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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采用倒叙的手法，从缠足的终结讲起，然后回溯到对它起源的考证，最后止于它在文化声望和情欲诉求达到极致的明清时期。所谓的终结经历了“缠——解——缠——解”反复不定的纷乱时期，最终缠足败下阵来。“当缠足这一文化实践穷尽了现有文化符号与价值戏码能够赋予它的正当性时，其终结过程便已开始，即使还是有无数妇女每天紧紧缠裹她们的双脚，也是一样。” 很多男人对小脚的偏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理想化女性特质。小脚可以使女人躲避劳作，还能呈现温顺的一面，当然行动不便使她们更不容易背叛男人。这在现时的女性主义者看来恐怕会“深恶痛绝”于此类男同胞。而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好口碑的阎锡山却在缠足运动中树立了好形象。他推行了《严禁缠足条例》，实行缠足罪责化。虽然他的根本目的是想建立显卓的政绩，然而此条例所引来的改革之气甚为空前。旧式的变革总会以不成功结束，反缠足运动最鲜明的缺陷乃是该运动在对待缠足女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敌视女性的态度。“一个女人在解放别人过程当中所争取到的自尊与自由，与另外一些女人被逼承受的羞耻与束缚，其实是有必然关系的。”一双已经扭曲变形、像油炸麻花一样不能拉直回复原状的脚骨岂是解开缠脚布就能解决的？其实在世纪16~19世纪初，缠足绽放出了无限繁荣的文化生机，它已成为全国上下普遍接受和追求的社会习俗。一些无心追求功名的文人甚至赤裸裸地表现出对缠足的痴迷。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说穿了，若无男人的感情和欲望，就不会有女人缠足；亦即，世上并不存在一种称作“缠足女子”的纯然、孤立体。“金莲”体现着男人对小脚女人的认同和赞誉。 感佩作者在书中对南北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鞋子样式的考证，几十种样式竟然被安排述说得井然有序。对小脚的追求发展到对鞋子、足饰的追求，脚的畸形也就被鞋子细腻的做工、独特的款式、艳丽的刺绣所掩盖，身体美学被功能美学所取代。明清时期的缠足已是一种特权而不是负累，不缠足已经无法想象，女人的缠脚布不能随意打开，它体现着女性的尊严。被称为“国耻”产物的缠足堂而皇之地兴盛着、繁衍着。 缠足作为社会实践与知识主体，唯一不变的，就是“包容针锋相对欲望的能力，以及转而对抗自身的倾向。”对于缠足没有定论，也没有必要下定论。它纠缠于人性的贪婪、暴力和愚昧，却又顽强发展了下来，经时之久让人们在痛恨之余，多了一些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