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 / 凤凰出版社 / 2009年版
    1859年春天，强行到天津换约的英国军队在大沽口遭到僧格林沁军队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胜利。消息传来，朝野欢腾，惟独参赞僧格林沁的钦差郭嵩焘没什么喜色。在他内心深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必要，且是更大危机的前奏。而整个事件后来果然按照郭嵩焘的忧虑发展下去。孟泽的传记《洋务先知——郭嵩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这本传记中，作者通过大量翔实的材料，把一个活生生的郭嵩焘展现在读者面前。
    郭嵩焘显然不如同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名气大。作为洋务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他的可悲在于没有像其他三者那样把建功立业放在首位。在大清朝建功立业，就必须在既定的秩序内周旋和打拼。郭嵩焘走得太远了，他鄙视现有秩序，一心说服当局放眼世界，用世界通行的方式来看待时局、整理时局。说得简单些就是:“中国之于洋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一句话，除了日本和俄罗斯外，西方国家其实只是为“利”而来，要求通商而已，对领土没有什么企图，也不是为了让中国俯首称臣。郭嵩焘已然看到，世界对话的语境变了，中国的大一统情势下，国与国之间是宗主和附庸、征服与臣服、膜拜与赏赐的关系，如今却变为互通有无的商业往来关系，以平等和契约来相互约束。在习惯性的文化认知中，“契约”似乎是被逼无奈的结果，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是屈辱的；到了近代，契约已成约束双方的合约关系，无关荣辱。交流过程中，对方自然免不了资本主义原生的霸道和蛮横，但毕竟已经倾向于现代文明。跟洋人打交道，必须尽量了解他们的需要和目标，然后以“理”和“诚”相折冲，求得安全。可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只求暂时平安，哪里漏雨堵哪里，谁会在乎郭嵩焘的悲鸣？
    1876年，为处理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事件，郭嵩焘出使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其时，人们还普遍存在着大使就是“人质”的奇怪看法。而郭嵩焘一路走一路观察一路反思，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他很尖锐地看到，西方文明“有本有末”，船坚炮利只是表象，而风俗、制度才是根本。在洋务上先知先觉的他，命运如同所有先知一样，必然孤独地抱着自己的理念，郁郁而终。
    作者似乎没想把郭嵩焘刻画成伟岸的人物，对其性格缺陷多有描述，比如急于求成、不留情面、名士心态重等。但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一个孤独的智者，蹒跚行走在时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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