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为进一步认识中医药和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医学史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和精神动力。李经纬主编的《中医大辞典》认为，“中国医学史的任务是运用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医学的实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医学成就的内容，揭示医学状况和医学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敬天林：我认为这是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的举措，必将对中医和中国医学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的中外医学交流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发挥中医药科学的优势，更好地发挥交流互鉴对中医药事业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交流;敬天林;研究;文化;中华文明;创新;中医药科学;中医药学;时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央党校等多个场合就文明、文化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形成了系统、深刻、内涵丰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指导意义的文明观、文化观。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弘扬中华文明、文化的优良传统，实现文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为进一步认识中医药和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医学史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和精神动力。围绕中国医学史的历史和当代价值，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学院荣誉教授敬天林。 “超越时空”是中国医学史的基本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医药学的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国医学史的流变以及当前的研究状况？ 敬天林：中国医学史研究认为，甲骨文最早记载了中医学的内容。李良松、郭洪涛的《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指出，经过王懿荣、郭沫若、胡厚宣等文字专家的潜心研究，形成了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温少锋与袁庭栋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中的医学部分和李良松的《甲骨文化与中医学》等著作，较为系统地揭示了原始医政通析、临床各科探要、各科医案和七种医学之最，即最早的传染病发病记载、疾病隔离、外科手术、按摩疗法、艾灸疗法记载和最早的龋齿、生育记载等。金文记载的中医学内容，涵盖了疾病、医药、生理、卫生和饮食多个方面，内涵深刻，寓意精专，是中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十三经等诸子百家经典中，中医药学的记载和阐述就更多了。 较为系统的医事记载始见于汉代的《淮南子》和《史记》；最早的名医传记——甘伯宗的《历代名医列传》产生在唐朝；首次提出医史概念则是明代李濂的《医史》；到清代，方才有了医史史论作品，如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出现。正如李经纬所言：“事实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荡漾着医史研究的浪花”。 中医药在中国近代社会的遭遇中，几次经历了“废医”和“护医”的斗争。中医药科学，作为中华民族对人类生命科学的伟大贡献，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民族命运、中华文明的命运密切联系。中国医学史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今天，中国医学史研究进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各种中国医学通史专著、教材广泛发行，运用于教学；以《中华医史杂志》为代表的医史、医学刊物，不断发表医史研究的新成果，纵古论今，涵盖医学起源、医史分期、医事制度、疾病史、交流史、教育史、民族医学史、医学人物、中医典籍、医史著作等。特别是李经纬、张志斌主编的《中医学思想史》，马伯英所著的《中国医学文化史》，钱超尘对《内经》、《伤寒》等医籍经典的考证和主持汇编的《内经》以及古代名医的研究集成，还有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等，考证缜密，论述深刻，达到了很高水平。 与此同时，医史学分会在中华医学会领导下，团结了中医史界的大批专家学者，面向实际，履行职责，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中医史学术研究、研讨、交流活动，为中医史学的繁荣发展，为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类四大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传承至今，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品格。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作为一门科学，中医药学具有怎样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性？ 敬天林：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中医药学的传承，具有特殊的地位。毛泽东主席把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首先归功于中医”。袁行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从古代科学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医药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其生命力和持久价值已经得到两千余年的实践检验，同时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中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医药学“超越时空”的特征所在。 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医药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超越时空”的特征。李经纬主编的《中医大辞典》认为，“中国医学史的任务是运用辨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医学的实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医学成就的内容，揭示医学状况和医学发展的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对医学发展的影响”。这说明，中国医学史“超越时空”的特征，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和任务决定的。 “跨越国度”是中国医学史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中医在这方面有哪些体现？ 敬天林：在诸多中医史著作、特别是中外医学交流史著作中，各位专家经过缜密考证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如丝绸之路中留下了大量中外医药交流的痕迹。从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武威出土的《治百病方》，到古代阿拉伯医学典籍阿维森纳的《医典》、唐代李珣的专著《海药本草》，再到钱超尘主编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等，都与丝绸之路有关。陈存仁《被误读的远行：郑和下西洋与马哥孛罗来华考》，生动记述了郑和下西洋的医学交流，他不但为所到之处带去了中医和中医药，也带回了诸如樟脑、犀牛角、丁香等药材。回国后，他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当时，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完善、充实《本草纲目》。 中外医学交流源于对人类生命的重视，主要集中在食物、药物互通有无，医学知识交流互鉴和医药文化交流互鉴三个方面。如，从西域最早引进的食盐，是饮食中的“百味之首”；先后引进的葡萄、苜蓿、胡麻、胡桃、胡瓜、大蒜等，赠与和输出的“牡、桂、干姜等著物”，至今仍是东西方生活的日常食品。唐代李珣的《海药本草》，专门介绍了外来的124种药物。阿维森纳《医典》中记述的48种脉法，35种与西晋医家王叔和的《脉经》相似，有的研究明确认为是采自王氏《脉经》，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明述出自中国医学。同时，印度医学的五明学说和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也对中医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与日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医学交流，历史悠久、交往频繁、关系更为密切，双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更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学在中外医学交流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学术成就？ 敬天林：一是在中国医学史通史专著、教材中，全面介绍、系统阐述了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二是内容翔实、思想深刻的《中外医学交流史》，以及在综合史、专题史著作中的中外医学交流专卷等专著不断出现。三是多种中医学和医学刊物，普遍开设了常态化的中外医学交流栏目，发表、刊登了多样化的中外医学交流成果。四是以我国作者、译者为主，撰写和翻译了《蒙古医学史》、《医学史》等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地区医学发展及中医药交流情况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中外医学交流，是与人类的交往史、与人类文明的交流史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中国医学史“跨越国界”的文化精神，是中外医学交流的内在品质和客观实践决定的，对中外医学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伯英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引用的《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说明了一个道理，即维护健康、寻求不死之药是与人类社会的出现与生俱来的；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医药学，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所具有的跨越时空、跨越国度、跨越文化的本质特征，是蕴含在中医药学原始状态之中的。李经纬在《中外医学交流史》中详细介绍了从古至今中医药学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交流情况，并特别指出：“（自我间的交流和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加任何条件的。这些交流在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的长河中，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伯英用“漩涡效应”、“钥匙效应”和“放大机制”来说明中外医学交流对于国外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并列举了魏晋隋唐时期中印医学的交流，清末民初中西汇通派的形成，和炼丹术之与化学时代、人痘术之与免疫学时代等事例予以说明。而上世纪70—90年代，先后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情况：一是1977年，美国医生恩格尔提出应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二是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修改并提出了新的健康定义，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精神和交往处于完美状态。三是90年代，苏格兰医生提出了“循证医学”，而且把中国医学列为治病讲证据的主要根据之一。这明显是中外医学交流带来的向中国医学的靠近和认同，也是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健康事业不断进步的有力佐证。 “永恒魅力”是中国医学史的内在品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医在世界医学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医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出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您如何看待中医的独特品质？ 敬天林：我认为中华文明具有“永恒魅力”的本质特征，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的内在品质。中国医学史鲜明的史学特征使这种内在品质更加深刻、更加厚重。 在中国医学史上，一个不变的主题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被称为“中医理论之渊薮”、“医家临证之‘兵书’”、“世界医学之宝典”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药科学体系以人的生命、寿命和健康为主题的基础。在《素问》和《灵枢》中，黄帝和岐伯等臣子讨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从人的生命出发；其中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等问题，都是围绕寿命和健康展开并深入的。“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直是中医药科学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强调了人生命的重要性，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中国医学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一种思想方法。即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器官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认为四时气候、地土方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发病以及人体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也重视人体和外界环境的统一性。辨证论治又称辨证施治，是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的过程，为中医学术的基本特点。即通过四诊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对患者表现的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辨别为何种证候，称辨证；在辨证基础上，拟定出治疗措施，称论治。 这两个特征，鲜明地体现了中医药科学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辨证方法，鲜明地体现了中医药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医学史围绕中医药学这两个特点的研究体现在各类成果之中， 生动体现着中国医学史的“永恒魅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中国医药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是如何保持这种“永恒魅力”的？换句话说，中国医药学有着怎样的理论品格？ 敬天林：我认为中国医药学至少有三个理论品格，即悠久鲜活的实践品格，绵延不断的传承品格，贯通应时的创新品格。 实践品格体现在：中医药产生于人的社会实践，为实践服务并接受实践检验，在服务和接受检验中充满生机，不断发展。它的诊断、治疗都寻求客观存在的事实、病因及方法；在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中，也强调“读经典、重临床”。 传承品格表现在：一是医家和专业人才传承，古今大量中医药大家和各类优秀人才，用独特的精神、品德、业绩和在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中所作的贡献，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二是博大精深的文献传承，重视中医药典籍的保存，形成庞大的中医药文献体系。三是不断完善的传承机制，主要是宫廷医政制度；民间医生行医、师徒传承制度；司法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还有中医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生产相结合的口口相传等。 创新品格有两个特征：一是贯通，即从原创起，不封闭，不僵化，一以贯之；二是应时，即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社会需求，充实提高、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原创的深刻内涵、历史的生动实践和现实的创新创造等方面。 “时代精神”是中国医学史的必然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医学博大精深，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在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您认为中国医学史肩负着什么样的时代使命？ 敬天林：由于中国医学史特有的学科性质，在经历的每一个时代，都体现了当时应有的时代精神。借用习总书记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来说，中国医学史的时代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其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其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 一是存史析理，记录时代。继上世纪20年代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之后，我们的主要医学史研究成果，大多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它们立足时代，既关注国内的“赤脚医生”、中医教育、医疗体系建设，也关注中医药在国外的传播和发展。对这些情况的关注和研究，既是时代的记录，也是时代的需要。 二是挖掘阐发，服务时代。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已对中医药科学的挖掘阐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我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在中医史学、中医文献、基础理论、临床实践和各分支的理论与实践中，对于很多重要问题的挖掘和阐发，将成为服务时代的前提和基础。 三是开拓创新，紧跟时代。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钱超尘教授医史文献传承弟子拜师礼；医史学分会创建医史研究网络平台，组织网络信息群和各类讲座，积极开展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中医科学院，各中医院校、医学院校和相关组织分别创新形式开展活动，都是适应时代需要所呈现的新局面、好形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国家将大力发展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建设将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就此来看，您认为未来的中医和中国医学史研究与发展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要做？ 敬天林：我认为这是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的举措，必将对中医和中国医学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有一些基础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作要做好：一是明确中医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医药事业与中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如何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中医药学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二是深入研究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的奇迹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是探讨中医药功能与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医药科学具有“治国”、“治人”、“治病”的三重功能，而当代核心价值观提出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要求。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四是搞清中医药学的先进性问题。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多种现代科学理论中发现，很多思想与中医药理论中的世界观、生命观、健康观、方法论相通相证。由此可以对中医药的先进性进行新的解读。五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传承和创新问题。中医药交流互鉴的内容在医药、医术，灵魂在文化，核心在医道，目的在疗效。中医文献和中医基础理论在现有基础上的深入研究、丰富、创新和说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六是关注天、地、人在今天的新变化、新情况对中医药学提出的新问题。今天，时空概念、环境质量、衣食住行、心理状态、疾病类型等，都有各不相同的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将关系到中医的发展和未来。七是中医药的现代化问题。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层出不穷，如何适应新形势、运用新科技，扩大视野、提高效率、增强影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八是中医药事业的机制创新和历史知识产权、当代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中医学形成的医、药、人才、考核、投入、管理等各不相同的运行机制如何在新时代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民族尊严的历史知识产权保护和面对繁华市场的当代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九是中医药的当代交流问题。今天的中外医学交流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发挥中医药科学的优势，更好地发挥交流互鉴对中医药事业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是中医药的大家保护和人才培养问题。我们正在营造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良好氛围，面对大好形势，如何创新、完善，形成爱护、激励、发挥大家、专家中坚和骨干作用的良好机制，如何造就和培养中医药和中医史学的大批有用之才，将直接决定中医药发展的未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俞武松 焦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