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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形容词作状语研究述评

http://www.newdu.com 2020-10-30 未知 余方敏 参加讨论

    摘 要:近三十年来汉语状形述结构研究集中于四个问题:形容词状语的本质、状形述结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判定状形述结构形容词状语的本质应兼顾句法和语义层面,充分考虑句法、语义、形式与意义、语用、认知等因素;状形述结构研究应采用多元化视角综合考察;状形述结构研究宜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容词作状语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归类、分析和解释,语义指向研究有待加深,目前仍然缺少服务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证研究。
    关键词:状形述结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主题
    作者简介:余方敏,女,浙江衢州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理论语言学。
    基金: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科研项目“汉语状述结构二语习得实证研究”(003-21021745)。
    汉语状形述结构是指由状态形容词和述词融合组成的修饰关系结构,是从偏正结构中分化出来,与“述补”结构相对应的一种句法结构,其典型结构形式化为NP1+A+VP+NP2。形容词充当状语在上古汉语中是一种普遍的句法现象,但在现代汉语中直接作状语的形容词很少,原因是有些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后一部分用法向副词分化。这涉及两个因素:第一、状位形容词和谓语的组合能力,能力强的易虚化为副词;第二、状位形容词是饰物、饰行还是兼类,后两种进入状位后易分化出副词的用法[1]。
    目前学界对状形述结构尚无统一命名,称其为状中结构[2]、形动组合[3]、可换位摹物状语句[4]、指宾状语句[5,6]、指名性状语[7]、动宾双系状语句[8]、语义异指句等[9]。学界对状形述结构句式意义的理解亦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不同句式说,如从结构主义语法和功能主义语法角度,主张“她圆圆的画了一个圈”和“她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句式,在大脑中有不同的“意象”、各自有不同的整体意义。状语句是主观意志句,定语句是客观的状态达成句[4]。第二,语义异指说,如从形式和意义对应的角度,提出状形述结构是直接成分之间不发生语义联系的形义扭曲构造[9]。究其原因是语言表达讲求明确的语义原则和讲求经济的语用原则协同作用的结果。
    1990年代前,汉语状形述结构研究散见于语法专著、教材中,多为现象描述和列举式研究。朱德熙列举了能作状语的形容词,区分了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作状语时的受限制程度,并指出形容词做状语时意义指向宾语[10]。90年代开始出现大量状形述结构研究论文,加深了人们对其语言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研究重心转向语义研究,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可作状语形容词研究、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研究等。本文重点考察1990-2018年间相关研究,聚焦状形述结构中形容词状语的本质、状形述结构研究的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以期促进汉语状形述结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概况
    (一)本质
    学界对状形述结构状位形容词本质的判定可归为两类观点:第一,状语说,如从结构层次、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出发,认为形容词在句法上仍然作状语[10];第二,移位说,如认为该现象是“定语的词语跑到了状语的位置上”,即把意义层面的“深层定语”充任了句法层面的“表层状语”[11]。状语说和移位说观点聚焦形容词的句法成份。
    状语说没有把语义分析和语法分析进行有效区分;移位说没有进一步分析形容词移位的原因以及如何移位的过程。鉴于此类结构在句法和语义层面的的特殊性,状形述结构中的形容词本质不能简单地归为状语或移位;应兼顾句法和语义层面,充分考虑句法、语义、形式与意义、语用、认知等因素。状形述结构中形容词从形式角度看修饰述词,是状语成分;从意义角度看,修饰主语、宾语等名词性成分,起定语作用;进入此类形式与意义不一致特殊结构的形容词必须符合特定的认知语义条件,且说话者具备特殊的语用动机。
    (二)研究视角
    近年来,状形述结构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大抵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句法视角,90年代前状形述结构研究以句法研究为主,主要涵盖状形述结构句法功能、句法位置、状定语转换研究等;第二、语义视角,90年代后状形述结构研究呈现的显著特点是学者们把注意力转向语义指向研究,从描写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情况到探讨形容词作状语表达的意义、具有的语义特征、句法特征等,进一步揭示了句式所表达的深层意义及其制约机制,如认为形容词的语义指向受词语选择限制、词序和句型三种因素的制约[12];第三、认知角度,主张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实际状态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如“她圆圆的画了一个圈”和“她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可根据“顺序原则”加以区分。前者“圆圆的”作为目标在行动之前设定,理应位于动词之前,且目标具有较强的意志性和主观性;后者“圆圆的”作为结果,位于动词之后,缺乏意志性和主观性[4];第四、语用视角,如认为句法异位是说话人表达某种意图而采用的句法手段,是一种明示行为[9];第五、形义组合视角,如形容词作状语时是否加“地”是意义远近在形式上的投射[3];第六、功能视角,如指宾状语有凸显状语性状的功能[13];第七、语言类型学视角,如杨永忠将汉语指宾状语句与英语、德语的同类句进行类型学比较,从中发现共性特征:指宾状语句是一个“主谓词+补语小句”的结构[14]。
    总体看来,状形述结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乏全方位的系统化研究。单一视角研究状形述结构虽然可以一定程度揭示语言现象及其规律,但对于揭示语言本质及其普遍规律尚存在不足。鉴于此,状形述结构研究宜采用多元化视角,从句法、语义、认知、语用、功能、语言类型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考察。
    (三)研究方法
    形容词作状语能力的考察由最初的定性研究发展为定量研究,由列举形容词作状语的情况转为对形容词作状语情况进行计量统计。研究内容包括哪些形容词能作状语和形容词作状语的结构形式,如哪些加结构助词“地”后能做状语。研究的通常做法是先确定形容词的选词范围(如郑怀德、孟庆海编《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所收的形容词)、考察范围(如双音节形容词)、然后用特定选词标准(如能受“很”修饰、但不能同时带宾语)确定形容词,再对筛选出的形容词按《现代汉语词典》)逐一进行分义项考察。研究发现,定性研究多凭语感,准确性不足;计量统计中形容词的考察范围、选词标准等因素亦造成统计结果呈现较大差异,如被认为不能作状语的双音节形容词,如“良好”“暖和”等却出现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CCL语料库)中。鉴于此,刘振平借助CCL语料库,从服务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甲乙丙三级双音节形容词共329个进行分义项处理,得出666个双音节形容词词项作为考察对象,最终得出其中67%的形容词可以做状语,明显高于以往的同类研究。
    9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再次把精力投入定性研究,采用语义指向分析法进行形容词作状语的研究。语义指向分析法的形成原因是汉语结构中句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高于其他语言[2]。其基本思想是形式和意义结合,通过找出成分之间的不同联系来确定一个句法结构可能存在的多种语义结构关系中究竟实现的是哪一种。研究发现,早期的语义指向分析主要凭语感描写形容词作状语(简称A状)的语义指向情况,如90年代初,张力军探讨NP1+A+VP+NP2格式中A状的语义指向及其规律,发现三大类五种语义指向,并对格式中形容词不同语义指向产生的原因与形容词在格式中指向不同NP的必要条件进行讨论[15]。后来语义指向分析逐渐深入,发展为探讨不同语义指向的形容词作状语具有的语义特征、句法特征、认知基础和语用动机等,如张国宪提出“她圆圆的画了一个圈”属于语义异指类型,其中“圆圆的”和“画”具有直接成分关系但并不发生语义联系[9]。这种词语的异位是说话人有意识地试图达到某种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而采用的句法手段,是有明显的语用动机的明示行为。
    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A状相关定量研究当数刘振平的认知语义研究[16]。刘振平借助CCL语料,将形容词放入具体结构观察句法意义,通过将这些形容词从句法结构中抽离出来,分析其认知语义与其作状语能力的关系,找出双音节形容词作状语的认知语义条件与句法要求。
    状形述结构研究的主题广泛、呈多样化势态。近三十年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形容词状语研究[16,17,18,19,20]、形容词状语语义指向研究[9,12,15,19]、服务教学的状形述结构习得研究[21,22]、指宾状语句研究等[5,6,13,14,23,24,25]。限于篇幅,下文将集中探讨前三项主题。
    二、作状语的形容词研究
    形容词作状语的研究主要包括形容词作状语的能力考察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前者主要涉及哪类形容词更易作状语以及哪些形容词能作状语。学者们达成了两个共识。首先,性质形容词,无论单音节还是双音节,作状语都受到限制,而状态形容词可以自由作状语[10],后继学者们亦普遍认同该观点。其二是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的能力比双音形容词和重叠式形容词弱得多[26]。关于哪些形容词能作状语,近三十年来的研究从列举形容词清单发展到计量统计[16,17,18,20],取得很大进展。此类研究主要列举研究范围内能作状语的形容词和不能作状语的形容词、统计形容词中可直接做状语的比例、带“地”后可作状语的比例、重叠后可作状语的比例,最新进展当数刘振平[16]。刘振平借助CCL语料库重新考察双音节形容词作状语的情况,得出可作状语的形容词占67%,明显高于以往的研究数据。基于语料库的全面、客观统计数据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提供了更有启发性的依据。
    形容词作状语计量统计结果呈现较大差异。造成结果不一致的因素主要包括:形容词考察范围(双音节形容词、单音节形容词、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等)、选词范围(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出现的词语)、选词标准(如能受“很”修饰,但不能同时带宾语)。对于形容词作状语是否应该包括加“地”后作状语的情况,学者们持不同见解。如山田留里子统计的数据51%包括了带“地”的情况,且带“地”的形容词占能作状语的双音形容词的68.4%[17]。据贺阳统计,仅14.9%的性质形容词可直接作状语。他主张不考虑带“地”作状语的形容词,因为带“地”的状中结构中充当状语的是形容词加“地”结构,除非能证明此结构等同于不加“地”的结构,不能将整个结构具有的语法功能强加在某个结构成分上[18]。因此形容词作状语能力的全面考察应进行分类统计。先统一各类的评判标准,限定各影响因素,再进行统计。这有助于学习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形容词作状语的能力,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目前,形容词做状语的研究涉及句法、语义、语用等各个层面,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研究多侧重语义方面,很少有对可作状语形容词进行系统的归类和动态考察的研究,对于其作状语的原因缺少深入分析。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对汉语非母语的留学生而言,要生成正确句子,仅了解形容词作状语的能力和结构形式还远远不足。为使学生理解外在结构形式下的内在深层意义,认知语义方面的研究,如分析形容词进入状语位置所要满足的条件和句法限制,是必不可少的。
    三、形容词状语语义指向研究
    1979年,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指出汉语中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论结构关系,A应该属于B,但在语义上A指向C”。如:
    (1)a.老王喜滋滋的炸了盘花生米。
    b.老王脆脆的炸了盘花生米。
    c.老王早早的炸了盘花生米。
    上述三个句子虽词类序列和语法意义相同,但内部语义结构关系存在差异[2]。状态形容词跟NP1+A+VP+NP2句式中不同位置的多个成分中的一个相联系:a句“喜滋滋的”跟NP1联系;b句“脆脆的”跟NP2联系;c句“早早的”跟V联系。NP1+A+VP+NP2结构中状位形容词语义指向分为两种:语义指向谓语动词,即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一致,如c句;语义指向谓语动词以外的名词性成分,即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不一致,是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重难点,如a、b句。
    1990年代后形容词作状语的研究逐渐由句法研究转向语义研究,且不仅停留在意义解释层面,而是转向更为深入的语义指向研究。语义指向研究的目的是弥补句法分析的不足,揭示同质句法构造里可能蕴含的性状与事物、情状与行为之间的语义联系[9]。文献显示,近二十五年的状形述结构语义指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语义指向类型研究、不同语义指向形容词的语义类型研究、语义特征研究、换位研究等。
    关于语义指向类型研究,学界共识是形容词作状语语义上既可指向名词又可指向动词中的两个甚至三个。目前文献中状态形容词语义指向共有六种,指向谓语动词、指向主语、指向宾语、指向空位名词性成分。但是,学者们对A状是否可同时指向动词和名词两种成分持不同见解。张力军、郑贵友、侯友兰、肖伟明持肯定意见,分别称该语言现象为双语义指向、动·主双系、双系状语等。肖伟良认为,在“工人们客客气气地请两位领导坐下”这个例子中,状语“客客气气”的语义兼指主语“工人们”和兼语短语“请两位领导坐下”中的前一个谓语“请”,状语既表明“请两位领导”的动作方式,也描述施事主语“工人们”动作时的情态[27]。而陆俭明提出,“老伯爵客客气气地劝说着尼古拉”中的状语“客客气气”在语义上只指向主语,即施动者“老伯爵”[28]。张国宪认为上述分歧是分析者认知结构的差异使然,而语义指向理解只能是一种接近话语意图的概率推论[9]。根据认知科学的关联理论,外部环境不同以及认知功能差异造成各自认知环境的差异,致使对语义指向成分的推理不尽相同。
    造成上述分歧的部分原因是分析者认知结构的差异,导致对相似结构形容词状语语义指向成分的推理产生不同理解。其次,S+A+V+0和S+A+V1+N+V2两个句式本身存在差异,后者V1+N+V2兼语短语前A状的语义指向更加复杂,分析时应考虑结构和语义两个因素。
    关于造成不同语义指向的原因,学者们持不同见解。陆俭明、沈阳主张状述结构修饰语整体指向关系不确定,很难说出到底哪类状态形容词一定指向主语名词、宾语名词或谓语动词[3]。但是,学者们对不同语义指向形容词的语义类型进行研究,也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如张力军认为,指向名词的A状语义指向与形容词本身的内部差异有关:指向名词的A状与动词仍有一定语义联系,表VP的伴随状态或致使的状态[15]。其语义类型分为六种:(1)神情、表情;(2)心理、态度;(3)说话者评价;(4)物体形状;(5)物体颜色;(6)物体其他特征。董金环亦认为语义指向与A状的语义内容有直接关联;指向体词性成分的形容词语义类型有四种:(1)神态;(2)部位状态;(3)形态;(4)性态[12]。以上研究虽然没有指明形容词是修饰主语还是宾语名词,且分类的结果存在差异,但在教学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关于指向动词的形容词状语,董金环把指向谓词性成分的形容词语义类型分为8类:程度、方式、结果、频率、原因、目的、评价、语气。贺阳认为修饰动词的形容词绝大多数可以表示数量、时间、频度、程度、范围、情状或方式[18]。结论虽不尽相同,但存在不少重合之处,对教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不同语义指向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三类。如郑贵友提出“制作类”“视觉感知类”“味觉感知类”句子中的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对于动词而言具有﹝+制作标准﹞的语义特征;对于宾语具有﹝+使成性状﹞的语义特征[8,29,30]。卢建语用句式语法理论,指出摹物状语句中的状语都是形容词完全重叠式,带有主观估价作用,语义特征可描写为﹝+主观意志性﹞﹝+动作伴随性﹞﹝+状态临时性﹞[4]。张国宪探讨了语义异指现象的语用动机,推断出表物形容词作状语具有﹝+临时﹞﹝+有意﹞﹝+主观﹞的语义特征[9]。
    上述语义特征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状态形容词可以进入NP1+A+VP+NP2作状语。这些结论只有结合具体的句法格式才能确定并概括得到。目前文献中不同语义指向的形容词语义类型研究对造成某种语义指向的因素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仍然不够全面和彻底。有必要依据相关理论进一步系统研究,以推动形容词作状语本体研究的发展。
    关于形容词状语语义指向的制约因素,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董金环认为形容词语义指向受词语选择限制、词序和句型等因素制约[12]。张国宪提出语义指向不仅受制于形容词的次范畴,还受制于句法位置。理由是当表物形容词占据状语和补语位、表行形容词占据定语位时,形容词所述性状的语义总是指向中心语以外的成分[9]。刘振平提出,形容词能否进入状语位置的由形容词的认知语义决定[16]。刘振平通过分析作状语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句法环境及与不能作状语的双音节形容词对比,得出结论:述动形容词一般能自由作状语,述物形容词必须满足六个限制条件中至少一个才能进入状语位置,如认知语义上,描述感知印象;句法上,用于“感知主体+状语+感知类动词+感知客体”句式。
    总体而言,语义指向制约因素研究呈现逐渐深入的趋势,从词法、句法角度发展为深层的认知语义问题,对于出现在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做出必要的解释。但是目前的研究结论不是很彻底,今后有必要进一步运用相关理论做出更全面、深入的解释。
    四、形容词作状语习得研究
    目前状形述结构习得研究非常罕见。仅有的研究多基于教学经验,如陈伟提出教学中用语义和形式两个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判断状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21]。前者采用语义特征分析法,即状位形容词的语义特征符合那个句子成分的语义,就指向谁;后者采用转换法,即把状位形容词转化为另一个句子成分,若符合语法且语义无显著变化,就指向哪个成分。最有影响力的相关实证研究当数刘振平[25]。刘振平借助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提取状补混用句613句,分析了留学生单音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混用的偏误类型以及偏误的成因。刘振平发现留学生倾向于混用单音形容词做状语和补语;基于相似语法点对比研究提出鉴别的三个意义标准:可控性与非可控性、目的与结果、强调重点是动作还是结果;最后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教学建议。
    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而言,要正确理解和生成状述结构句式,首先要能正确判断状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由于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不一致,形容词状语的语义指向成为汉语作为非母语的留学生教学中的重难点。陆俭明、沈阳把NP1+A+VP+NP格式的语义指向归类于多指单义关系[2]。该格式中状态形容词的数量是开放的,很难将一定指向主语名词、宾语名词或谓语动词的状态形容词进行严格区分,只能根据上下文消解。因此,从服务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为了促进留学生正确运用形容词作状语,需进一步加强状形述结构研究,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形容词可以放在状语的位置上,在什么情况下要把形容词放在状语位置上。
    五、结语
    总体而言,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功能计量考察和语义研究上,状形述结构习得方面的研究不足。现有的研究成果描述多,解释少,可直接服务于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仍然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应侧重如下方面:为什么一部分形容词可以放在状语位置,状位形容词具有哪些特征,什么情况下形容词可以放在状语的位置。如此才能指导留学生正确运用形容词作状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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