现身，是媒体倚重和刻意经营的部分。另一种面目的未来，是普通人在其中势必“无用”的未来：不仅难觅稳定的工作，不具备置业能力，也将缺少有意义的生活，在高速变化的社会中找不到坚定的信念或理想。未来高度不确定的这一面，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尽可能地回避之，在当下及时行乐，成为大多数人下意识的选择。至此，在这两种面目的交织之下，从容不迫地想象未来，以对未来的想象为依据，理解当下、改造现实的时代，已然结束。我们面临的是对未来的理解力持续衰退、想象力停滞的尴尬局面。 这一状况构成了当前科幻书写的前提。对此，科幻作家陈楸帆有颇为精准的概括，“冷战之后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生活形态，已经像封锁地球基础科学的智子一样，封锁了我们在主流话语里面对于未来的乌托邦图景的想象”，并对由科幻小说来打破这一僵局，提供不同的解锁方案给予厚望［1］。这意味着，要解开被锁死的未来想象，科幻书写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其一，能否不受第一种面目的框定，从社会整体出发，更自由地想象未来生活世界的形式和内容，展示人在其中的位置？其二，当人们不仅不再依据未来展开行动，也越来越不知如何面对未来的时候，能否提供将个体和未来关联起来的新方式？ 显然，对中国科幻来说，想要打破僵局、成功解锁并不容易。前有美日科幻产业中蔚为大观的各式作品，后有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形的思维定式。两相夹击之下，中国科幻的书写有可能提供什么样的或何种程度的解锁方案？科幻的想象力，可以在什么意义上挣脱封锁，提供新的希望？其所带来的希望，又将座落于哪个层面？如果说，对写作者而言，他们的任务是直面现实中被封锁的未来，挣扎出不同的想象性线索的话，那么，对研究者来说，识别出既有书写中的破解能力，考察封锁被瓦解的程度，评价其努力的方向和策略，也就成为必须讨论的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以下的文字更近似于一份侦查报告，试图描述中国当代科幻的书写现场，搜索解锁的路径，追问这样的想象方案能否将我们带回到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未来。 当然，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局势，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不可能只有一套想象的思路，也不会仅限一类解锁方案。本文挑选出来加以考察的，是由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开启的路径。 一 被锁定的未来： 要么野蛮，要么停滞？ 倘若继续“封锁”这个比喻的话，便会发现，任何时代的“未来”都并非彻底敞开、任由想象的。这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想象力自有其焦点，而每一阶段的“未来”必有其被闭锁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其时，中国对外积极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全球市场，对内则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与这一选择密切相关的，是对意义/未来的重新设定与解释。比如，作为一个世界市场的后来者，如何理解由市场组织起来的世界秩序和文明，赋予它正当性？如何处理重新市场化的过程中势必面对的压抑与痛苦？特别是，当这一未来既是被别人规定好的，也是在过去被认真否定过的选项时，这一次的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代中国科幻的复兴几乎在同一时段开始。刘维佳的《高塔下的小镇》（1998年），便是其中颇具意味的一种表达。小说描述了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种文明模式。一种是低技术、不进化但平静安稳的小镇生活。小镇由一群救世主义者建立，以家庭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展开农耕生活。建立小镇的先辈同时建造了一座高塔。高塔能够迅速击毙外来者，使小镇不受外界干扰；而人们一旦走出小镇，也将无法活着返回。在“我”所生活的时代，小镇已经存在了300多年。人们艰辛地劳动，约束欲望，维系自给自足的生活。作为耕田能手的“我”，对小镇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另一些年轻人，比如望月和水晶，却感到不满，常常集会，讨论走出去的可能。 与小镇生活形成对比的，是高塔外不断进化的世界。黑鹰部落是它的代表，他们强大而野蛮，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由于饥荒，黑鹰部落一路洗劫，攻打小镇，即便付出全族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想要抛下的正是“进化的重负”： 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要夺取我们的这座独一无二的小镇，夺取我们的高塔，卸下肩头沉重的进化的重负，拥有一种轻松幸福的生活。这就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对进化的猜测：绝不存在令人心旷神怡的进化！有进化就会有艰辛！……只要进化存在，世界就一定会不停顿地运动、不停顿地改变，和谐与平衡因此根本无法长存。……进化为什么非要是一种压迫我们的异己力量呢？［2］ 这一进化的重负，既在黑鹰部落攻打小镇的冷酷决心中显露无疑，也在小镇的固若金汤下显得格外悲壮。最终，高塔之下，黑鹰部落全军覆没。 在“编者的话”里，同为科幻作家的夏笳指出，“在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笔下，‘进化/选择’是一组出现率很高的关键词。迫于‘进化’的压力，一切智慧种族，无论人类、机器人，人造人或者外星人，都不得不为了生存竞争而‘不择手段地前进’”。紧接着，她提到作者刘维佳的看法：“如果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那么中国其实是不那么情愿地被卷进去的，若中国能够选择，历史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3］ 认为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这个看法颇为普遍；晚清以降，便是如此。对于这个不得不加入的现代世界，中国采取何种态度，是屈从于不择手段的丛林法则，还是通过加入来改变它的规则，则是人们展开后续想象的焦点所在。因此，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夜，面对正在逼近的市场文明，科幻书写如何在上述问题的推动下，想象那一个中国无法获得的选项？  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发表于《科幻世界》1998年第12期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无法获得的选项是小镇代表的静止的文明。不过，小说对这个停滞不动的文明的不满，丝毫不亚于对进化重负的感叹：小镇没有技术手段提高劳动效率，人们必须付出一生的艰辛才能维系生活；在高塔的“保护”下，小镇与外面的交流，只能依靠一年一度的商队；仰仗父辈的经验便可轻松生活，人们不再阅读和思考，小镇阅览室的书籍上积满了灰尘。就连懵懵懂懂、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我”，也意识到小镇上没有政治斗争、权力等级，也没有文化上的变动。晚会上播放的歌曲，还是三百年前的那几首。于是，小镇的生活，是低技术、低欲望、人生经验单一和社会静止不动，彼此互为因果的产物。“我”所爱慕的姑娘水晶，把这一点表达得更为明确： 300多年来，小镇上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人们如昆虫一般地生存和死去，什么也没留下，没有事迹，没有姓名，没有面目，很快便被后人彻底忘却……［4］ 最终，即便目睹了一边倒的屠杀，水晶还是走出了小镇。 不过，水晶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小说对外面世界的肯定。黑鹰部落的不择手段，在攻打战术中显露无疑：“冲在最前面的是妇女以及仅存的一些老人，他们的使命就是死。”在经历了黑鹰部落的攻打之后，望月不再组织宣扬出走的集会，因为“大屠杀干净利落地击碎了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当水晶邀请“我”一同出走时，“我”选择了留下。只是这一选择，不再源于对小镇生活的热爱，而是出于对进化重负的恐惧： 就在不久前的某一天，我曾轻易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馨，那一刻，节日般的气氛令人心跳，音乐撼人心魄，麦酒香气醉人，孩子们天真可爱……一切都很美。但是现在，我干活，唱歌，散步时，再也没什么感觉了，劳动不再乐在其中……我的心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了，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空气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5］ 至此，小说提供了对现代文明的典型想象：一边是进化流动的世界，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也因此创造甚至霸占了一切生活的意义；另一边则是作为其对立面被构想出来的社会，稳定幸福，却无法为自己创造历史。如果说，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被简化为，现代文明以黑鹰部落式的野蛮抹除了奉行不同生存之道的其他文明的话，那么阻断一切的高塔，则提供了重新思考的可能：当两种不同生存之道的文明，被定格在那个遭遇的瞬间，不得不长久地相互对视，而非一个势必取代另一个之时，它们的处境和由此而来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显然，在这一被高塔定格了的对视中，以黑鹰部落为代表的外面的世界，并非一味地希望进化，而是同样渴求放弃进化，过上稳定的小镇生活。特别是，根据商队的说法，黑鹰部落不是因为弱小，才期望得到高塔的保护。相反，他们是所向披靡的强大部落。这意味着，这样的愿望，与其被视为对进化世界的逃避，不如看成是在进化中衍生出来，有待实现的方向。然而，无论如何不择手段，高塔外的世界想要改变方向，进化为“不再进化的世界”，此路不通。同时，只要高塔下的宁静生活一直存在，与弱肉强食的进化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试图卸下进化重负的欲望便不会消失。对生活在进化世界中的人们来说，这构成了令人绝望的困境。 同样地，对高塔下的小镇来说，在没有见识过“进化的重负”之前，每一代青年都向往着走出小镇，寻找更丰富的生活。而在见识了之后，不仅这样的愿望被放弃了，就连原本幸福的生活也一并消失。黑鹰部落的攻打标示出，小镇生活离不开高塔的庇护，以逃避和放弃希望为前提。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幸福的生活就此失去了自由的内涵。留在小镇的“我”，揭示出另一种形式的绝望：既因恐惧拒绝加入进化，却再也不能从不进化的生活中获得意义。 于是，经由高塔，小说成功标示出因迅疾的现代化而被忽略不计的一层现实：当不同生存逻辑的文明遭遇之时，彼此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意义，都因对方而遭到了质疑和剥夺。小镇生活的存在，使得黑鹰部落强大而进化的生活贬值了。而黑鹰部落想要卸下进化重负的疯狂，则让镇上的人们看清了生活的边界，幸福生活在这一刻转变为人生牢笼。 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经验中，类似的质疑与剥夺一直存在。区别在于，现实之中并无高塔。高塔外的进化法则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标准。与此类剥夺相关的生活经验，也随之被调适和重新表述。于是，对于小镇生活的不满被持续放大，对于进化重负的恐惧和拒绝，被大大弱化。黑鹰部落所面对的绝境——进化的不自由，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写为现代的“怀乡病”，失去了对吊诡的进化的警示意义，沦为无从化解的现代情绪。 然而，在中国重新加入世界市场之际，小说试图提醒人们，不同世界间的遭遇导致的不只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两个世界原本生活意义的各自贬值。事关未来的想象，在人们不假思索地忽略/接受这一贬值后，被彻底锁死。这意味着，由科幻想象而续写的假设——“若中国能够选择”，既不是一脚踏入高塔外的世界，也不是徘徊于令人无动于衷的小镇，而是在汹涌的市场文明面前，紧紧盯住生活意义的各自贬值，探索其根源，寻求重获意义的解决方案。 二 拒绝进化的野蛮世界 如何看待高塔外的世界？如何理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组织起生活的市场文明？如何质疑不择手段的进化？如何处理时时涌起的卸下进化重负的欲望？显然，这一系列问题从未过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对此时的中国而言，黑鹰部落的困境变得愈发具体：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文明越是渗透到社会肌理的各个方面，不进化的欲望也就越发强烈。2005年，王晋康和刘慈欣不约而同发表作品；其中，市场文明的极端面目出奇一致——由垄断导致的死循环。 在王晋康的《转生的巨人》中，某国首富把自己的大脑移植到婴儿身上，以继续对其商业帝国的统治［6］。这个垄断计划，虽只为首富服务，却不乏各种专业人士保驾护航。医生、律师、政要，乃至奶妈们，都或多或少参与到这一场意在垄断的赌局之中，幻想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转生后的首富，在婴儿阶段便充分暴露其垄断一切的本性，在吃光了一千多个奶妈的奶水之后，身型巨大，只能生活在海洋里，靠鲸鱼喂奶。最终，这个企图垄断一切的巨型婴儿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丧命，而所有参与者——将宝押在转生成功、垄断长存上的人们，统统功败垂成。与黑鹰部落相类似，作为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富豪的欲望是竭尽所能维持已有的一切。只是，在这里，野蛮而拒绝进化的绝境摇身一变，成为无穷无尽的贪婪和孤注一掷的垄断。市场文明的形象，也从强大野蛮的黑鹰部落，蜕变为将吃光别人奶水视为自己神圣权利的巨婴。 刘慈欣则在《赡养人类》中构想出了第一地球文明的垄断进化史［7］。一般说来，星际移民多是因为资源不足或生态灾难。不过，第一地球文明踏足第四地球，却从一项听来不错的技术开始：知识可以植入大脑。这项昂贵的技术，从此将第一地球分成了两个阶级——有钱植入知识的阶级和没钱植入的阶级。与此同时，第一地球奉行一个神圣法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于是，智力和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整个第一地球的资源最终被一个人独占，人称“终产者”。剩下的20亿穷人，只能生活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全封闭生态循环系统中。在这些系统年久失修，终于崩溃之后，他们被终产者送上飞船，赶出了第一地球。 不过，《赡养人类》更具意味之处，是第一地球的穷人来到第四地球后的做法。显然，家庭生态循环系统中令人绝望的生活，并没有带来对“不可侵犯的私有制”的反思。第一地球的穷人彻底复制了“终产者”的模式：因掌握了更先进的技术，毫不留情地占有第四星球。这一彻底复制，比巨婴的所作所为更令人吃惊。因为此时坚持私有、实施彻底垄断的，恰是饱受其苦、最应反其道而行之的穷人们。看起来，私有制和被规定了方向的不进化的欲望，已是一组颇为顽固的基因，被刻写在第一地球的文明之中。 而在龙一《地球省》的“地羊经济”中，这一组基因则进一步催生出损己利人的可笑行为［8］。小说描写了一个叫做“地球省”的地下世界，在那里，人们信仰万能的钱神，凡事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所有生活在“地球省”的人，到了16岁就会被植入生命记录仪“蝎子”，管理一切生活数据和税收事宜，并在45岁时“依法终养”。随着故事的推进，人们发现，“地球省”原来是外星人的食材饲养基地。所谓的“终养”，是将地球人做成冷冻肉，送去外星做贸易。斤斤计较于税收律法，是为了减少饲养成本，而鼓吹钱神，是为了让“地羊”活动起来，肉质鲜美。于是，终其一生，地羊们以为自己在搞经济，结果却是努力成为别人的盘中餐。  龙一《地球省》 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经济在中国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中国市场的加入更是给全球经济打上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并没有为高塔外的世界带来良好形象。中国科幻从无需想象经济［9］，到将市场文明视为一边野蛮进化一边创造希望的矛盾之所，再到将其视为拒绝进化的野蛮垄断，不过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如果说，在《高塔下的小镇》中，黑鹰部落所代表的世界，虽无法把进化和野蛮分离开来，但仍让人对进化的意义心存幻想的话，那么，沿着这一方向展开的想象，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放弃了进化、没有希望却继续野蛮的世界。 三 低技术的诱惑 另一边，高塔下的世界又将如何呢？在野蛮世界的映衬之下，它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倘若进化不等于野蛮，低技术不等于停滞，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倘若拒绝高塔外的世界，中国科幻书写有没有能力在与野蛮进化的对视之后，构想出别样的文明？ 对此，刘慈欣的《天使时代》（1998年）展开了不同的想象。桑比亚人发现，按照既有的现代化模式，非洲无法解决饥荒问题。于是，伊塔博士和桑比亚政府，通过别开生面的基因技术，将本国的孩子改造为食草的人类，长出翅膀，自由飞行。这一改造——让人获取动物的特性，因触犯西方文明的禁忌，引来大国的围剿。美国主导的联合舰队，自以为可以轻松击败桑比亚人，迫其交出改造过的个体和疫苗。不料，在长着白色翅膀的桑比亚士兵面前，先进武器毫无用处，全军覆没。在伊塔博士和菲利克斯将军的最后一场对话中，博士这样预言未来： 您将会看到，想象中的魔鬼并不存在，天使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美好的时代里，人类在城市和原野上空飞翔，蓝天和白云是他们散步的花园，人类还将像鱼一样潜游在海底，并且以上千岁的寿命来享受这一切。［10］ 出于“人要吃饱饭”这个朴素的愿望，伊塔博士的基因技术，模糊了人和非人的边界。类似的形象，在科幻小说中并不少见。不过，它们大多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灾难性的变异。这与其说是在挑战野蛮而残酷的进化，不如说是在承受“进化的重负”的后果。《天使时代》中的桑比亚人，却不再纠结于这样的两难。伊塔博士的技术，既放弃了以人为最高标准的进化方向，也放弃了以生存竞争为逻辑的发展旨趣。它没有以人类之名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是一种低度的技术。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技术，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后续变化［11］。毕竟，当一个人需要靠自己的飞翔、奔跑和游泳来完成旅行，而非借助于飞机、汽车和轮船这些代步工具之时，不仅空气、海洋等污染问题立马成为切肤之痛，就连“极限”也不再是少数人才乐于挑战的对象，而是每个如此行事的个体必须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这个新世界的演化也将不再青睐少数英雄。相反，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由此丰富和深化人类把握和理解世界的能力。当长着翅膀的桑比亚人飞进别的国度，人们对于另一种类型的生活的自由想象，由此开始。 而在另一篇小说《微纪元》中，当地球资源殆尽之时，刘慈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改变人类世界的尺度［12］。当最后一个今天尺寸的人类回到地球的时候，地球已是满目疮痍，一片焦土。没有想到的是，人类文明却保存了下来。原来，人类通过技术将自己的尺寸缩小到10微米，所有的事务都在以微米为尺度的世界里展开。改变自身的尺度后，人们不再需要为了资源和权力你争我夺。不仅人类文明获得了新的生机，一个更加民主和平的世界也由此到来。同时，尺度的微小，并不意味着好奇心和希望的缺失。微纪元时代的人类文明，同样有着探索火星的热情。在目睹了微纪元世界的种种之后，最后一个宏纪元的人烧掉了由他的飞船保留的所有人类的胚胎样本。 更富意味的低技术想象，来自韩松的《再生砖》。在灾区，建筑师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的方式，是制造一种由尸体、废墟和麦秸混合加工成的再生砖。再生砖的工艺十分简单，一学就会。失去了亲人的人们，在做砖卖砖中渐渐有了新的生活和希望。此外，再生砖的特别之处在于，住在用它建成的房子里，可以听到死去亲人们的声音，和他们保持心灵上的联系。这种在庸常的生活中与过去、死亡和废墟保持联系的方式，对活着的人们具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义：既是痛苦和负担，也是某种沉淀、救赎和自我理解的开端。渐渐地，人们对再生砖越来越感兴趣，从废墟开始的再生成为一股社会思潮。围绕着它，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被发展出来。小说写道： 但为什么偏偏是再生砖呢？本来，它就是一种低技术的东西。也许，对于技术本身，也需要重新认识吧。我们是怎么理解“高”及“低”的概念的呢？这与借尸还魂，或者外部神秘力量的干预，以及宇宙中的超智慧生物，甚至上帝，都不一定有着直接关系。再生砖所代表的，是一种深奥得多的东西，将全面修订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哲学及神学。［13］ 最终，一切从废墟开始的思维方式，在地球乃至宇宙的范围里蔓延开去，人们不再以成就而是以废墟的方式，看待一切，理解一切。外星人跑来地球学习和旅游，首先也是看废墟。  韩松《再生砖》 《再生砖》创作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是对一个社会在遭遇重大灾难之后最为大胆、却也极为中国的想象，凸显出既坚韧、顽强又颇为苦涩的生存之道，以及由此获得希望的方式。将其放在被动卷入现代化的历史中来看时，便会发现，无论遇到怎么样的强震和冲击，中国人总是以最简单和粗粝的方式，把所有的过去和痛苦混合起来，打包重建，并与它们一起生活下去。就此而言，“再生砖学”何尝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高度隐喻？不同于拒绝变化的小镇生活，大灾之后、废墟之上，由“再生砖”开始的社会重建，最终建成的不只是一种新的生活，更是一种看待生活世界的新方式——以废墟为起点来理解一切。面对这个以废墟为起点和本质的世界，野蛮进化的重负和意义创造的压力，似乎也被轻轻打散，成为不断制作与再生的原材料。 四 旁观未来，或善从何来？ 如果说，上面讨论的是在生活意义贬值之后，在高塔内外展开的未来想象的话，那么，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就是，在这些想象中，人如何理解自己和未来的关系？毕竟，无论是终结拒绝进化的野蛮世界，还是创造由低技术所主导的新世界，都少不了主体的参与。仅是重构未来的生活世界，而不说明彼时彼刻与之配合的主体的面目，这样的想象是不完整的。 让我们回到《高塔下的小镇》。显然，在未来被锁定之时，个人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也就此确定。其中，勇于走出小镇，承担未知的风险，也因此与未来建立关系的人，是女主人公水晶。而犹犹豫豫、裹足不前的“我”，虽清楚地意识到高塔下的双重绝境，却也失去了将自己与未来相关联的机会。 这种主人公和未来关系的设定，在张冉的《起风之城》之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描写［14］。故事的开头，“我”已功成名就，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于是，在写信人琉璃的引导下，返回衰败的家乡，和她一起驾驶巨型机器人，去捣毁象征着大公司的巨塔。对“我”而言，反抗的意义始终暧昧不明。推动叙述的，是中产成功人士的那种百无聊赖，一切都可做可不做、做做也无妨的心态。直到最后一刻，“我”仍在质疑这种螳臂当车式的反抗。小说必须借由琉璃和“我”的对话，才将反抗赋予了正面的意义。可以说，对当下生活的无感，使得“我”只能呈现出一种与未来失联的状态。  《起风之城》章节标题里的倒数时间，与BonJovi专辑《Keep The Faith》中的《DryCounty》一曲相对应，作者张冉建议读者不妨找来当背景音乐听 类似的状况，也在翼走的《追逐太阳的男人》中出现。小说设定的，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城市社会，所有人只能在智能中枢的监控下轮流醒来。因此，一群人只看得到夜晚，而另一群人只生活在白天；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一天能够苏醒多少时间，全由他们的价值决定”。属于夜晚组的晚久，爱上了一个白天组的女孩。为了获得更多的清醒时间，以便相见，晚久发奋工作，在城市里的等级越来越高。而他爱的女孩，却走上了相反的路。为了爱情，只剩下每天一小时的清醒时间，即将沦为无价值的人而被终止生命。晚久试图质疑这种计算价值的方法，得到的回答是：“为了大多数有价值的人，必须牺牲少数无价值的人。你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这样的回答，男主人公无力反驳：“她说的道理完全正确。”［15］ 不难发现，这一类科幻小说中，对男主人公——绝大多数也是叙事者——和未来之间关系的设定，颇有一些共性。 首先，男主人公既不是孤胆英雄，也不是倒霉蛋或边缘人，而是照章办事、生活得平庸顺从的个体。他们从不主动探险或揭发阴谋，只因偶然或意外，被动卷入。 第二，他们可以精准地指摘出现实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冷酷之处。但这样的指摘，并不构成反抗现实、创造未来的动力。更多的时候，体制的冷酷计算，反而成为其善加利用的规则。于是，即便在想象之中，男主人公也只能经由爱情或利益的谋算，迂回地展开行动。 第三，在此过程中，被爱恋着的女性往往被想象为果断摒弃现实、敢于抉择的行动者。不过，如此行动的女性绝少成为故事的叙述者。叙述依旧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展开，最大限度地展现他的迟疑、含糊和犹豫不决。 最后，绝大多数故事的结局，是“我”毫发无伤，获得意外的成功。皆大欢喜的结局，虽是类型化小说的通病，却有必要指出两点不同。其一，在过去的模式中，主人公总是勇往直前、不计利害，最终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而现在，男主人公对于现实没有彻底的否定，对于行动和未来也没有明确的肯定，圆满由一系列偶然意外而来。其二，对于圆满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圆满有着广泛的含义。有时对个人来说是不幸，但对人类社会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这样的结局也被视为圆满。而现在，圆满变得狭隘起来，被确认为对爱情、友谊或更好生活的收获。 至此，人们并没有因置身于想象的世界而变得无所畏忌。相反，弥漫于当代中国的那种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方式，在想象未来时被毫无质疑地保留下来，以至于小心翼翼免于无可挽回的危险，允诺可以明确兑现的私人化的未来成了唯一的行动准则。 在此背后，一个更大的困境在于：质疑与否定现实世界时所依凭的善和正义，不再被视为内在于主人公的天然品质，而是必须交代出处，展开论证的对象。如此一来，如何在想象性的世界中确立善和正义，成了一个最难处理的部分。 不难发现，《高塔下的小镇》便隐含了这一危机。一方面，代表着希望的水晶，从“人类的使命”的角度，陈述其出走的意义；但另一方面，高塔内外的绝境却瓦解了“人类的使命”的含义。这不光是说，黑鹰部落由进化而来的使命，被一边倒的屠杀彻底消解，也是指水晶的出走和“我”的彷徨，完全否定了理想主义者在战后创造的小镇生活的意义。这意味着，当水晶坚持用“人类的使命”赋予出走以意义之时，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一旦认清了双重的绝境，对某一类进化方向/生存方式的信仰变得不再可能，那么如何确认使一个社会在此之后得以成立的善和正义的准则？在此过程中，人们趋向于善、坚守正义的动力，从哪里来？毕竟，只有在一定的准则之下，人类的使命方能获得明确的内容。而当准则模糊不清时，个人也就很难再以人类之名，解释自己的言行。显然，这是内置在被锁死的未来中的善与正义的危机。如何想象性地处理这一危机，构成了之后的科幻想象必须面对的难题。 就此而言，陈茜在《量产超人》中的尝试，显得别有意味。故事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在一档扮演超人的真人秀节目中，因解救人质而牺牲。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叙述者对这一“自我牺牲”的解释：“一号表面上是个最平淡不过的普通人，但他的确在寻求帮助。也许是想找些生活的意义或诸如此类该死的东西。”［16］显然，和水晶以“人类的使命”坦然肯定自己的选择不同，当叙述者将自我牺牲理解为平凡人为生活寻求意义的私人欲望时，小说呈现的是当代中国人试图重新确立善与正义时的精神历程。在市场文明的淘洗之下，“自私的个人”成为一切思考的起点。然而，越是浸润其中，人们也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被私欲充斥和组织起来的个人生活和社会，不仅索然无味，而且不可能长期维持。于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体出发，寻找更大的安身立命的意义，成为重启善和正义的必由之路。牺牲自己拯救别人，必须按此路径展开解释，方才真实可信。个人的欲望、爱情、亲情或友情，乃至自我意义的实现，也由此成为想象过程中不得不借助的杠杆。必须经由它们的撬动，善和正义才能在想象性的世界中迂回地确立起来。 然而，一个令人窘迫的事实是，人们虽充分意识到了市场文明的弊端，想要重新确立超越于此的善和正义，但其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又已被实际生活中的“市场文明”彻底改写，很难在此之外找到德性的立足之处。 把这一窘境表现得更加直白的，当属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小说描写了一座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的“新离忧城”。人们所有的生活内容，是发明自己的游戏或参加别人的游戏；玩得越开心越投入，城市拥有者获得的利润就越高。其中，一款名为“宽恕时间”的游戏最受欢迎，因为人们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捉弄人而不受惩罚。慢慢地，城市拥有者发现，这个游戏的利润下降了。原来“宽恕时间”里出现了“好人小组”：好人们不请自来，帮助那些不幸踏入“宽恕时间”被捉弄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倒霉蛋。如此一来，捉弄人没有原来那么方便有趣了，人们纷纷退出游戏。城市拥有者为此焦虑，想要搞清楚“好人小组”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却发现好人们“既不是游客，也不是游戏玩家，是由系统随机产生的，是由你——超级计算机所控制并生产的”［17］。原来，在这座由市场彻底控制的城市中，善和正义并不来自人类社会，而是计算程序根据善恶力量的对比自动调节的结果。  晓航《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至此，哪怕是在想象性的世界中，人们都找不到在私欲和利益之外，将善和正义大大方方、直言不讳表述出来的力量。将计算机系统设定为与市场文明相抗衡的终极力量，反而成为想象性的解决之道。这恐怕是到目前为止，对未来的想象中，最为犬儒和无助的时刻。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残酷的乐观主义［18］？在此种残酷的乐观中，人放弃了对自身的要求，放弃了将个体和未来关联起来的愿望，悄然退守到彻底旁观的位置之上。 余论 希望的模样 在上述分析之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面对被锁死的未来，在打破生活内容的限定、重构个人与未来的关系这两个层面上，由《高塔下的小镇》所开启的解锁路径，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在此过程中，这一路径的科幻书写如何设定希望？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社会所拥有的想象力的一种表征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评价由此呈现出来的当前中国社会想象能力的优劣？ 可以说，由《高塔下的小镇》揭示的生活意义的双重失落开始，这一路径的当代中国科幻通过质疑和改写进化的含义，在两个方向上探索了不同面目的未来，由此获取对意义和希望的新理解。 一种方向是将野蛮的进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刻画由此而来的对于不进化的强烈欲望。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想象聚焦于野蛮进化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终结之上。这一方向的探索最终指向的，并非对理性的崇拜、对进化的确认，而恰恰是它的反面。野蛮的进化演变为野蛮的垄断。在此过程中，非理性、偶然性和未来的不可知性得到了高度的肯定，进化和意义、文明、希望之间的关系则被彻底否定。 另一种方向的探索，则偏好于低技术重构社会的能力。在这里，低技术指的是彻底退出市场文明、拒绝以竞争性逻辑来构思自身的技术。主动选择的低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尺度，提供不同类型的进化方向和生活意义。沿着这一方向行进的想象，不在于提出新颖的技术，甚至于它们所想象的技术不仅不新，反而可能刻意老旧；置身于市场文明之外，通过追问或颠覆判定技术的“低”与“高”的既有标准，给出重组世界的不同逻辑，形成对文明的新见解。最终，低技术的世界反衬出既有的现代标准和竞争欲望的巨大局限，以及由此被牢牢限定的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然而，无论哪一种方向上的探索，在否定由市场文明所规定的未来，改写进化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发展出个人与未来的新关系，都缺乏进一步探究的雄心。尽管人们急需拒绝野蛮垄断的市场文明，重新确立善和正义，但当想象总是在相对安全和保守的主体感受中发生时，想象中的主体实际上退守为对未来的袖手旁观。 至此，如果说，这一路径的当代中国科幻书写，展现出了整个中国社会经由改革开放实际获得的探索希望、设想未来的能力的话，那么，对野蛮世界的推演和对低技术社会的构想便是其优势所在。这一优势，由中国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位置而来：作为落后的国家被动加入，以及中国人因这一被动付出的代价和持续感受。显然，被动卷入现代这一历史现实决定了，中国人的想象世界，既势必包含对作为标准的市场文明的反对，对由此而来的进化与理性的嘲讽，又不得不接受中国已经踏入现代这一事实，郑重对待在此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对其进行整理和消化。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着自己的善与正义的想象性世界，方有可能出现。也只有这样的想象性世界，才有力量去撼动和冲击近乎僵死的现实。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同样因为这一特殊的位置——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第一要务，对个人和未来之间新关系的想象，成为当前想象力中最为薄弱、也最难突破的环节。围绕经济展开的社会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掏空了善与正义的基础。它和由消费主义而来的个人主义，构成了这一薄弱环节的现实基础，限制了对市场文明的批评和低技术社会的构想可能展开的维度，使它们无法走得更深远也更宽广一些。而一旦失去了畅想个人与未来之间关系的能力，一个相对独立的想象性世界势必难产。 好在文学所能提供的，并非行动指南。因为“文学所能够做到的，是确定找到出路的最佳态度”［19］。这份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侦查报告，所欲提供的是一幅人们正在如何想象未来的态度和能力的局部地图。其中，哪些部分已被反复勘探，哪些部分刚刚开始探索，又有哪些部分模糊不清，处于蛮荒的边疆，急需重视与开拓？特别是，当人们痛感希望稀缺之时，如何在想象性的世界里，勘探希望的孕育与存储，标明有待努力之处，也就成了端正态度、看清迷局的必要步骤。 注释 ［1］陈楸帆：《为什么是科幻，而不是言情、武侠，能消解我们的焦虑？》，https://new.qq.com/omn/20191010/20191010 A0PJTP00.html，2020年4月30日。 ［2］［3］［4］［5］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寂寞的伏兵》，夏笳编，第145—146页，第152—153页，第129页，第147—148页，三联书店2017年版。 ［6］参见王晋康《转生的巨人》，《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 科幻卷》，严锋、宋明炜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7］参见刘慈欣《赡养人类》，《蝴蝶》，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 ［8］参见龙一《地球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9］“至于对市场经济的描写，在那时的科幻作品里几乎连萌芽都没有。因为直到这次高潮结束的1983年，市场经济在中国还只是‘投机倒把’。”详见郑军《“文化大革命”后至1984年科幻小说创作综述（1976—1984）》，《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第2册，姚义贤、王卫英主编，第339页，科学普及出版社2017年版。 ［10］刘慈欣：《天使时代》，《蝴蝶》，第28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当然，低技术也有被恶劣地运用的一面，比如在“911”以及此后一系列恐怖袭击。这让刘慈欣在这里所构想的低技术，无论其缘由还是使用，都变得格外有意味。 ［11］拉图尔指出，想要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就应该让生态圈等非人类的集体和人类一起坐到议事桌前。参见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然而，究竟如何让人类拥有对于非人类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意识？显然，刘慈欣笔下的非人和由意识联网后人工智能所想象的非人，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12］参见刘慈欣《微纪元》，《时间移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3］韩松：《再生砖》，《再生砖》，第3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4］参见张冉《起风之城》，《炸弹女孩》，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值得说明的是，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反抗，同样是由低技术（手工制作的机器人）完成的。 ［15］翼走：《追逐太阳的男人》，《追逐太阳的男人》，第45页，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 ［16］陈茜：《量产超人》，《2012年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星河、王逢振选编，第174页，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 ［17］晓航：《游戏是不能忘记的》，第30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8］参见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卡尔维诺：《挑战迷宫》，《文学机器》，魏怡译，第151页，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第98-1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