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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古时期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轻动词导致的旁格述宾式,它们表达的题元关系十分丰富。如何以简驭繁地解释其复杂性,文章认为目前的介词省略方案、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以及施用词结构方案都存在着问题,而Feng(2015)首先提出的抽象轻动词INVOLVE方案则更具优势。文章从原理和事实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抽象轻动词结构方案,并应用该方案充分解释了上古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 关键词：旁格述宾式；介词；施用结构；轻动词 作者简介：苏婧，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汉语史；冯胜利，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兴趣为韵律语法、语体语法、历史句法、训诂学、诗歌韵律和乾嘉理必思想等。 基金：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9CYY031）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5AYY009）的资助。 1 引言 众所周知,在汉语中,述语后面的成分可以是受事宾语,也可以是并非直接参与事件而是与事件相关的成分(如地点、工具、方式、原因、对象、受惠者等)。这些直接出现在述语之后的事件涉入成分被称为“轻动词”的旁格宾语,1也被称为代体宾语、非受事宾语,或非常规/非核心宾语等等。这样的现象从古至今均不乏见。现代汉语中的例子如:2 (1)很多市民在家吃父母,也没个体面的工作。[吃父母:靠父母吃饭] (2)我喜欢这种三餐吃食堂的生活。[吃食堂:在食堂吃饭] (3)我在跟爷爷学写毛笔。[写毛笔:用毛笔写字] 上古汉语中的例子如: (4)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左传·文公十一年》)[食其征:靠赋税吃饭] (5)宋昭公将田孟诸。(《左传·文公十二年》)。[田孟诸:在蒙诸这个地方田猎] (6)(齐桓公)蒙衣袂而绝乎寿宫。(《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蒙衣袂:用衣袖蒙面] 对于上古时期的旁格述宾式,以往的研究主要在语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李新魁(1979)将古代汉语中的述宾关系分为12种,王克仲(1989)分为18类,杨伯峻和何乐士(1992)将关系宾语(即本文所说的旁格宾语)分为10小类。蒋绍愚(2014)更提出“先秦汉语主要用无标记形式表达述语和宾语之间的不同语义关系”这一设想。那么“无标记形式”(不含介词或功能词缀等结构,实即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是什么?其句法结构究竟为何?目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 虽然学界对旁格述宾式的看法尚无定讞,但总括而言可归纳为三种方案: 1)介词省略方案;2)施用词结构方案;3)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要比较这三种方案的解释力,首先需要清楚了解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因此,本文将利用上古时期《论语》《孟子》《左传》中的语料,1先釐清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再根据这些语法属性来甄别分析三种方案解释力的优劣,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更适于解释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语法属性的新方案。 2 上古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 2.1 题元关系 首先,我们根据形式句法学中的题元关系理论来分析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的语义关系。就目前我们发现的例子而言,旁格宾语承担的题元角色至少包括如下数种:地点、来源、目标、工具、对象、原因、目的、受惠者、多重关系者、动作涉入者。显然,这是传统所谓述宾语义关系多样性具体表现。举例如下: (7)地点:宋昭公将田孟诸。(《左传·文公十二年》) (8)来源: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孟子·公孙丑下》) (9)目标: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10)工具: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 (11)对象:弃疾:“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12)原因: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左传·成公十六年》) (13)目的: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4)受惠者: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15)蒙受者: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孟子·万章下》) (16)经历者: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17)多重关系者: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左传·成公十一年》) 杜预注:“约誓不复为之妇也。” (18)动作关系者: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左传·文公十二年》) 惠栋补注:“《昭·廿七年传》云:‘吴王使甲坐于道。’《荀子》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上述诸例中,有两类题元角色需要特别说明: 1)多重关系者。例(17)的“誓施氏”中包含着“对施氏发誓”和“发誓内容有关施氏”两个涉及关系。从句子的表层结构看,宾语“施氏”具有作为发誓对象的可能性;从上下文来看,施氏确实是夫人发誓的对象。此外,“誓施氏”还包含着所发誓言的内容,这一点从杜预注“约誓不复为之妇也”可以看出来,意即不再作施氏的妻子。可见,“誓施氏”不只包含了对象,而且包含着内容。本文将这类具有多重涉入关系的题元角色定名为多重关系者。注意,这与Feng(2015)中提到的“逃臣”和“免吾死”一样,表达多重涉入关系的旁格述宾式,没有对应的介词转说式,因为涉入对象和内容不用介词,而用结构。 2)动作关系者。例(18)中的“坐甲”,惠栋认为“坐甲”和“介而坐道”一样,是“穿着战甲而坐”,已着甲。杨伯峻引《左传·成公二十年》中的“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说:“句义句法与此相近,亦以已着甲为言,则后说为确。”我们也认同惠栋的解释更符合先秦的战争情况,更符合该句的语境:身披铠甲,带好干粮,做足准备,等待作战。“甲”是“坐”这一事件中隐含的行为“穿着”的受事,本文将这类题元角色定名为动作关系者,表达动作涉入关系的旁格述宾式也没有对应的介词转说式。 总而言之,旁格宾语承担的题元角色都是事件的间接参与者,而非施事与受事这样的直接参与者。相较之下,旁格成分在事件中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参与或介入性地位)。 2.2 表层形式 上古的旁格述宾式题元关系有如上述,那么它们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它们有两种表层形式,一种是述语之后有一个旁格宾语,即单宾式;另一种则是述语之后有一个旁格宾语,还有一个受事宾语,即双宾式。先看单宾式,如: (19)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20)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论语·宪问》) (21)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孟子·尽心上》) 例(19)中“泣臣”可解释为“对臣子哭泣”,“臣”承担了对象角色;例(20)中“死之”可解释为“为公子纠死”,“之(公子纠)”承担了受惠者角色;例(21)中“树墙下”可解释为“在墙下种植”,“墙下”承担了地点角色。以上数例都是只有一个旁格宾语的单宾式。再看述语带一个旁格宾语和一个受事宾语的双宾式。例如: (22)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左传·庄公二十一年》) (23)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24)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左传·定公十四年》) (25)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孟子·万章下》) (26)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例(22)中“王”是“为宫”的受惠者,“宫”是建造的受事;例(23)中 “吾墓”是“树槚”发生的地点,“槚”是种植的受事;例(24)中“之”是“属目”的对象,“目”是聚集的受事;例(25)中“之”(贤人)是“闭门”的蒙受者;例(26)中“之”是“为子”的历事。以上数例都是含有两个宾语的旁格述宾式,且顺序固定为[述语+旁格宾语+受事宾语],旁格宾语是间接宾语,受事宾语是直接宾语。注意:相同语义的旁格成分既可作为唯一宾语出现在单宾式中,也可作为间接宾语出现在双宾式中,都是事件的涉入成分。因此有理由将含有旁格宾语的双宾式,也视为旁格述宾式的一个子类。与之相比,现代汉语双宾式的间接宾语不能是地点和对象,也不能是在事件中受中性影响的经历者。这是古今汉语在轻动词句法上重要区别之一。2 2.3 整体句法位置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从总体的角度来观察旁格述宾式作为一个整体成分(XP)在句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了。首先,旁格述宾式可以和其他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受事述宾式、不及物动词形成并列短语,由上古汉语的并列连词“而”连接。例如: (27)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左传·文公十六年》) (28)天生民而立之君。(《左传·襄公十四年》) (29)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孟子·万章下》) 例(27)中由“而”连接的“臣之”和“逃其难”都是旁格述宾式,但述宾之间的语义关系不同:“臣之”可被解释为“做他的臣子”,“之”承担经历者角色;“逃其难”可被解释为既因“灾难”的出现而逃跑,也是从见到“灾难”的环境里逃跑,类似于“逃臣”,“其难”与“逃”之间存在多重涉入关系,“其难”承担多重关系者角色。例(28)中由“而”连接的一项“生民”是受事述宾式,另一项“立之君”则是旁格述宾式,可被解释为“给他们设立君主”,“之”承担受惠者角色。例(29)中由“而”连接的一项“欲其入”是受事述宾式,另一项“闭之门”是旁格述宾式,可以解释为“对他关上门”,“之”承担蒙事者角色。从句法而言,句法性质相同的结构才能形成并列结构(两个IP、vP、VP或V’等)。基于此,可推测表达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处于同一句法位置,旁格述宾式与受事述宾式也处于同一句法位置。 其次,旁格述宾式之前可以出现“可、能、可以”等情态动词,也说明它们的句法位置之所在。例如: (30)其人曰:“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左传·文公七年》) (31)叔向受金,而以见之晋平公曰:“可以城壶丘矣。”(《韩非子·说林下》) 例(30)中的旁格述宾式“亡人”可被解释为“与别人一起逃亡”,处于表示意愿的能愿情态动词“能”之后;例(31)中的旁格述宾式“城壶丘”可被解释为“在壶丘筑城”,处于表示可能性的认识情态动词“可以”之后。这些事实都说明,旁格述宾式在句法位置上,位于情态动词之下。 不仅如此,普通的受事述宾式之前也可以出现这些情态动词。例如: (32)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3)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左传·昭公二十年》) (34)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赂。(《国语·晋语二》) 例(32)中的受事述宾式“投盖”处于表能力的“能”之后;例(33)中的受事述宾式“食之”处于表主观意愿的能愿情态动词“能”之后;例(34)中的受事述宾式“得重赂”处于表示可能性的认识情态动词“可以”之后。这也说明旁格述宾式和受事述宾式处于相同的句法位置。 最后,旁格述宾式之前之后也可以出现附加语性质的介词短语,这也与受事述宾式的句法位置一样。例如: (35)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36)公曰:“以火继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37)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例(35)中的“尸崔杼”可被解释为“收崔杼的尸体”,“崔杼”承担蒙事者角色,“尸崔杼”前面出现了引入工具的介词短语“以其棺”,后面出现了引入地点的介词短语“于市”。例(36)中,受事述宾式“继之”(继续宴会)之前出现了引入工具的介词短语“以火”。例(37)中,受事述宾式“为馆”(建造宫室)之后出现了引入地点的介词短语“于其宫侧”。 综上所述,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具有题元关系丰富、表层形式单宾双宾均可、整体句法位置统一、位于情态动词之下、与受事述宾式在同一层级等重要语法属性。结构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语法属性呢?任何一个旁格述宾式的句法分析都必须能够解释它的这些语法属性。根据以往研究,我们可以借助学界对现代汉语旁格述宾式的分析来看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的句法结构,大抵可归为如下三种方案:1)介词省略方案;2)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3)施用词结构方案。下面先讨论这三个方案具体内容,然后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我们的方案。 3 现存的解释方案 3.1 介词省略方案 以往研究中的第一种解释方案是介词省略方案。这一方案认为,旁格宾语之前有一个介词,只是被省略了,或者说隐而未现。旁格述宾式表层形式是[V+DP],底层形式则是[V+(P)+DP]。我们知道,介词本身具有引入旁格宾语的功能,在上古汉语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和含有介词的[V+P+DP]式对应的情况。例如: (38)a.宋昭公将田孟诸。(《左传·文公十二年》) b.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 (《左传·昭公三年》) (39)a.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b.臧昭伯之从弟会为谗于臧氏,而逃于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40)a.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左传·僖公九年》) b.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左传·昭公四年》) 李新魁(1979)、王克仲(1989)、杨伯峻和何乐士(1992)等研究持介词省略方案。以杨伯峻和何乐士(1992)的解释为例,他们提出关系宾语(即本文所说的旁格宾语)与动词之间往往隐含着语义介词,按照关系宾语与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分为十小类,即:为宾动、对(向、与)宾动、把(以)宾动、用宾动、以……给与宾动、给(替)宾动、因宾(而)动、动于宾、比宾动、行于宾。介词省略方案的基本思想是:不同角色的旁格宾语由不同的介词引入。 事实上,现代汉语中的旁格述宾式,郭继懋(1999)、杨永忠(2007a,2007b)、程杰(2009)也都认为动词之后的旁格成分是由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介词性质的谓词允准的。 3.2 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 在Larson(1988)的VP壳(VP shell)假设的基础上,Chomsky(1995)将上层空动词定义为一个“轻”的功能性语类v。Huang(1997)提出事件结构中均含有为事件分类的轻动词v。冯胜利(2000,2005)、Feng(2003)首次将轻动词理论应用于古今汉语的复杂述宾关系。继之,Lin(2001)、梅广(2003,2015)、邓思颖(2010)及Li(2014)等也运用轻动词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Lin(2001)提出现代汉语中有FOR、USE、AT、TO类轻动词,引入目的、工具、地点、对象等论元;梅广(2015)认为上古汉语中有为动、供动、与动和对动类轻动词,受益者、供给对象、与事和交际对象等次要外部论元(即本文所说的旁格成分)都是通过轻动词结构引入的。在他的系统里,不同的轻动词对应不同语义的“动”。例如: (41)vwei-为动:邴夏御齐侯。(《左传·成公二年》) (42)vyu1-供动:季氏饮大夫酒。(《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43)vyu2-与动:齐侯盟诸侯于葵丘。(《左传·僖公九年》) (44)vdui-对动:君三泣臣矣。(《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梅广(2015)对“邴夏御齐侯”句法结构的分析如例(45)所示:  其中,“齐侯”是受益者,出现在vP指示语位置,表示受益的轻动词vwei和表示施事的轻动词vagt没有语音形式,具有强特征,按照中心语移位限制(head-movement constraint),导致下层VP的中心语V“御”一路上移合并到vagt的位置上,留下的拷贝在PF层面被删除,形成“御齐侯”这样的形式,表示“驾车(御)这件事是为齐侯而做的”。 设置不同语义的轻动词,无疑有利于在语义上解释旁格宾语题元角色的多样性。在句法位置上,轻动词短语位于情态动词之下,这也符合我们观察到的旁格述宾式的语法属性。 3.3 施用词结构方案 学者在研究非洲班图语时发现,班图语可以运用加施用词词缀的手段,提供一个额外的空位,引入句中原先没有的事件参与者,词缀(施用词)是施用结构的中心语,而新引入的论元被称为施用论元(参见Marantz 1993;Pylkk?nen 2002;黄正德2017)。Pylkk?nen(2002)划分出高低两阶施用结构,如果施用论元与受事论元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转移,是接受者(recipient)或来源(source)即为低阶施用结构;如果施用论元是与事件相关的地点、工具、受益者等而与受事论元的领属关系无关,则为高阶施用结构。蔡维天(2007)进一步提出现代汉语普通话施用结构有高、中、低三阶层,高阶施用结构以显性中心语“给”引介蒙受者,中阶、低阶则以隐性中心语引介蒙受者、受惠者等施用论元。 有研究采用蔡氏引进的施用词结构方案来解释现代汉语中的旁格述宾式。程杰和温宾利(2008)、孙天琦(2009, 2011)、Cheng & Sybesma(2015)等认为,现代汉语的旁格宾语均由隐性施用中心语允准并引入。施用词结构的句法操作与轻动词结构有相同之处,都是没有语音形式的隐性中心语促发下层中心语上移合并到它的位置上,只是中心语功能词的性质不同。以孙天琦(2009)的解释为例,该文认为“吃食堂”等结构表达的是外围成分与事件的关系,属于Pylkk?nen(2002)定义的高阶施用结构,在VP之上。采用这种结构是为了满足语用分析的要求,在施用结构中旁格成分取代受事占据终点位置,成为事件的核心。如果根据这种解释,上古汉语中的旁格宾语式也就可能被分析为隐性的施用结构。不同位置的施用结构可以引入与事件相关的不同论元,因此施用结构方案似乎也可以解释旁格宾语题元角色的多样性。 无疑,上述三种现存的解释方案都有可取之处,也颇有相似之处。在句法上,三种方案都认为旁格述宾式的表层形式与底层形式不同,旁格宾语并不是与述语直接组合,而是由一隐含(或省略)的功能词引入。旁格宾语并非由动词直接允准,而是句法操作所导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分析也与我们上文提出的旁格宾语的“次要”性相对应。从语义上看,三种方案均试图用具有不同语义的功能词来对应不同语义的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当然亦可用之解释上古汉语旁格宾语题元角色的多样性。然而,不幸的是,这三种方案都还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下文将逐一分析、详加说明。 4 现存方案的问题 4.1 介词省略方案的问题 蒋绍愚(2014)已指出“介词省略方案”在解释语义方面的局限性:不是每一种述宾语义关系都能加上一个介词;介词和述宾语义关系并非一一对应;有些介词是后起的,当时并不存在。3 事实上,介词省略方案无法解释上古旁格述宾式的原因有二。第一,介词省略方案不能解释当时有对应的介词但没有与该介词对应的结构,亦即,当时的介词不这么用。譬如“树吾墓檟”,“吾墓”是“树檟”的地点,如果用“介词省略”方案来解释,那么就会补出介词“于”,转说成“树于吾墓檟”。但事实上,上古汉语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说法(或句法)。又如“为王宫”,若补入介词就会说成“为为王宫”,也就是在动词和受事宾语之间插入了一个附加语性质的介词短语,上古汉语也不存在这样的句法。既然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结构,怎么能说是这种结构的省略呢?这是介词省略说失去根据的第一点。 第二,介词省略方案更不能解释当时没有对应介词的事实。譬如“泣臣”,“臣”是“哭泣”的对象,用“介词省略”方案就会补出介词“对”“跟”或“向”,转说成“对臣泣”“跟臣泣”“向臣泣”,但是,引入对象的“对”“跟”“向”等介词都是东汉才产生的,当时的语言只有旁格述宾式“泣臣”,而没有含有介词的“对臣泣”“跟臣泣”“向臣泣”。没有的东西怎么省略?非如此不可,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悖论:前代的结构“借”后代产生的介词来“省略”。此亦可见,介词省略说无法成立。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的介词必然很有限。据此,介词省略方案在解释旁格述宾式宾语语义(即题元角色)多样性上,也必捉襟见肘。4 事实上,旁格述宾式在上古时期并非少数,而是成批、成类存在的,它们都不能用介词省略方案来解释。可见,介词省略方案在解释上古旁格述宾式方面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巨大漏洞,因此,这个解释方案不可取。 4.2 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的问题 在对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的解释上,多种轻动词方案在事实和原理上都存在着漏洞。 第一,从事实上来看,多种轻动词方案不能解释经历类、多重类、动作类旁格述宾式。如果非要为表达这些语义的述宾式另外设立轻动词,那么就会被表面现象所束缚,成为特设(ad-hoc)而非真正的解释,为将来的研究留下重大隐患,即无论何时,每当发现一个新的语义表现,就不得不为之设立一个新的轻动词。最后,轻动词体系将沦为一个现象的清单,而非解决实质问题。更有甚者,这种“见义立项”的处理方式完全没有预测新现象的能力,甚至有些时候还会遮蔽新现象的发现,阻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从原理上来看,多种轻动词方案对轻动词的分类完全依照语义,而不依照结构,这模糊了轻动词的句法本质。上古汉语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在句法位置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前文指出,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可以并列使用,具有统一的整体位置,如例(27),重述为例(46): (46)臣之而逃其难,若后君何?(《左传·文公十六年》) “臣之”是“做他的臣子”,“之”承担经历者角色;“逃其难”是“因为灾难而逃走、从见到灾难的环境中逃走”,“其难”承担多重关系者角色。两个旁格述宾式的意义不同,但由“而”连接,成为一个并列短语。那么相同位置的轻动词,如何产生不同的语义解读?这是它的问题所在。邓思颖(2010)就提出过:“只基于词汇意义而提出的轻动词(或其他功能词)缺乏限制性,加入这一类功能词无疑增加了句法学理论的负担。”5如果仅是出于语义的考虑而没有句法上的允准动机和限制,变成“有一种语义就对应设立一个轻动词”,其实质又回到了为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寻找对应介词的老路之上,结果和“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没有对应的介词”一样,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也没有一一对应的轻动词。 总之,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只是根据语义现象归纳出来的一个轻动词的“清单”,既缺乏理论动机(motivation),也没有原理上的支持。 4.3 施用词结构方案的问题 施用词结构方案在解释上古旁格述宾式中同样存在着原理上和事实上两方面的困难。 第一,从原理上看,正如蔡维天(2017)所指出,汉语中施用词和内轻动词(inner light verb)“其实是一回事,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和结构特质”。具言之,黏着语的施用词缀,到了汉语便转型为独当一面的轻动词。因此,据蔡维天(2017)的分析,施用词在汉语的功能词系统中并没有立足之地。相反,采用轻动词结构方案解释上古汉语中的旁格述宾式,不仅从理论上优于采用施用词结构分析方案,而且实践上也把本来“一回事”的现象统一起来。 第二,施用词是有限的,并不能无限扩展。在目前经典的施用结构研究中,没有经历类、多重类、动作类施用词,也不能用施用结构来解释这几类旁格述宾式。而这些旁格述宾式在上古时期的句法上具有很强的能产性,施用结构方案不能解释这类旁格述宾式的生成,亦即施用结构方案不具有解释上的充分性。因此它不能作为旁格述宾式的最佳解释方案,与多种轻动词结构方案的问题相类似。 第三,施用结构有不同的层级,如受惠者和蒙事者就是由不同层级的施用中心语引介的。6如果上古汉语中的旁格成分由施用词引入,而且不同语义的旁格成分由不同层级的施用词引入,那么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就应该处于不同的层级。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语料来看,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均处于同一层级:它们都在情态词之下、vP之内,如例(30)和例(31)所示。不仅如此,引入蒙受者的旁格述宾式和引入受惠者的旁格述宾式,都能与受事述宾式形成并列短语。如例(28)“天生民而立之君”, “生民”是受事述宾式,与受惠述宾式“立之君”形成并列短语;再如例(29)“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欲其入”是受事述宾式,与蒙事述宾式形成并列短语。从这一点看,受惠述宾式与受事述宾式处于同一句法层级,蒙事述宾式与受事述宾式处于同一句法层级。据此可以推知,受惠述宾式与蒙事述宾式也处于同一句法层级。然而,如果按照施用结构方案,受惠述宾式和蒙事述宾式就分别是由不同层级的施用词引入的,处于不同层级,那么句法上就不可能分别与受事述宾式并列使用。这与上古汉语的语言事实大相径庭。换言之,从句法位置上来看,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不可能是由施用词结构生成的。 综上三点,施用结构方案无法提供分析旁格述宾式句法结构的最优解释方案。7三种目前的解释方案都存在着重大的事实和原理上的问题。相比之下,本文认为Feng(2015)提出的INVOLVE解释方案有很大的优势。下面具体说明这一方案在解释上的优势所在。 5 修正的抽象轻动词结构方案 第2节已经说明,不同语义的上古汉语的旁格述宾式有着较为统一的句法属性。除了多种轻动词结构之外,Feng(2003)、冯胜利(2005,2014)其实已然指出古汉语的空动词(covert light verb)可以表述许多不同的动宾关系,有的根本找不到后来与之对应的介词来解释,并据此预测动宾关系并不限于已经发现的语义种类。8Feng(2015)提出了在上古汉语中存在一个更为抽象的轻动词INVOLVE,9将早前学者分出的多种轻动词统一起来。INVOLVE以VP为补述语,位于VP指示语位置上的论元与它的谓语V’之间有着多样的题元关系,整个结构的题元意义是:“有一个参与者涉及到某个事件中”,10其树形结构如例(47)INVOLVE轻动词结构所示(Feng 2015):  上古时期,INVOLVE轻动词是没有语音形式的,下层动词移位并合并到轻动词位置上,故而在当时造就了语义多样的述宾式。下面,我们在冯胜利(2005,2014,2016)、Feng(2015)的基本观点之上,结合上古汉语的语言事实,进一步从原理和事实上论证上古汉语中的旁格述宾式是由一个抽象无音轻动词“涉入”或“INVOLVE”所促发的移位而生成的。 先来看INVOLVE轻动词的性质。冯胜利(2016)根据古代汉语的事实指出:轻动词移位结构可为两大类型:一是以“使/以”轻动词为核心的“双轻动词结构”,二是“以“外涉论元成分”为基础的“无介词结构”(即旁格述宾式)。蔡维天(2016,2017)也提出轻动词可分为内外两类,与事件与事性相关的内轻动词在轻动词组边缘地带(vP periphery),与使事性相关的外轻动词则在更高的左缘结构(left periphery)。11 因此,本文所说的INVOLVE与动作层次的“与事性(即事件的涉入成分)”相关,是内轻动词。其投射出的轻动词短语在结构上的意义是“做出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事件”或“出现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状态”。根据本文的理论,在INVOLVE之上,还允许有更高的轻动词。这更进一步说明了Feng(2015)方案中INVOLVE的性质和位置。 上古汉语句法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轻动词”也可以从冯胜利和苏婧(2018)提出的上古汉语中存在着一个多功能的有音轻动词——“为”的事实上看出来。例如: (48)使用:危事不可以为安,死事不可以为生,则无为贵智矣。(《国语·吴语》) (49)状态:余为伯鯈。余,而祖也。(《左传·宣公三年》) (50)变成: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51)存在: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孟子·滕文公上》) (52)行为: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左传·昭公十三年》) (53)受惠:夫子为卫君乎?(《论语·述而》) (54)致使: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易经·井》) 仅从上面罗列的例子来看,“为”具有使用(USE)、状态(BE)、变化(BECOME)、存在(HAVE)、行为(DO)、受惠(FOR)、致使(CAUSE)等七种轻动词的用法,这些用法是由一个抽象的轻动词“为”在不同语境下“派生”出来的。上古时期既然存在一个有音抽象轻动词“为”,那么在句法上也完全可以存在一个无音类的抽象轻动词INVOLVE(涉入),它在不同的语境下可据具体语境做多种解读,而在历时演变中,这种不同语境的“具体解读”便可分化出或虚化为不同的轻动词或功能词(介词便是其中的一种)。 与其他三种解释方案相比,INVOLVE方案在解释旁格述宾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能够解释我们目前所发现的现象及其属性,而且在理论上也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下面分别论述。 第一,INVOLVE方案可以解释旁格述宾式的多样性,这是其他三种方案所做不到的。INVOLVE的结构意义就是“做出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事件”或“出现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状态”,域外论元的题元角色就是涉及者,在具体语境中译解出不同的题元意义,故而在上古时期表现出述宾关系的多样性。Feng(2015)已经指出,应用INVOLVE结构可以生成表层形式相同而具体意义不同的例子。本研究进一步说明,抽象轻动词短语根据具体语境可以有不同的译解,表达人们所选取的事件的不同方面,由此造就了旁格宾语题元角色的多样性。下面以表层形式相同的[逃+DP]为例: (55)申包胥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 (56)逃墨必归于杨。(《孟子·尽心下》) (57)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这三例中的[逃+DP]都是旁格述宾式。例(55)中“逃赏”可被解释为既因“赏赐”的出现而逃跑,也是从面对“赏赐”的环境里逃跑,与“逃臣”“逃其难”类似,“赏”与“逃”之间是多重涉入关系;例(56)中“逃墨”则是“从墨子那里逃走”,“墨”是“逃”的来源;例(57)中“逃楚”则是“逃到楚国那里去”,“楚”是“逃”的目的地。“逃”与其后的名词之间有不同的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名词所指称的都是“逃”这一行为的涉入成分,只是由于上下文对事件牵涉成分的不同选取,译解出了不同的具体意义。12也就是说,上古时期虽“无标记”而又能表达不同述宾语义关系的现象,不是由词项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结构中的句法操作及其语义转译所导致的。 如上所述,介词省略方案、施用结构方案、多种轻动词方案实际上都只能用不同的功能词来解释不同的语义,总会有“漏网之鱼”不能对应的语义。若为了应对不同的语义而设立不同的功能词,则必然会造成功能词系统上没有原则控制的膨胀。INVOLVE方案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因为述宾式的结构意义可被统一解释为“涉入”,而将具体语义的释解交由具体的语境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INVOLVE就是一揽子工程,就如同H2O,一揽子把各种各样的水全都包括了。 第二,既然INVOLVE的结构意义是“涉入”义,因此多重关系类、动作类旁格述宾式的存在也是被句法结构所允许的,尽管它们不是过去常见的工具、原因、对象等等,但也是事件中的间接参与者,可以是人们所选取的事件的时空信息。 第三,不难看出,采用抽象轻动词方案,可以统一解释单宾和双宾两种旁格的述宾式。譬如,单宾式如“田孟诸”一类的句法结构,可以统一图示为例(58)所示的句法结构:  这里涉入成分“孟诸”出现在VP指示语位置上,而动作的发出者则出现在vP指示语位置上。如上文所说,轻动词v以VP为补述语,根据Chomsky(1995)的理论,由于轻动词v没有语音形式,故具有强特征,促发了下层中心语“田”(打猎)上移和合并到上层中心语v的位置,于是形成了“田孟诸”。13 双宾式“闭之门”的句法结构,则如例(59)所示:  与“田孟诸”相同的是,VP中心语“闭”受无音轻动词吸引,上移和合并到v的位置上;略有不同的是,动作的受事论元“门”出现在V的补述语位置上,因此形成了双宾式“闭之门”。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通过“中心语本身的词汇特征会影响表层形式”这一基本事实预测:中心语本身是二元动词或三元动词,一定可以形成双宾式,如“闭之门”;而如果中心语本身是一元动词或名词、形容词,那么就会形成单宾式,如“田孟诸”。14 第四,不仅如此,采用抽象轻动词方案,还可以解释旁格述宾式统一的句法位置。不同语义的旁格述宾式都处于同一层级,并没有出现在多个层级,这也是因为尽管语义不同,但是它们在句法结构上都是轻动词短语。进而言之,旁格述宾式与受事述宾式也处于同一层级。按照Huang(1997)的观点,所有的谓语中都含有轻动词,即受事述宾式也可以被处理为轻动词短语。两者理所当然地具有相同的句法位置。 第五,INVOLVE方案最大的优越性是它的预测能力,这正是建立在归纳概括的基础之上的其他方案所缺乏的。如上所述,INVOLVE结构本身的结构意义是“做出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事件”或“出现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状态”,其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激活/启动不同的涉入者(involvers),无论这个涉入者后代由介词标记与否。 事实上,本文所发现的多重涉入类、动作涉入类述宾式,正是在Feng(2015)方案下预测出来而后被发现的结果。冯胜利(2013)也提出,利用轻动词句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测知一大批‘前介词结构’”。换言之,INVOLVE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上古时期更多的“有介词的意义而找不到对应介词转说”的述宾式。 毋庸置疑,其他三种方案的短处正是INVOLVE方案的长处,而同时还可以预测新现象,既具有充分的解释性,也具有准确的预测性。不得不承认,INVOLVE方案是我们目前认为的最佳方案。 6 结语 本文以上古文献《左传》《论语》和《孟子》为语料基础,发现上古时期旁格述宾式具有具有题元关系丰富、表层形式单宾双宾均可、整体句法位置统一,且担任述语词样类繁多等语法属性,从而进一步釐清了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这一重要的语言事实。此其一。其二,本文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充分比较和分析了现存三种可能方案的优与劣。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进而以修正的抽象轻动词方案来解释上古旁格述宾式,重申冯胜利(2005,2014)所说,旁格述宾式的底层结构是轻动词结构,其表层形式是经过核心词移位的句法操作派生出来的基本思想。我们发现,虽然有些旁格述宾式在上古汉语同样可以找到“介词转说对应式”,但最为重要的是,上古轻动词促发移位的表层形式并不永远都有一个对应的介词转说对应式。 在这一理论和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进而提出:旁格述宾式表达的题元意义是“做出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行为”或“出现一个涉及到某事物的状态”。在具体语境中,旁格述宾式表达的涉入关系可以被译解成多种多样的vP内并现行为的复杂事件。正因如此,“逃V”在《左传》里既可以是“从…逃(逃师)”,也可以是相反的“向…逃(逃诸侯)”;既可以表达复杂事件如“有/出现了…就…”的解读(逃臣=见臣就逃),也可以理解或发展为“因…而逃”之意(逃难=见难就逃或因难而逃)。过去所说的上古汉语“述宾”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在我们看来是由轻动词促发移位而造成的。抽象轻动词方案能够充分解释上古汉语旁格述宾式的各种属性,从目前的情况看,恐怕是最富有解释力的方案之一。 旁格述宾式现象的研究再次证明了上古句法上存在着一个更为抽象的“涉入(INVOLVE)”轻动词,它既可以是有声的(overt,如“为”),也可以是无声的(covert)。这一发现无疑为将来对轻动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这种解释方案下,旁格述宾式的演变与汉语史上的其他变化同步而行,是汉语综合和分析双向演变重要体现之一。Huang(2005,2009,2015)、冯胜利(2009)都认为轻动词结构的演变体现了古今汉语的类型差异:上古时期的轻动词语音上隐形无声,于是激活轻动词促发的核心词移位,表现出丰富的综合型的语言特征;而中古以后,轻动词在韵律作用下语音显形,不再能促发移位,于是汉语表现出显著的分析型特征,15而轻动词结构也变成了“事关语言类型的本质”(冯胜利2009)。正如Peyraube & He(2019)所说,“通过使用‘轻动词’的理论和工具,来深化对古代汉语多个基本结构的分析,并解释为什么介宾短语的使用在古代汉语中如此罕见”的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位汉语历时语言学研究者都应)在将来的研究中考虑到韵律形态和‘轻动词’在句法结构演变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旁格述宾式正属于轻动词结构中之一种,其理论价值也毋庸置疑。 本文主要讨论了上古阶段的旁格述宾式,并提出了解释方案,其他时期的旁格述宾式究竟如何发展、如何演进,还有待将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Beavers,John.2009.Predicting argument realization from oblique sematics.Little Words:Their History,Phonology,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and Acquisition,eds.by Ronald P.Leow,Hector Campos,& Donna Lardiere,121-130.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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