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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晋康 刘慈欣 《三体》 命运共同体 摘 要 科技之于人类共同体的影响既是当前的重要现实，也是中国当代科幻想象的重要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共同体时常是不动声色的主角，体现出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这批科幻小说对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恶意和善意两种矛盾的想象模式；而文明间恶意关系的认知又与既有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了矛盾，即“黑暗森林”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矛盾。在善与恶两个端点之间，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还对科技介入人类共同体之后的复杂状态铺开多角度的想象。这些小说叙事在呈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走向的关注和忧虑之时，也期盼着更有生命力的批判性想象。 “从根本上看，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科幻小说的想象之花无论如何芬芳馥郁，终究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詹姆逊用以考察科幻小说的“未来考古学”，其方法论核心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2]，历史和未来以当下为中轴折叠起来。未来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星辰大海，还是必将趋于某种特定的状态，科幻小说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探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形态，大众对“现代性”“地球村”“全球化”等名词早已耳熟能详，人类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个生动的注脚。科技将把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带往何方？处于全球化发展与变化进程中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其想象已经在追问：如何理解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存在？如何想象走出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科技是导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3]的理想社会建设，还是最终激化人类之间或人类与其他文明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交流合作或不可共存是否构成人类共同体未来前景的两极？科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和现实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如何保持科幻小说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一 问题总是从历史溯源开始。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萌芽之时，已经拥有强烈且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晚清之际，家国有累卵之危，仁人志士忧心如焚，小说正是时代的镜像。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使复活的贾宝玉亲眼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侵略者的蛮横，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让“潜水雷”“绿气炮”“气球队”等新式武器帮助中国大败西方列强，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则令中国人征服欧洲、占领月球和木星。这批晚清科幻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示中西、新旧间的冲突和复兴中国的渴望，无暇构想人类联合为共同体的场景。家国危机是此刻的主角，病毒、地震和外星屠夫还在等候出场。1939年顾均正的《和平之梦》，将对峙双方置换为美国和影射日本的“极东国”；1942年许地山的《铁鱼底鳃》描写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在战火中研制新型潜艇，却报国无门、为救潜艇资料而落水身亡。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幻小说，其共同体意识不是想象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方式或危机，而是希冀国人团结救亡。在今天，“共同体”已成为包含地理区域、地域性社会组织、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等特征的复杂概念，它通常被描述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域性类型，以村庄、邻里、社区、城市等地域性社会组织为代表；二是关系性类型，如种族、宗教团体、社团等社会关系与共同情感[4]。从《新石头记》到《铁鱼底鳃》，这批科幻小说叙事的重心，显然不在描绘社会学意义上的地域性或关系性共同体的生成。它们所体现出的对共同体的理解，更多是凸显小说叙事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努力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情感联盟，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共鸣。有研究者指出：“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5]鲍曼则将判断共同体的标准压缩到了共识的形成上，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精神统合体。要没有这种特性，根本就不算共同体。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会假定，首要的支撑就是共识，至少是达成共识的意愿和潜力”[6]。就此意义而言，这批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留下了沾着愤懑和屈辱写就的“我们”。 新中国的成立，将中国科幻小说带进了新纪元。借用胡风著名的长诗的标题来形容，“时间开始了”[7]。科幻小说中那个努力将作者和读者融成一个“我们”的叙事立场还在，但主色调已非屈辱和忧虑。1949—1966年，科幻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轻快而富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涵盖航天、生物技术、交通、气象操控、电脑、农业、海洋科学、低温人体科学、医学等多个科学领域”[8]。普及科学技术、实现美好生活、建设独立富强的国家，新的科幻小说叙事基调在形成，而批判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新基调的另一条主线。童恩正在1960年出版的《古峡迷雾》中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宣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欺凌。1963年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描绘了深海中日本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和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在1978年后科幻小说的短暂复兴中仍携手同行。叶永烈于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洋溢着奋发昂扬、自信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的“未来市”就是“未来世”。与此同时，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王晓达《波》（1979）、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延续的则是《古峡迷雾》和《黑龙号失踪》的主题。这批小说保持着鲜明的政治认同，“我们”是欣欣向荣的新生政权的主人翁、人民政权的保卫者或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者，从而加入了与时代政治氛围相契合的共同体意识生产。 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小说进入了新的文化语境。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互联网技术日益深入社会生活，市场经济开始重构文学场域。历史的转折必然投射到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摆脱了科普论、社会现实论，企图寻求科幻文学本身的独立存在价值，向科幻本体回归。”[9]科幻小说的共同体观念不再天然地依附时代思潮，而共同体已从滕尼斯、涂尔干、韦伯、雷德菲尔德、鲍曼等人的描述中继续发展，成为包含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新元素，具有多种功能的功能性共同体，没有一个能够确切涵盖它各方面特征的统一界定[10]。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日趋复杂，出现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是全球碎片化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境况也愈加明晰。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形成、如何运作，这些问题在加入科学技术的变量后更加令人着迷，充满问题感的共同体想象正徐徐展开。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共同体想象发生的新变，根源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使人类大规模交往成为可能，吉登斯用“脱域”一词说明，社会关系能从地方场景中跳出并实现跨时空重组[11]，这使得“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共同体生产变得极为活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生活便捷的同时，可能进一步造成环境风险、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等问题的加剧。科技发展本身带来的负面效果，正被现实所证明，这不是哪个超级国家或超级英雄所能单方面解决的。想象人类文明危机及其克服方式，是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叙事重要的起锚点。 黑暗时刻总是出其不意地降临，这是科幻想象的特权和特长。外星智慧随时可以进攻地球并消灭人类，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个时刻悄无声息地跨过意识自主的奇点，高致死性传染病或许毫无征兆地大规模扩散。于是，政府官员、银行高管、技术专家、超市销售、市井闲杂的身份差异不再重要，烈性病毒、眼放绿光的机器人和狞笑的外星人不考虑哪个地球人的银行卡里数额更大。大多数危机的爆发不以人类意愿为准绳，在灾难面前，形成有效的共同体无疑是人类增强抵抗能力的最佳途径。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人类将被地外文明彻底消灭的背景中展开叙事，面对技术实力远超自己的外星文明，人类在漫长的自卫战中组成了不同形态的共同体，小说实际上可以看作针对外星入侵的一种社会形态反应。人工智能突变的隐患也是科幻想象的常见主题，从机械地接受指令到形成自主意识，人工智能不断挑战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王晋康的《生命之歌》、阿缺的《与机器人同居》、江波的《哪吒》、鲍浩然的《孤岛》等都涉及人与人工智能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可能。烈性传染病打散后的社会运行在王晋康的《十字》、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燕垒生的《瘟疫》中都得到模拟，这些小说多依靠人物个体的活动描述社会性的“战疫”，但人物身上又往往集中了个性选择与群体倾向的辩证关系，此时“不深究个人，就没有共同体的深度”[12]。更进一步说，共同体是许多科幻小说中不动声色的主角。  王晋康《生命之歌》 若以《三体》为例，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罗辑、叶文洁、章北海、程心、云天明以及维德等人物，或是“黑暗森林”“猜疑链”“宇宙社会学”等理论想象，而不会对小说中的ETO（地球三体组织）、PDC（行星防御理事会）、舰队联席会议、地球国际、舰队国际、PIA（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未来史学派等各式人类共同体组织留下太深印象。《三体》的忠实拥趸所制作的网络动漫短篇《我的三体》系列的前三部，可视为《叶文洁传》《罗辑传》和《章北海传》[13]，但没有也不大可能出现《ETO传》《PDC传》或《PIA传》。罗辑、章北海、叶文洁等人物比PDC等共同体组织拥有更为广阔的情感和性格表现空间，但根本上，主人公们的光彩夺目却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各种人类共同体组织的塑形。在人类社会灭亡的阴影下，这些官方或非官方的共同体以成员内心的价值共识为基础，依靠团体的凝聚力，从各方面影响并完成了人物。是谁将罗辑从玩世不恭、把专业等同于混饭吃的平庸学者塑造成了挽救人类命运的英雄？如果英雄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爱心与责任感，那么又是谁激发或唤醒了真正的罗辑？是PDC，主导面壁计划、满足罗辑所有的现实愿望、让庄颜去末日等待以彻底激发罗辑潜力的PDC。PDC是什么？一群面目模糊但目标一致的人组成的共同体组织。相同的逻辑也体现在章北海身上。章北海以其坚定却深藏的人类必败信念，提出并参加首批“增援未来计划”、锁定逃离地球的实施方案、暗杀可能阻碍其目标实现的重要专家、劫持“自然选择”号星舰逃离太阳系、成立星舰地球以保存人类文明的火种，这一系列行为使章北海成为星舰地球共同体的精神领袖，但这并不能作为共同体塑造章北海的反例。章北海所有的行为，都是“未来史学派”理念的实践。他的自述很清晰：“我不需要思想钢印，我是自己信念的主人。这种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不是来自我一个人的智慧。早在三体危机出现之初，父亲和我就开始认真思考这场战争最基本的问题。渐渐地，父亲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他们包括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他们称自己为未来史学派……他们所预言的今天的强盛时代，几乎与现实别无二致，最后，他们也预言了末日之战中人类的彻底失败和灭绝。”[14]章北海就是“未来史学派”这个思想共同体集中意志的体现。第三个例子是叶文洁。这位ETO的精神领袖，同样受制于ETO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即便是作为ETO的最高统帅，她始终要保持与这个共同体的对话而非简单地发号施令。而叶文洁之所以成为ETO的领导，又来源于她按下向太空发射地球信息的举动——一次长期遭受迫害后的爆发，因此真正将地球抛入危险境地的，是那群在特殊年代中习惯将他人置于死地的人，一个隐性、松散却又能量巨大的观念共同体。如果还需要第四个例子的话，那就是在PIA计划下被缩成一个大脑的另一位人类英雄云天明。涉及共同体因素的科幻想象，自然涉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包括《三体》在内的90年代以来的共同体科幻想象，都遵循这条铁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人格个体”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主体，“人格个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16]，二者形成辩证统一。 三 共同体是时常隐匿于主人公身影中的主角，这较容易为读者忽略。文明共同体之间如何相处，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想象的焦点。包含《三体》在内的众多文本参与了这一主题的想象。尤其是在地球文明走向宇宙的未来前景中，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升级版”，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宇宙命运共同体是否有可能实现？王晋康《与吾同在》、韩松《医院》三部曲、刘慈欣《吞食者》、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黑暗的终结》《我的高考》和《安琪的行星》、何夕《浮生》、江波《星落》、张冉《大饥之年》和《太阳坠落之时》、分形橙子《赞神的宫殿》、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王侃瑜《云雾》、索何夫《出巴别记》、超侠《利维坦之殇》等各有自己的理解。尽管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延长，但这批小说对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的想象，集中表现为对文明间关系或恶意或善意的认知模式。在这种简化关系的想象中，可以看出小说叙事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的不同理解。  王晋康《与吾同在》 零和！广袤的宇宙是最好的战场，从小说到电影再到游戏，星际战争的主题早已对受众的接受心理形成饱和轰炸。在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想象里，将宇宙间文明的恶意冲突推到极致的，首选《三体》。“黑暗森林”，这个建立在小说“宇宙社会学”理论想象之上的概念，以比喻的方式勾勒出未来人类所面对的险恶的宇宙文明环境：宇宙就像暗无天日的森林，任何先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将遭到不知来源的、干净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歌者文明以二向箔随手抹去整个太阳系就是如此。“黑暗森林”逻辑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想象，人类和其他宇宙文明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所有文明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宇宙文明圈后，最重要的就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人类文明开始了战战兢兢的时代，“黑暗森林理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那个篝火余烬旁的孩子，由外向乐观变得孤僻自闭了”[17]。只有光墓——彻底将自己封锁起来的技术，或许能向其他文明表明自己绝无外侵的雄心。 《三体》的“黑暗森林”模型拥有许多同行拥趸。索何夫的《出巴别记》将零和状态归因于本能：“作为一种天生的掠食者，人类的基因中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无法抑制的竞争本能……这个种族与另一个文明——无论这个文明与他们有多么的不同——和平共处的概率近乎为零……人类在这个宇宙中最为惧怕的不是天灾，不是疾病，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同类，而是那些身为‘非我族类’却像他们一样能够思考的存在。”[18]“非我族类”更像是“黑暗森林”理论的简略版。相比之下，宝树《安琪的行星》就迂回得多。小说有件动人的爱情叙事的外衣：大勇为安琪在宇宙中购买了一颗行星“ΣX-6470-2”，并将其命名为“安琪之星”，以虚拟技术再造的“安琪之星”景观打动了被他人抛弃的安琪。到他们的24代后裔勇哲凭借空间拟合技术登上这个行星时，勇哲为向长尾巴的外星姑娘夏丽示爱，不顾“安琪之星”上存在与地球高度相似的文明，而要按照先祖的美好想象来重塑“安琪之星”。“安琪之星”人将为此承受的灭顶之灾在勇哲眼里不值一提：“这些徒劳的生物，他们全然不知，自己和整颗行星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上面的原生态系统……那只是一些顺带被清除的杂质而已。”[19]《安琪的行星》的特别之处是呈现了一种以爱为名的杀戮，宇宙间高阶生命对低阶生命的傲慢和冷漠，被“美”和“爱”这种炫目的辞藻所包裹，犹如钻石的璀璨可能遮掩了矿工的血汗。作为文明共同体间零和关系的补充，宝树的《时间之墟》还设计了一个每隔20小时左右就重启一次的时空场，人类间因此爆发无休止的相互残杀，直至再也无法想象出新的摧残生命的方式为止。人与人难以结成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体，恰如文明间遵循零和逻辑一般。张冉的《大饥之年》似乎想给零和关系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致命真菌孢子的释放者安德鲁·拉尔森曾给自我立约：从下飞机的一刻起，若第一个对话的人怀有善意就停止释放真菌。个体对共同体是否能达成的信念，直接影响到共同体的生成。结果这场带有偶然因素的试验又必然地失败了，小说同时暗示，人类和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零和的。 是否存在非零和的可能？另一批小说倾向于乐观地看待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宇宙如此浩瀚，生命又总有时限，没有必要整日你死我活。分形橙子的《赞神的宫殿》正面否定“黑暗森林”，勾勒出类似人类文明导师的外星智慧形象。小说里的拉玛文明，虽然染有阿瑟·克拉克《与罗摩相会》中罗摩形象的印记，但比冷酷的罗摩文明热情多了。它们至少将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赐给人类自救的机会。原因何在？“至少就‘拉玛’的所作所为来看，宇宙的真实图景并不是黑暗森林那么简单……文明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文明，而是险恶的宇宙环境，严酷的低温、真空、星体撞击、一个超新星的爆发就足以摧毁一个文明，还有我们尚不了解的其他宇宙灾变……宇宙本身就是生命和文明最大的敌人。只有建立更广泛的合作，才能帮助文明更好地生存下去……合作很可能是唯一对抗宇宙的模式。”[20]江波《星落》中的布丁人更是受惠文明眼里善良的神，不仅无意控制或消灭弱小文明，还提供无智慧的星球以保存文明。“文明聚散，是星星间的常事，你无须为此担心。”[21]布丁文明施惠于人而不求回报，这份洒脱令人神往。善举多与爱心相随，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希望在“爱”的基础上构建“云网络”形态的宇宙文明共同体，“不同生命体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亘古以来都是宇宙间微妙而永恒的主题……对于所有发现云网络的智慧文明，云网络都欢迎其加入”。小说承认攻击和争斗总会出现，“一些心怀鬼胎的种族在成功驳入云网后暴露出贪婪的本性，不断侵扰别的种族，疯狂掠夺别族的计算资源，让云网充斥着艰险与争斗”，然而“云网中所有文明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提升之路，生命不应只是趋利避害的计算程序”，“云网络”有干涉文明间冲突的能力，但“是否懂得‘爱’仍是我们评判一个文明高低的首要标准”[22]。如果文明要自我提升，就不可能总甘于蜷缩在“黑暗森林”之中。 四 矛盾如巨鲸般浮出海面，它不仅存在于科幻小说的想象之中，还存在于文本想象和理论阐释之间。文明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确比充满善意的互助能演绎出更繁复的波折，然而文学上的精彩没有资格宣告想象的正确，恰如真善美可能有交集但无法彼此替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就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的可能给出了两种不可共存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同体文学想象又与共同体理论推演产生了矛盾。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习近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指向的是与“黑暗森林”迥异的、充满生机与光明的人类未来。 马克思将共同体理解为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共同体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伴随着人类发展而变化。只要人的社会属性不变，人类就总会体现为某种共同体状态。马克思在人的状态由“未异化的局部发展的依赖关系”到“异化的普遍发展的依赖关系”，再到“剥去异化且全面社会化了的依赖关系”的三阶段上，对应性地将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归结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阶段[23]。“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克服资本主义抽象而虚幻的共同体，意味着将人和人的关系从市场竞争的你死我活状态中解救出来。《共产党宣言》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人终将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体，而不是陷入猜疑、争斗、杀戮的循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揭示。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5]，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1世纪的新发展，提供了有别于从滕尼斯到鲍曼等人的共同体理解。“黑暗森林”式场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观照下，逐渐暴露出自身想象的裂缝。 “黑暗森林打击都有两个相同的特点：一、随意的；二、经济的。”[26]在《三体》的“茶道谈话”中，掌握宇宙智慧文明许多秘密的智子，曾如此总结高阶文明的攻击方式。可这两个特点有明显的矛盾：彻底的“随意”是不考虑“经济”的。智子强调“所谓经济的，是指只进行最低成本的打击，用微小低廉的发射物诱发目标星系中的毁灭能量”[27]，在本质上，“黑暗森林”打击是“经济”限定下的“随意”。经济意味着什么？一般意义上，经济被理解为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包含对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8]，“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29]。没有脱离人际交互活动的经济，交流即是选择。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经济学做出一个著名的限定：“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30]“黑暗森林”打击的存在本身、尤其是它对“只进行最低成本的打击”的本质性强调，已经确证了这种打击必然要遵循特定的经济规律，从而是某种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价值选择。这与人类的战争经验并无二致。“人类战争的发端都是经济原因，打仗的根本目的都是要争夺人口、财产和土地资源的控制。不论军事斗争的手段怎样千变万化，这个根本原因却是从古至今始终如一。”[31]宇宙间的文明共同体，在根本上仍要遵循人类间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规律。距离的超远可以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得到克服，《三体》已经表明，现有科学认为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也可能被文明所改造。另外，宇宙虽大但物质总量仍有限度，这与地球资源整体上的有限性也是一致的。将“黑暗森林”打击推演到底的后果就是宇宙不断降维，无可挽回地滑向文明的同归于尽，更何况“低维的资源对高维没有用”[32]。那么，频繁发起打击，对与低阶文明同处一个宇宙的高阶智慧而言，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文明发起的攻击，总会受到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那些因素的限制。交流、协商、合作，比猜疑、争斗、毁灭更赢得人心，这是人类文明演化所昭示的道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论断众所皆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3]沿着这条路径，赖特在《非零年代》中提出，人类历史发展总体朝向“非零和”规则上的日趋复杂的变化：“新科技产生，引发或容许新的、较丰富的非零和互动，接着（基于人性中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结构跟着演进，实践这项丰富的新潜能，将非零和互动转化为正面的综合，最后使社会的复杂性更为宽广，也更为深邃……人类的生活终于深植于互相依存的更大更丰富的网络中。”“从头到尾，人类的命运就是让彼此的命运越来越密不可分。”[34]《赞神的宫殿》等“黑暗森林”模式的反对者，就将未来的想象建筑在这种理论的推演上：“人类最开始是通过简单的血脉组成的家族进行个体合作，众多的血脉家族组成了更大的部落，部落组成了更大的部落联盟，文化认同又让我们组成了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合作组成了联合国，现在我们正走在更紧密的合作这条道路上。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还有更大的合作可能，从不同的星球上发展出的不同的文明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共同对抗严酷的宇宙。”[35]而鉴于“黑暗森林”打击最终玉石俱焚的结局，名为“归零者”的高阶文明终于在《三体》的尾声阶段登场，号召各文明将为躲避零和打击而构建独立小宇宙的质量还回大宇宙，以避免大坍缩的宇宙末日降临。“归零者”试图重启宇宙、回到宇宙田园时代的愿望和努力，更像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宇宙共同体的实践。“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36]当然，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宇宙智慧共同体的航线上，仍是波诡云谲。 五 科技拥有的塑造未来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无人能忽视，无论对此前景持乐观或悲观态度，科技都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像法律一样统治着我们。它不仅塑造着我们的物理世界，也塑造着我们居住和行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环境”[37]。善意或恶意的文明共同体关系，只是位于想象两个端点上的极致状态，善意和恶意之间巨大的空白，留给科技介入社会文明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已经注意到，科技介入后的技术统治、智力区隔、人机结合，都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状态。相比于未来命运共同体可能与否的整体想象，这些想象的维度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共同体某种具体的状态及其隐藏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共同体建设面临挑战的思考。 张冉的《太阳坠落之时》讨论了将技术本身作为人类未来社会基础的可能性。如果彻底地依靠技术来运行社会，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里，技术“成为城邦文明之间的等价交换物”，“经济行为依托于技术发展”，“人人都是城邦技术集合体的组成部分”[38]。怀揣着这个共同体理想的“特里尼蒂”组织最终没能实现他们的技术乌托邦理想，但毫无疑问，将未来人类发展的重任都放在科技的肩上是一类流行的想象。技术如何成为等价交换物，什么样的技术能成为等价交换物，此类细节的缺失让未来共同体的想象黯淡许多。与此同时，技术成为“恶托邦”源泉、形成专制型共同体的担忧也始终在场。张冉的《以太》中的“手指聊天聚会”组织，以触觉接触的方式反抗“以太”技术监控下的共同体社会；超侠的《利维坦之殇》在霍布斯的“利维坦”理念上塑造了一个外御强敌、内控人民的无所不能的巨型机器城市，生活在这个安乐共同体中的代价是自由意志的丧失。技术可否被替代？宝树的《我的高考》就试图将智力作为未来共同体的运转轴心。“新制度是严格按照智力区分的等级制度，不同智力阶层之间不相互侵害，但是却拥有不同的政治权限。原来的人类和低阶的智力提升者无权进行统治，而必须绝对服从高阶者的命令，如同儿童要服从大人。”[39]然而，以智力区隔出阶层并施行统治的制度，同样无法摆脱技术的身影。如果仅仅依靠技术或智力的单方面力量来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必然要简化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 将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赛博格，正是体现共同体建构复杂性的一片疆场。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40]赛博格搅乱了建立在身体之上的人类感觉经验和知识系统，“我是谁”及其引发的问题愈加扑朔迷离。顺着唐娜·哈拉维的视线，赛博格挑战稳定的身份认同、突破清晰的边界意识、引起认识的混乱与冲突。“赛博格神话是有关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得到关于反抗和再结合的更有力的神话”[41]。更艰难的境况、更尖锐的追问，才能更真实地面对人类共同体的未来。陈楸帆的《荒潮》，正是包含了赛博格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未来共同体模拟。小说叙述处处引人生疑：硅屿的各方人士，根本不在意摆在面前的改善命运的机会；快到21世纪中叶的硅屿社会，仍保留着宗族制度；数码科技和虚拟技术极为发达，而巫术和非自然现象同样大行其道，有批评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发现许多文学社会学的介入视角。硅屿固化成镇区和村区两个对抗的空间和阶层，丛林社会是硅屿各方默认的行为准则，外骨骼机器人成为鬼神存在的标志，小米由垃圾人变为赛博格并分裂出“小米0”和“小米1”两种意识，义体增强躯体的快感生产又重组身份认同，历史作为叙事的记忆在数据服务的介入下走向消亡，这一切几乎都在摧毁既有的共识。硅屿的土地上好像无法眺望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 历史总是在克服矛盾中前进，因为未来共同体建构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而放弃构建共同体的努力，既是理论的怯弱也是想象的偷懒。在一些未来的想象中，文明个体间仅剩下意识或能量的交流，这多少回避了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何夕的《浮生》认为人的躯体终将消失，生命间的交流仅以能量的形式存在，“合作早已失去意义”[42]。与此类似的是，未经矛盾的克服而直接宣告共同体在未来的实现。如宝树的《黑暗的终结》描绘八百万个智慧种族达成了一致、完成了从形体到政权的统一，从而“永远终结了各种族、文明、智慧体系之间的冲突，再也没有对资源的争夺，再也没有敌意和仇杀，再也没有陷阱和诡计。宇宙成为了我/们，我/们也成为了宇宙本身”[43]。浓郁的乌托邦更多地反映出愿景，而非对问题的深度认知。归根结底，该怎样激发想象未来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 六 必须回到现实的重大问题中来。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旨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向的，正是弊端累累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术。“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深层次危机，这场危机既涉及棘手的结构层面，即积累过剩的危机，又涉及政治层面，即合法性或霸权的危机，这场深层次危机几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危机。”[44]资本逻辑是世间苦难的根源，同样渗透到未来。宝树在《人人都爱查尔斯》中突出强调了资本无远弗届的力量，依靠脑波传递技术吸引了数量庞大的观众的查尔斯，其飞行技术、运动装备都受控于资本的利润生产。一旦查尔斯想要回归个人生活，资本的代理人立即发出警告：“这些公司和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说有一个幕后大老板，那既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资本本身。你是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绝不是独立的。”[45]查尔斯希望挣脱资本掌控下的虚拟共同体、重回真实生活，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是聪明的大脑还是先进的技术，资本都能收编；无论是狂热的拥戴还是忠诚的痴迷，都可能受制于资本的驱使。资本主导的包括技术与智力在内的诸多因素走向唯利的共谋，给人类未来命运蒙上巨大的阴影。尤为重要的是，“尽管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存在普遍的玩世不恭，但没有其他任何世界观达到接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或实际成就的程度”[46]。资本主义早已拟就一套自我神话的剧本，如塞壬的歌声般迷魅而危险。 科幻小说的未来共同体想象，必须能跟得上资本主义编写神话的想象力，更应当警惕极具变革性能量的科技被资本所收编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过程中同步生产的意识形态幻象。《荒潮》警告说：“那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排异与歧视以更加隐蔽虚伪的方式进行。”[47]这种警惕不主张退回到自然时代，而要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拾批判的武器，追问“观念从何而来，又为谁服务”，无论它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48]。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已经充分展示了其改变世界的能力，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不断突破，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都处于变化的进程中，共同体建构的变数也在骤然增多。是在发展中迎接更多的构建新共同体的挑战，还是安于既有的稳定的小共同体生活？刘维佳在《高塔下的小镇》中就设置了这样一组共同体发展时所面临的矛盾：在自动电磁大炮保护下过了三百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与外界隔绝的小镇居民，是选择危机重重的前行之途，还是安于现状？女主人公水晶在目睹了黑鹰部落为发展而进攻小镇却被电磁大炮屠杀殆尽后，仍然跨出电磁大炮的保护圈，是因为她坚信只有超越和进化才孕育着希望。“现代共同体构建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实现对于传统的‘共同体’和‘社会’概念的批判超越——即通过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联系，实现大范围的个体有机整合。只有通过这种超越，一个取代旧有联系网络、融合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才成为可能。”[49]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是批判精神的复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50]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未来的细笔精描。“共产主义存在于人们抵制资本主义、争取自主空间的每一处……存在于对可替代选择的希冀中，体现在人们与资源、所有权、财富、知识、食物、住房、社会保障、自主决定、平等、参与、表达、健康、准入权等各种贫困类型的斗争之中。”[51]在种族、阶层、性别等维度上，需要跨过的共同体沟壑还有很多。为共同体建构而斗争，恰是科幻小说想象未来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所在，也为科幻叙事从“实然”描绘到“应然”想象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52]自由与和谐的统一将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而科幻叙事必然卷入这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之中，宛如人类迈向星辰大海。那就让批判性的想象从当下再次出发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53] 注释 [1]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英文原版序”，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页。 [3]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概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形容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4][10] 李慧凤、蔡旭昶：《 “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5] 张志旻、赵世奎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0期。 [6] 齐格蒙特·鲍曼：《社会学之思》，李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7] 《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 〉及〈狱中诗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8] 吴岩：《十七年科幻小说创作综述（1950—1966）》，姚义贤、王卫英主编：《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第1册，科学普及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9] 杨鹏：《科幻类型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1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2] 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3] 张七：《从〈三体〉到〈章北海传〉》，《北京晚报》2020年3月25日。 [14]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354页。 [1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6] 侯才：《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7][26][27][32][36] 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第221页，第221页，第205页，第509页。 [18] 索何夫：《出巴别记》，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金陵十二区》，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66—167页。 [19] 宝树：《安琪的行星》，《时间外史》，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252页。 [20][35] 分形橙子：《赞神的宫殿》，程婧波等：《冷湖II·宿主》，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2—473页，第473页。 [21] 江波：《星落》，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再见哆啦A梦》，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50页。 [22] 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成都往事》，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68、265、269、279、269页。 [23] 徐斌、巩永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表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 [2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25]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2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29]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43页。 [30]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页。 [31] 徐焰：《战争与经济》，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3][5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第571页。 [34] 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前言”，李淑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5页。 [37] 希拉·贾萨诺夫：《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未来》，尚智丛、田喜腾、田甲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38] 张冉：《太阳坠落之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太阳坠落之时》，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71页。 [39] 宝树：《我的高考》，《太阳坠落之时》，第254—255页。 [40][41]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第325、327页。 [42] 何夕：《浮生》，《再见哆啦A梦》，第212页。 [43] 宝树：《黑暗的终结》，《时间外史》，第62页。 [44] 威廉·I． 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超越特朗普的炒作》，赵庆杰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45] 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金陵十二区》，第252页。 [46] 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47] 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页。 [48]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页。 [49] 刘伟、王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50]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5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导论：马克思归来》，张韵译，福克斯、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卷，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页。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