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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首先考察了官话方言双音节连上变调的性质和类型,进而借助逆向异化、连调中和效应及调位恢复效应等,讨论了官话不同类型连上变调的成因。文章认为,现代官话方言的连上变调及其与相关连读组合的连调分合,目前仍是基于连读语音条件敏感,且受方言字调语音格局、连调系统制约的语音变化。 关键词：官话方言；连上变调；逆向异化；连调中和 作者简介：吴永焕，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汉语方言学、历史语言学、当代音系理论。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YY040）的资助。 1 引言 官话方言中的连上变调,颇受学界关注。变调的性质、类型及成因等,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亓海峰和石锋1998;平山久雄1999)。然而,由于连读变调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连调研究理论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机制与成因,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揭示。连上变调带给学界的诸多困惑,至今仍是困扰学界的难题。试想,同为官话方言,为何有些方言的连上组合前字发生变调,有些方言并不变调?上声调值类型相同的方言,连上组合为何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前字变调?而上声调值类型存在显著差异的方言,连上变调又为何会拥有相同的连调分合类型?本文旨在基于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跨方言考察,1梳理连上变调的类型,剖析连上变调的机制,并借助连上变调制约因素的交互,讨论官话方言连上变调不同类型的成因。 2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性质和类型 官话方言双音节连上变调,属邻接交替式的语音变调。连读组合后字韵律突显,不变调,前字以后字调值为条件发生变调。连上组合既可以是双音节词,也可以是双音节短语,因而属跨词连调。这里不妨以北京话、济南话的连上变调为例,其变调读音情况具体如表1。 表1 北京话、济南话的连上变调  北京话的“姐姐”“奶奶”等词,后字214变读轻声,以及西安话的“鼓手”“打手名词”等词,后字上声53变读31,双音节词形成的连调组固然也属连上组合,但连读变调的词调性质及后字变调的变调规则,均与我们所讨论的连上变调不同,故不在本文连上变调的考察范围。 连上变调问题既涉及到前字调值的变读,也涉及连上变调与其他连读组合的连调分合。官话方言连上变调前字变读的类型,大致有变读升调、变读平调、变读降调、不变调等4类,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前字变读的读音类型  表2中TS用以标示连调,数字1、2、3分别标示前字变读升调、平调、降调的调值读音类型,数字0标示连上组合前字不变调的类型。据孙立新(2007:55),西安话词调一类的连上组合,如“冷水”“手纸”等词的连读变调,前字多变调;跨词连调一类连上组合,如“洗手”“打井”等动宾短语的连调,前字通常不变调。因此,这里将西安话划归连上变调前字不变调的TS0类型。 依据连上变调与其他连读组合的连调分合,官话方言连上变调又可划分为读同阴平、读同阳平、读同去声(含读同阳平去)、连调独立等4类,具体见表3。 表3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与其他连调分合的类型  TS依然标示连调,字母A、B、C分别标示连调合并读同阴平、读同阳平、读同去声的类型。烟台一带三调方言,相比周边四调方言呈现为阳平并入去声的调类合并,该方言连上变调读同去声的类型,本文用BC标示。据目前所掌握的方言调查材料,官话方言也存在连上变调不与其他连读组合连调合并的情况,这里称之为连调独立型,用字母D标示。 3 影响变调及连调分合的因素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较为复杂。在讨论连上变调的类型成因之前,有必要先对影响或制约变调及连调分合的三个重要因素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 3.1 逆向异化 连上组合为同调双音节连调组,双音节连读组合受节奏、韵律因素影响,亦或因发音生理的限制,前后音节调值往往会在调域高低、调型的旋律曲线方面发生一些变化调整。官话方言中的连上变调既然是邻接交替式的语音变调,连上组合后字音节韵律突显,不发生变调,那么,异化音变的音系操作选择的自然是逆向异化,前字音节发生变调。逆向异化是以连读组合的调值读音为基础的一类语音变调,这也就意味着,同调连读组合变调的关键,不在连读字音的调类,而在调值。例如,徐州话阴平为低降升调213,连阴组合后字不变调的情况下,前字受逆向异化因素影响,变调24(苏晓青1985)。成都话去声调值为213,连去组合后字不变调的情况下,前字受逆向异化因素影响,也存在变读24的情况。试比较: 表4 徐州、成都方言低降升调连读组合的逆向异化音变  成都话去声调值为低降升调(梁德曼1993)。有调查报告调位标音为低升调,但调位标音后往往附有113或213等低降升调的调值说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2003:14-15;秦祖宣2015)。以往我们通常认为,成都话低降升调连去组合前字不变调。不过,据笔者复核,成都话连去组合后字韵律突显的情况下,前字也存在变调的情况。2这里不妨借助成都话连去组合“第二”的声学数据作简要说明,音频取自侯精一主编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见图1。  图1 成都话连去组合“第二”的波形和基频曲线图 连去组合“第二”的声学数据显示,后字“二”的时长约390毫秒,基频曲线清晰呈现为降升的变化。由此可知,后字依然为降升调,属不变调。而前字“第”的时长约190毫秒,前部最低处基频约269赫兹,尾部最高点基频约291赫兹,升幅约22赫兹。由此可以看出,前字由降升调变读为升幅不大的升调,发生了变读。从听辨感知的角度考虑,前字音高变化虽属微升,时值也不算长,但在后字降升音高变化的连读语境对比之下,听辨前字变读升调的变调,也不是难事。 3.2 调位恢复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连读组合明明发生了一定的连调读音变化,可包括母语者在内的语音听辨者却常常认为没有发生变调。例如,普通话的连去组合,徐世荣(1999:105)曾有过“前一个字不能再保持51,而变得接近53”的描述。北京话的“去声+去声”组合,罗常培和王均(2002:145)也有过前字变读“半去”的讨论。连去组合前字尽管存在变半去的变读,可母语者往往并不区别连去组合前后音节的调值差别,常常认为前后音节调值相同,即前字音节并没有发生调值的变化。 连读语流中声调的听辨感知,受听者大脑声调知识经验及连读组合发音场景中各类线索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然而,有一个要素不容忽视,那就是声调的音位恢复效应,简称调位恢复效应。所谓音位恢复效应,是指听者在言语加工过程中能够知觉到事实上已经缺失的音位(杨玉芳 2015:88)。如果说逆向异化易于引发同调连读组合前字调值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声调的音位恢复效应则易于使同调连读组合的听音者,听辨感知层面忽略逆向异化的变化结果,认为没有发生连读变调。3如果单纯从连读变调的声学层面考察,声调在连读语流中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语音变化。而从调位恢复效应角度考虑,包括母语者在内的听辨者,其听辨感知往往会受到调位恢复效应的影响或干扰,对连读中发生变化的调值进行一些修复。调位的完全修复,意味着听者听辨感知出的是声调范畴的目标值。因此,连读组合是否发生变调,既与连读组合调值是否发生变化有关,也与听辨者对连读变调的听辨知觉有密切关系。 官话方言中同调连读组合,有些连调语音变化较小,仅呈现为非声调特征性的细微音高变化,如普通话连去组合,前字51变读53,调值并未出现音高、调型特征上的显著变化。有些连调语音变化较明显,属声调特征性变化,如普通话连上组合,前字由曲折调214变读升调,调值出现由低降升调变读升调的显著变化。通常情况下,非声调特征性变化,由于语音变化较细微,容易被听者的“音位恢复效应”修复,故语音变化往往被听者忽略。而声调特征性变化,由于语音变化相对显明,易于屏蔽听者的“调位恢复效应”,因而容易被听者感知。当然,也不乏一些听音人,即使是声调特征性变化,由于连读变调调值不稳定,调值清晰度降低等因素,依然可能会受“调位恢复效应”干扰,认为连读组合没有发生变调。 3.3 连调中和效应 连读组合发生变调之后,常会与读音比较接近的其他连读组合发生连调合并,而连调的合并,往往会牵引已发生变调的声调,发生进一步的调值变化。如天津话的高降调去声53,连去组合前字变读低降21的连读变调(李行健和刘思训1985;石锋1986)。试比较: 高降调连读,如果后字韵律突显,不变调,连读组合逆向异化,前字高降调依据音理易于变为调域稍低的降调,即53变读为42。天津方言的连去组合,前字为何变为低降21 结合连调合并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连去组合极有可能因受到“阴平+去声”前字低降的连调读音的牵引,降调42进一步变化为低降调21。高降调连读组合,前字变读低降调的音变过程,平山久雄(1999)也曾做过分析。他认为:“53连读的时候,前一个高降53可能变得较低而为42,这个42后来和阴平31合并。”连调合并及合并引发的连读变调调值的进一步语音变化,这里称为“连调中和效应”。由此看来,天津方言高降调连去组合,前字变读低降调21,除了逆向异化音变的因素外,连调中和效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何连读变调易于受到其他类型组合连调的牵引,并入其他连调,或者说,为何变调易于受连调中和效应影响,发生调值的进一步变化?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连读变调往往会改变声调单字调层面的特征差别关系。单字调层面差别明显的调值,连调层面因变调可能变得较为接近。例如,安徽芜湖话的连上组合,前字上声由213变读24,变调调值24相比单字调213,与本方言高升调阳平35调值更为接近。其二,连读语流中的声调,时长往往会缩短,再加连调语境的干扰,调值的清晰度也会有所降低。例如,前文提及的成都话“第二”的前字,声调时长约190毫秒,不及后字390毫秒的一半。连读前字变读升调,基频的升幅也仅22赫兹。变调较短的时长,较小的升幅,再加上连读后字调值的干扰,势必会给听音人连调读音的调值听辨带来困扰。如果说连调读音接近可为连调合并奠定一定的语音基础的话,那么变调调值清晰度的降低,则为变调受音近连调牵引并入相关连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影响连读变调的三因素,作用各有不同。逆向异化引发的先行协同发音,往往为同调连读组合的变调奠定一定的语音基础。连调的中和效应,则易于牵引变调发生进一步的语音变化。连读变调已然发生,如果易被听音人听辨感知,通常会被认为是发生了变调。如果连读变调在声学层面已然发生,听辨感知层面却受到听音人调位恢复效应的屏蔽,则往往会被认为是没有发生变调。 4 连上变调类型的成因 官话方言中的上声调值,大致有降升调、低降低平调4、升调、高平调和高降调五类。五类调值构成的连上组合,前字变读类型大致存在变读升调TS1、变读平调TS2、变读降调TS3与连上组合前字不变调TS0四类,连调分合类型则大致存在读同阴平TSA、读同阳平TSB、读同去声TSC(含读同阳平去TSBC)与连调独立型TSD四类。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上声的读音类型,以及不同类型连调受逆向异化、连调中和及调位恢复效应因素影响的情况,可以简要归纳为表5(+表示受到影响,—表示没有受影响): 表5 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上声的读音类型及影响连调的因素  官话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变读升调的类型TS1,连调分合既有连调独立的TSD,也存在变调读同阴平的TSA和读同阳平的TSB。连调独立型方言的连上变调,连上组合仅仅是受到了逆向异化音变因素影响。据目前所掌握的官话方言材料,连调独立型TSD主要出现在连上组合前字变读升调的一些方言中。例如,河北河间话(河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756)与安徽滁州话(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7:191)的连上变调,见表6。 表6 河间、滁州两方言的上声调值、连上变调规则及字调语音格局  低降升、低降低平调构成的连上组合,如果仅受逆向异化音变因素影响,前字变调多变读低升调。如果连调层面受到其他高升调的语音牵引,发生连调中和,连上前字调值因连读中和效应因素影响,也存在变读高升调的情况。例如,平谷话(陈淑静1998:59)与北京话的连上变调,见表7。 表7 平谷、北京两方言的上声调值、连上变调规则、字调语音格局及变调类型  平谷、北京两方言的连上变调,前字变读的类型与变调的语音机制均相同,连上变调与高升调35合并的语音机制也一致。只是平谷话的单字调35是阴平,北京话的单字调35是阳平。两方言字调语音格局稍有不同,影响到连调分合,才使得平谷话呈现为读同阴平的TSA,北京话呈现为读同阳平的TSB。平谷话与北京话地理邻近,假如平谷话、北京话早期字调语音格局相同或相近的话,那么字调语音格局的改变,虽然没有影响到连上组合低降升调连读的语音基础,却影响到了连上变调并入其他连调的音系条件,故平谷、北京两方言连上变调前字变读的类型一致,连调合并的类型却出现了不同。 官话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变读平调的TS2类型,方言点数量相对较少。方言的上声调值多为低降升调或升调,连调分合类型多为读同阳平的TSB,以及读同阳平去的TSBC。例如,山东枣庄话(刘娟1994b)、长岛话(钱曾怡和罗福腾1990)与烟台话(钱曾怡等1982:69)的连上变调,见表8。 表8 枣庄、长岛、烟台三方言的上声调值、连上变调规则、字调语音格局及变调类型  既然低降升调连读,受逆向异化因素影响,前字易于变读升调,那么,长岛、烟台等方言低降升调构成的连上组合,连读前字变读升调,也就拥有了与枣庄话上声相同或相近的调值读音类型。枣庄、长岛、烟台三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变读高平55,皆是因连上变调与方言“阳平+上声”连调合并,受连调中和效应因素影响的结果。烟台话相比长岛话,阳平、去声合并,四调变为三调。方言单字调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连上变调前字并入高平调的语音基础和音系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故连上变调仍保留了与长岛话较为接近的连调分合类型。 官话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变读降调的TS3类型,既有高平调连上组合前字变读高降调的情况,也有高降调连上组合前字变读低降调的情况。高平调连上组合,前字变读降调,连调分合存在读同阴平TSA、读同阳平TSB和读同去声TSC等不同类型。例如,山西广灵话(马文忠1994:4)、山东济南话(刘娟1994a;钱曾怡1995)与河北栾城话(河北省栾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883)连上变调,见表9。 表9 广灵、济南、栾城三方言的上声调值、连上变调规则、字调语音格局及变调类型  高平调连读,前字变读降调。平山久雄(1999)认为音理上不容易解释。事实上,该类连读组合后字韵律突显、不变调,连读后字的调高常出现高于前字的情况。前字高平调的调尾,受后字高平调高调头音高重置的影响,易被异化为非高。因此,高平调连上组合受逆向异化音变因素影响,前字高平也存在变读降调的语音机制。 逆向异化引发的连上变调,进一步受到连调中和效应的影响,与本方言前字读降调的其他连读组合连调合并。广灵话连上变调呈现为读同阴平的TSA,前字变读53。济南话呈现为读同阳平的TSB,前字变读42。栾城话型则呈现为读同去声的TSC,前字变读31。 高降调连上组合,前字变读低降调,连调分合据目前所掌握的官话方言材料,多为读同阴平的TSA类型。例如,山西运城话(吕枕甲1991:7)与临猗话(王临惠2009)的连上变调,见表10。 表10 运城、临猗两方言的上声调值、连上变调规则、字调语音格局及变调类型  高降调连上组合,后字韵律突显、不变调,保持着高降的调值。前字由于节奏韵律影响,调高音域降低,之后受连调中和效应因素影响,读同阴平的低降。单纯从连读变调的音理分析,其理据与前文讨论的天津话高降调连去组合前字因连读中和效应因素影响变读低降的情况基本一致。 连上不变调的TS0类型,成因相对简单,无非两个方面:其一,连上组合没有发生逆向异化;其二,连上组合的逆向异化,被听音人或调查者的调位恢复效应屏蔽。前者情况较简单,直接处理为不变调即可。后者情况稍复杂。有些方言连上组合前字调值变化较细微,属声调非特征性变化,连读变调的细微变化往往被听音人的调位恢复效应修复,或者是被调查者调位标音处理为连读不变调的类型。有些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原本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调,属声调特征性变化,部分听音人或调查者也受到了调位恢复效应影响,听辨感知层面对连读变调音值进行修复,从而将连上变调处理为连读不变调的类型。为便于问题说明,这里不妨借助乌鲁木齐、哈尔滨两方言的连上变调的声学表现作简要分析。乌鲁木齐、哈尔滨两方言连上组合“保姆”的波形、基频曲线图具体如下,音频取自侯精一主编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CD。见图2。  图2 乌鲁木齐话(左)、哈尔滨话(右)“保姆”一词的波形、基频曲线图 乌鲁木齐方言高降调上声连读,前字仍为高降调,后字降调虽然出现一些降阶,但仍保持着高降的调值。连上组合前后字,调值变化均不大。哈尔滨方言低降升调上声连读,后字仍保持着低降升调的读音,前字则变读为升调。连读组合前字由降升调变读为升调,变化相对明显一些。无论是前字调值变化较小的乌鲁木齐方言,还是前字调值变化较明显的哈尔滨方言,据目前所掌握的调查材料,均存在着连调考察没有注意到连上变调,或连调描写没有涉及连上变调相关内容的情况。据吴永焕(2014),乌鲁木齐方言连上组合的前字变调,属声调非特征性变化,连调记音可以处理为连读不变调;而哈尔滨方言连上组合的前字变调,属声调特征性变化,连调记音则应注意审音,记录出该类变调。 5 余论 官话方言的连上变调,古代文献中已有一些相关的记录。5另外,官话方言今上声调值与北京话214不同的一些方言点,连上组合也存在前字变调读同阳平的案例,如山东济南话。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官话方言中的连上变调,可能不是一般语音规律的语音变调,更可能是一个历史音系学的问题(吴宗济1982;亓海峰和石锋1998)。平山久雄(1999)也曾试图借助声调的历时演变,讨论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和成因。 本文并不否认现代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成因,与方言声调的历时演变存在一定联系,因为现代方言连调赖以发生的语音基础及音系制约条件,显然均是方言声调系统历时演变的结果。不过,本文基于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跨方言考察,发现官话方言连上组合无论是前字变调的发生,还是前字变读类型、连调分合类型的形成,均明显受到方言字调语音格局及连调系统等共时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从前字变读的类型来看,官话方言连上组合的前字是否发生变调,主要取决于连上组合是否发生逆向异化音变。而连上组合逆向异化音变的发生,以及逆向异化音变发生后、前字又会变读为何种读音类型,归根结底又与方言上声的单字调值,以及方言连上组合特定的韵律条件有密切关系。就拿官话方言连上组合前字变读升调的类型来说,该类型方言上声的单字调值多为低降升调、低降调或低平调等低调。另外,连上组合之所以发生逆向音变,前字之所以发生变调,连读字组后字韵律突显的韵律结构,显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从连调分合的类型来看,官话方言连上变调与其他连读组合的连调分合,主要取决于连上变调是否会受到连调中和效应的影响,与方言连调系统内其他连读组合发生连调读音合并。而连读层面连调中和效应的发生,以及连调中和后又会呈现为读同阳平、阴平、去声的哪种类型,归根结底又与方言字调语音格局为连调中和提供了怎样的语音条件有密切关系。就拿山西广灵话与山东济南话来说,两方言连上组合均为高平55调构成的连读字组,连上变调前字也均为变读高降调的类型。只是由于广灵话字调语音格局中的高降调为阴平53,济南话字调语音格局中的高降调为阳平42,故广灵话连上组合前字变高降,受调值读音相近阴平调的语音牵引,变调读同阴平,而济南话连上组合的前字变高降,受调值读音相近阳平调的语音牵引,变调读同阳平。 从连调派生的音理方面考虑,连调如果以连读字组的单字调值为前提基础,且以连读组合的韵律因素为重要制约条件,那么很显然,该类连调是基于连读组合共时语音条件敏感,以共时层面单字音调值为基础派生的语流音变形式。连读变调与其他连读组合的分合,如果也依赖于方言共时连调系统内是否存在读音相近的连读组合,依赖于方言字调语音格局是否能够为连调中和提供读音相对接近、易于发生连调读音牵引、导致连调合并的共时语音条件,那么,连读变调的连调分合,显然也是以声调系统的共时条件为语音基础的。 如果用连调派生的上述音理,来考量现代官话方言连上变调的类型成因,官话方言不同类型连上变调的形成,既与方言上声的单字调值关系密切,也与逆向异化、连调中和效应及调位恢复效应等因素对连上组合连调读音的影响密切相关。具体而论,方言上声调值的具体读音为连上变调是否发生、变调变读不同读音类型奠定了一定的音值基础,而逆向异化、连调中和效应及调位恢复效应诸因素的交互,则具体决定着连上变调是否发生,变调一旦发生又会呈现为何种连调分合类型等。由此看来,现代官话方言不同类型的连上变调,明显是基于声调系统的单字调所派生的一类语流音变形式,是基于连上字组共时语音条件敏感、且受方言字调语音格局及连调系统制约的一类语音变化。 诚然,官话方言中也有少量方言点,相比周边方言,存在声调系统随时间推移发生一定历时变化的情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只要声调系统中连上变调派生的语音基础和音系制约条件没有受到影响,变调通常仍会保持原有的与周边方言大体一致的类型。例如,烟台话相比长岛话,四调虽变为三调,但两方言连上变调及连调合并的类型仍大体一致。相反,如果方言字调语音格局与音系制约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变,且影响到连上变调及其与其他连读组合的连调分合,变调则易于出现与周边方言不一致的类型,例如,平谷话的阴平35、阳平55两调,与北京话阴平55、阳平35,字调语音格局层面存在调值互换的情况。字调语音格局系统的差异影响到了连读层面的连调分合,故两方言连上变调出现了读同阴平TSA、读同阳平TSB的类型差异。 参考文献 Bao,HuaiQiao(鲍怀翘),& Maocan Lin(林茂灿).2014.Shiyan Yuyinxue Gaiyao 实验语音学概要(增订版)[Introduction to Experiment Phonetics(revised edition)].Beijing: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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