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理论 > 古代文学 >

明清中原《诗经》学概述

http://www.newdu.com 2020-10-22 未知 曹自斌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诗经》学在整体上顺应了整个《诗经》学发展的大趋势,但又有鲜明的不同之处。明代中后期的中原《诗经》学更注重训诂与考证,这与其他地域的学者显然差别很大。清代的中原《诗经》学早期在夏峰理学的影响下,更加注重“道”的追求,后期由于受到了“徽派朴学”的影响,转而注重考证与训释。明清中原《诗经》学成就虽没有达到学术顶峰,但其成就亦不容小觑。
    关 键 词:明代/清代/中原地区/《诗经》学
    作者简介:曹自斌(1985- ),男,河南鲁山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献学。
     
    明代的《诗经》学是一个嬗变的过程,明初的《诗经》学主要尊朱熹《诗集传》,尤其是永乐二十年《诗经大全》的颁布,在官方认可了朱熹《诗集传》的地位。《诗经大全》依靠元代学者刘瑾的《诗传通释》改编而成,刘瑾学问渊源于朱熹,其《诗传通释》主要是对朱熹《诗集传》的进一步阐明。官方的态度更是推动了朱熹《诗》学的权威统治作用。
    这个时期的《诗》学著作集中的特点是辅翼朱熹《诗集传》,较有代表性的有朱善的《诗解颐》、邵弁的《诗序解颐》。朱善字备万,号一斋,丰城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诗解颐》四卷时认为,此书完全是元人恪守朱熹《诗集传》的传统,然而在治学方面,又透露出元人务实的学风。邵弁字元伟,太仓州人。其《诗序解颐》一卷专门阐明朱熹《诗序辨说》的论述。
    明初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主要有:李贤的《读诗记》(佚)、《咏毛诗》(佚)、刘昂的《诗经直解》(佚)、许诰的《诗考》(佚)、李承恩的《诗大义》(佚)、高尚贤的《诗经摘玉》(佚)。中原学者在这个时期的《诗》学著作今虽不传,但通过梳理学者文集尚可整理出一些他们的《诗》学态度及方法。李贤字原德,河南邓州人。著有《读诗记》(佚)、《咏毛诗》(佚)。据李贤《古穰集》载《咏毛诗》自序曰:“近看《诗经》文公《集传》诸儒论说解释,义理了然明白,一时读诵自觉通畅。”可知李贤在治《诗》学方面,亦是本于朱熹《诗集传》。
    明中期,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派”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号召,以复古为宗旨。其后又有“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号召,这种自由的文学观是受到了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影响。整个文学风气的复古思潮对《诗》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之“朱熹《诗集传》,自南宋末叶至明代初期,经过众多诗家的发挥、阐述和订补,似已剩义无多,不可能再有多少新的作为了,于是治《诗》之家,遂转而上溯古义,复宗毛郑”[1](P426),较早采用“汉学”研究《诗》学的有吕柟和袁仁。吕柟的《毛诗序说》主《小序》,所论皆以《序》言文本,不理会别家异同。袁仁的《毛诗或问》讥讽朱熹《诗集传》如盲人扪象,攻击朱熹不胜劳力,最终主《序》。其后,又有李先芳的《读诗私记》论《诗》主《毛诗传》《郑玄笺》;朱谋韦的《诗故》论《诗》采用《小序》首句,并参以考证;郝敬的《毛诗原解》论《诗》恪守《小序》而辩驳朱熹;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论《诗》主孟子“知人论世”之说,涉及名物训诂的地方则详细考证。这些学者在《诗》学方面采用“汉学”的方法研究,推动了明中期《诗》学研究的复古。另外姚舜牧的《诗经疑问》、陆化熙的《诗通》、贺贻孙的《诗触》等在解《诗》时杂采众家以成论说,这说明在复古思想的影响下,《诗》学的研究也已经追古,而重新审视朱熹的《诗集传》。
    明中后期的中原学者解《诗》亦是主张恢复“汉学”以求正解。明中后期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有:沈鲤的《毛诗折衷》(佚)、刘逴的《诗经效蜜录》(佚)、曹代萧的《诗经要旨》(佚)、李希召的《诗经元义》(佚)、王廷谏的《诗经捷解》(佚)、邱云程的《诗经醒心篇》(佚)、蔡毅中的《诗经辅传》(佚)、王逢元的《诗经题解》(佚)、陈耀文的《经典稽疑》、朱睦的《五经稽疑》、安世凤的《诗批释》。中原学者《诗》学的群体特征是主《小序》但不泥于《小序》,重训诂,杂采众家学说。陈耀文治经属于经学复古一派,主于“汉学”而非程、朱,潜心训诂,其所考证材料翔实,结论也颇为中肯,《四库提要》评价其《经典稽疑》为:“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2]陈耀文治《诗》重考证,对《小序》虽时有辩驳,但大多数篇义还是采用《小序》解义,其学术观点主要辩驳朱熹《诗集传》。朱睦的《诗》学研究亦是主张复古,其认为经学一秉宋儒,以至于古人解经的论述都不再传承,于是其访求海内通儒,以期望古人之学能流传于世,如李鼎诈《易解》、张洽《春秋传》有赖于朱睦才得以流传。朱睦在《五经稽疑》中采用“汉学”重训诂的治学方法,考证《序》之不当处,杂采众家。许诰治经亦主张“辩诸儒以求道惑”。李承恩的《诗大义》(佚)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卷一评价曰:“辨析精当,多先儒所未发,谓圣人之微言莫大于经,而穿凿好异者失之。”这个时期的中原《诗》学研究虽主张恢复“汉学”,但并不拘泥于汉儒经解,对《小序》有采用有舍弃,而对先儒诸家学说,则杂采汉宋,没有专门主一家之说,这点与朱谋、郝敬、何楷等人的治《诗》不同。
    中原学者中,亦有不致力训诂而求诸本心,不究心于《诗》义的阐释,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体验,多结合自身的经历,以求《诗》之性情。沈鲤治《诗》主《序》但不拘泥于《序》,主张从本心出发,求性情于《诗》,其曰:“《诗》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读《诗》者取其可以为性情之助,观感之资,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读之而有得于心也,虽微《诗序》而不为略,循其章句而无益于身心,《序》虽详也,奚裨焉?”[3]沈鲤的治《诗》方法影响很大,万历年间“竟陵派”钟惺治《诗》与沈鲤颇相类似,并对天启年间的商丘人安履吉《诗》学治学方法有所影响。对于这种仅吟咏性情不关注圣人之道的治《诗》态度,安世凤并不赞同。安世凤治《诗》主张复古,以求圣人之道,而对于仅仅玩味《诗》中景色、以吟咏性情的解《诗》方法深恶痛绝,其《诗批释》序曰:“谓《诗》,昔先王以观治立教,岂所为人文字之玩?而予遗其大而志其细,斯云侮圣言者邪?是实不然。日月之临也,雨雪之润也,山之镇柱而川之灌涤也,乾坤藉之以立民,物由之以生,厥功大矣。然人于日之暄妍,月之清皎,雨之霏微,雪之回薄,山川之奇秀而浩渺,未尝不爱而玩之,而未闻有罪其亵天者,良以造化之情万缘毕备,其可爱而玩者,固自其中之一也。天地不以日月雨雪山川娱人,而玩之者不为亵;先王不以声诗娱人,而玩之者不为侮,岂予自逭哉!予于此有感矣。……学之者尚置《三百篇》于不道,而况治身治民之方乎?故曰道迩求远,事易求难,欲政事文章之复古也,胡可得已?”[4]
    洪湛侯先生在《诗经学史》中认为:“明代晚期,《诗》学为科举所用,朝廷以《诗》义取士,完全按照科举制艺形式,无复研究可言。”[1](P421)这个时期的《诗》学主要为科举服务,科举“八股文”考生论述的内容有限制,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而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这种程式很固定。《诗》学为了顺应这种社会需要,学者治《诗》多从讲解字义、寻求章法、文风文脉等方面出发,也出现了采用八股时文评点的方法评《诗》,这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诗》篇文学意义上的发展,但对经学的发展作用并不大。主要有戴君恩、孙鑛、钟惺等。孙鑛的《孙月峰评经》对于《诗》篇字句、艺术结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钟惺的《批点诗经》主品题而不拘泥有训诂考证。明晚期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有:杜铉的《诗经略解》(佚)、安履吉的《安氏诗义纂》(佚)、冯玮的《毛诗解》(佚)。天启年间的中原学者安履吉治《诗》主张以经明道,吟咏性情,以阐明圣人之道,力图摆脱治《诗》为科举服务。刘榛《虚直堂文集》中有《安氏诗义纂序》,其曰:“吾里前辈安君履吉者业《诗》,病世之说《诗》者未至也,而为之纂。或曰:经不以帖括而愈明乎?曰:经以明道,道亡而经何有?彼夫汲汲焉怀利而弛章句之末,而希工于文艺,即区区草木鸟兽之名,亦不暇识,遑问其兴观群怨、事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适以为夺志者也,其谓之亡乎?其不谓之亡乎?虽然,有志者诚因是而反之于性情之间,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义之指归无不为一身之实用。则明经而道益明,以之修齐,以之治平,将无往而非《诗》教之所兴矣。”安履吉的《诗》学主张是明代中后期以性情解《诗》的余绪。
    目前学术界把清代的《诗》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指清初至乾隆编《四库全书》以前百余年间,实际上是‘诗经宋学’过渡到‘诗经清学’的转型期;中期指乾嘉时代‘诗经清学’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后期指道、咸至清末数十年间,这一时期,‘诗经清学’继续发展,今文三家诗派逐渐复兴。”[1](P457)总体而言,清代《诗》学从乾嘉时期,才完成了转型,成为“诗经清学”,而清代的《诗》学成就也主要在乾嘉及以后。对于清代诗经学学术倾向的概述,周予同先生在《经今古文学》中以“求真”总结之,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经文,以求解真谛。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朴实说理的治学方法对当时影响很大。清初学者更多的是注重辨析而非致力于训诂,如考据大家阎若璩的《毛朱诗说》论述《毛诗传》与朱熹《诗集传》得失,认为《诗序》虽不可尽信,但又不能全废,没有致力于章句训诂。严虞惇的《读诗质疑》亦是阐释诗意为主,多从《诗序》,而较少涉及训诂。阎严二人的诗经学治学方法在这个时期较具有代表性。清初中原学者《诗》学著述有:焦复亨的《诗画缶音》(佚)、靳洞的《毛诗集解》(佚)、牛孕杰的《诗经家训》(佚)、朱琦的《毛诗家解》(佚)、傅文运的《诗经大意》(佚)、刘大用的《毛诗集》(佚)、靳址的《诗经古韵》(佚)、吕法曾的《毛诗可》(佚)、王芝兰的《诗经彝鼎》(佚)、张沐的《诗经疏略》、冉觐祖的《诗经详说》、汤斌的《诗辑解》、刘青芝的《学诗阙疑》。
    清初中原《诗》学的发展大致符合清代《诗》学前期的特征,但有所不同。汤豫诚学宗程朱理学,其《诗经说略》本于程朱理学阐发《诗》旨。赵宗猷的治《诗》欣赏朱熹《诗集传》的编撰体例及文章家法,解《诗》先引朱熹论述,再参引诸儒学说,其《诗学启蒙》更是一本朱熹《朱子启蒙》之意编撰而成。冉觐祖在《诗经详说》中的治《诗》思路也是以朱熹《诗集传》为主,辅以孔颖达、严粲等唐宋诸儒学说。这些学者的治《诗》观符合了清初《诗》学总体宗宋的学术风气。但是中原《诗》学的发展有其地域性的学术环境。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对整个中原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讲河南辉县夏峰村二十余年,从学者众多。受其影响的中州名儒有汤斌、张沐、冉觐祖等。清初中原学者主要是传承了孙奇逢的理学思想,以“心学”入手,兼宗程朱的理学思想试图兼顾“识本心”和“格物致知”。具体在治《诗》方面,汤斌的《诗辑解》更多的是理学意义的阐发,刻意回避了训诂考证。张沐在《诗经疏略》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更多的是以“心学”为主的理学观。汤斌、张沐治《诗》以阐发《诗》义为主,主《小序》而不拘泥于《小序》,杂采众家学说。冉觐祖治《诗》主宗朱熹《诗集传》间或有不同,则杂采众家学说,更多是在维护《诗集传》的地位。汤斌、张沐、冉觐祖治《诗》虽有与朱熹《诗集传》不同处,但并未有过多的悖离。清初中原学者中主攻朱熹的有刘青芝、张远览,但二位的思路有所不同。刘青芝主采苏辙《诗集传》中的论述,主攻朱熹《诗集传》,而张远览尊《毛诗传》《郑玄笺》,与朱熹有异议者,参考众家学说。由此可见,清初的中原学者治《诗》时,在主《小序》、杂采诸儒这些方面与其他地区的学者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但清初的中原学术受到了孙奇逢理学的重要影响,推而及之在《诗》学方面所重理学观与其他地区的学者又有所不同。此外,中原学者在清初时期在《诗》学音韵方面较有成就的当属吕法曾,《中州先哲传》评其音韵成就“厘正叶音,发明古韵,直继顾炎武后”。
    清康熙时的朱鹤龄、陈启源专宗汉学,取法毛郑,提倡复古考据的学风,可视为是“诗经清学”的萌芽。朱鹤龄的《诗经通论》主《小序》,致力驳斥废《序》的不当。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篇义主《小序》,解诗主《毛诗传》《郑玄笺》。此二人的学术倾向及治《诗》方法对学者影响很大,推动了“毛诗派”往“汉学”方向的发展。乾隆二十年的《钦定诗义折衷》分章采郑玄《郑玄笺》,解诗采《小序》,可视为是官方态度从宗朱熹到宗毛郑的转变。清代学者采用“汉学”的研究方法并有着自己的时代特色,逐渐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特色的“清学”。“诗经清学”是清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个特定范畴,不同于前期的“诗经宋学”,更不同于后期的“诗经今文学”。“诗经清学”考据方面主于研究传说的主要有惠栋的《毛诗古义》、戴震的《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毛诗说》《郑氏笺考证》、焦循的《毛诗补疏》、丁晏的《毛诗郑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等;研究文字音韵的主要有段玉裁的《诗经小学》、陈奂的《释毛诗音》等。乾嘉时期的中原学者治《诗》著作有:李名扬的《诗经正字》(佚)、张运暹的《诗经疑志》(佚)、鲁东岱的《毛诗辑要》(佚)、郭塽的《葩经正韵》(佚)、常茂绩的《毛诗鸟兽鱼虫草木集解》(佚)、甄士林的《诗经音韵图》(佚)、王庆澜的《诗经明序解》(佚)、焦泽厚的《诗经毛郑解》(佚)、武亿的《经读考异》《群经义证》、陈孚的《诗传考》、张调元的《京澳纂闻·诗》。此时期的中原学者《诗》学总体特征是主《小序》,尊毛郑,杂采诸儒学说。王庆澜治《诗》宗《小序》,对诗文每句都有注解。王辂治《诗》虽本于朱熹《诗集传》,但又兼宗《小序》,调停众家之说。武亿治《诗》主毛郑,兼采唐宋诸儒。陈孚治《诗》主尊《小序》,杂采众家学说。张调元治《诗》主张《序》不可改,全部因《序》解诗。这些学者主《序》的治《诗》方法符合了乾嘉时期“毛诗派”的整体学术风气,但具体而言,中原学者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武亿是清代中原诗经学史上第一位究心于训诂的学术大家,其《经读考异》《群经义证》是诗经学方面精于考据的学术著作。武亿主“训诂”的治学方法是对中原诗经学的转变。也就是从武亿开始,清代中原诗经学研究开始步入“汉学”治学方法,武亿是这个学术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武亿的治《诗》本于训诂的方法,影响到了其后的陈孚、张调元。陈张二人治《诗》详于考证、精于训诂正是以武亿为首的中原学者倡导的学术风气推动的结果。陈孚、张调元《诗》学出现了另一个特点,即引《韩诗》佐证《毛诗》,这在中原《诗》学发展上是比较新颖的治学方法,在这个方面,他们的解诗与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有较为接近的研究方法。
    清代后期的《诗》学,《毛诗》“考据派”基本是沿着“乾嘉之学”的治学方法走下去,尊毛义成为解诗主流。这时出现了“思辨”一派,如崔述的《读风偶识》、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等能够研究《诗经》的文学意义。《三家诗》的研究在清代后期开始活跃起来,主要学者著作如冯登府的《三家诗遗说》、阮元的《三家诗补遗》、徐璈的《诗经广诂》、魏源的《诗古微》、宋绵初的《韩诗内传徵》、陈乔枞的《齐诗翼事学疏证》《诗经四家异文考》《诗纬集证》以及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中原《诗》学在清代后期主要受到了“徽派朴学”戴震、阮元、王念孙等人的影响,沿着“考据派”的方向发展,没有以“思辨”方法治《诗》的学者。清代后期的中原学者的《诗》学著作有常茂仁的《诗经臆说文王篇》(佚)、罗维藩的《诗义会要》(佚)、王安澜的《诗说》(佚)、李旭春的《诗集解》(佚)、张鸣岐的《诗经讲义》(佚)、袁云卿的《诗经详解书后》(佚)、耿愔的《读诗经笔记》(佚)、《读<诗>柄志疑》(佚)、王嗣邵的《毛诗析疑》《古毛诗》、魏寅采的《诗经古韵谱》、丁文林的《韩诗外传选》。王嗣邵是清代后期中原治《诗》学者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学者。王嗣邵的经学思想来源主要是“徽派朴学”,受到了阮元、王念孙、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等人治学方法的深刻影响,其诗经学研究主要是论证《毛诗传》文的权威性,其认为小《序》是由传文而来,虽有极不恰当之处,仍主张解诗采用《序》言,具体解读诗文则杂采众家,研究比较自由。王嗣邵对诗经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编纂《古毛诗》,虽仅存一卷,但其成就足够与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相媲美,俞樾曾评价曰:“若为全卷,足夺段氏之席。”段玉裁的《毛诗故训传定本》虽析经、传各行其本,但于经文中每篇的篇首冠以小《序》,而王嗣邵认为《序》为东汉以后作,并非《诗经》最早的面貌,主张摘掉冠于篇首的《序》文,仅存经文,每章空字的体例,则效仿段玉裁取汉石经《盘庚》分篇之例。此时的中原学者中又有宗朱熹《诗集传》的,耿愔认为朱熹对《序》的处理十分恰当,并著《读诗经笔记》《读<诗>柄志疑》以详加论述,辅翼朱熹之说。对于《三家诗》研究,清代后期中原学者中治《三家诗》者,为丁文林。丁文林《韩诗外传选》以明代薛汝修刻《韩诗外传》为底本,对原书句法古奥及说理未足的地方增加论述,并对某些脱误的地方,按照文义修正、补漏。但丁文林的《韩诗外传选》仅梳理《韩诗外传》中的一部分,不是全书的疏解。
    综观明清两代,中原《诗经》学的地域性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明清时期,中原《诗经》学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即尊《序》而重训诂、考证。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不变的,期间又出现了两个亮点,即注重吟咏诗文本身的“性情”以及“理学”思想的阐释。尊《序》而重训诂、考证这一治《诗》方法自明代陈耀文、朱睦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以后,延续至清代武亿乃至王嗣邵等人,都是围绕这条主线治《诗》。明代中原治《诗》在训诂考证方面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能够站在学术的前沿去影响其他地域的学者,但清代的中原治《诗》更多的是受外来学者的影响,如武亿、王嗣邵等都是跟随外来学者的研究方法治《诗》。明清中原《诗经》学发展中,滥觞于明代后期,形成于清初的“夏峰理学”对当时的中原学者影响巨大,汤斌、张沐、耿介、冉觐祖等学者在治《诗》方面都更多的注重《诗》的“理学”思想的阐发,虽不注重考证、训诂,甚至有些学者排斥,但其共有的特点仍然是尊《小序》,这个原则性的学术主张,是中原学者绝大多数所秉承的。明清时期,虽有中原学者注意到参考“三家诗”来阐释“毛诗”,但主体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仍然集中在“毛诗”本身的研究上面。清代后期“今文经学”的兴起,“三家诗”的研究在当时其他地域取得的成果颇为丰厚,但中原学者并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也是整个中原《诗经》学的不足之处。整体而言,明清时期,中原学者的《诗经》学成就,清代不如明代突出,两个时期的学术发展在整体上遵从了整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自己的亮点,成果虽不及其他地域学者那么突出,但也推动了整个《诗经》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沈鲤.毛诗折衷序[A].亦玉堂稿[M].影印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