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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代价则是连坐制。清政府为了维护天朝的面子，对外商欠十三行的债务和十三行欠外商的债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外商欠了十三行商人的债务，政府并不帮商人去付，更不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这种行为。但十三行商人欠洋人的债一定要偿还。一家洋行欠债无力偿还，则要其他洋行和十三行各行承担。而且，任何外商要在中国做买卖，必须由一家洋行担保，一旦外商欠政府税款，要由担保行承担连坐责任，担保行承受不了就要其他洋行共同承担。同样，外商违背了规定，则要惩罚担保商。总之，十三行对外商要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是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十三行还要约束限制洋人的行为。洋人从国外的普遍理念与行为规范出发，对政府限制行动自由，不许妇女外出，不许进广州城，甚至不许船员上岸等等限制极为反感，甚至不惜一切进行抗争。十三行商人也认为这些限制甚为不妥，但他们作为大清的官员，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约束洋人，否则与洋人同罪。做内心并不愿做的事，经常令他们非常为难。 当十三行商人，尤其是当行首，的确有更多的赚钱机会，而且确实也赚到了大钱，先后当过行首的潘振承和伍秉鉴都富可敌国。伍秉鉴在1834年时个人资产达两千六百万两白银（比晋商乔家、曹家这些大户的家产一千万两白银要多得多），从而进入千年五十名富翁排行榜，而且是中国入选的六人中唯一的一位商人。但也许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许多人并不以当行首为荣。小说中潘振承有数次想不干的记载。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甚至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尽管他是潘振承的长孙，但坚决不出任行首。伍秉鉴也多次申请退休，但官府不许可。1826年，他以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将怡和行和行务交给四子伍元华掌管，但政府仍然要他为所有商行作担保。他甚至要求把百分之八十的家产捐给政府，结束怡和行，安享他百分之二十的家产，仍然未被批准。十三行真成了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但里面的人又想出来。 洋人也不好对付。他们向十三行采购各种物品，尤其是茶叶一项成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同时也向十三行提供各种洋玩意。但是，洋人也有许多头痛之处。首先是洋人运来的洋货在市场上不一定好销，但要做出口的必须有进口，这就导致有些十三行商人买了洋货压仓或只好低价出售赔了钱。其次，洋人也并不全讲信用，洋人欠十三行商人的债也屡有发生。最后就是洋人不守规矩，总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如要妇女白天外出，要进广州城，船员还要求能嫖娼等等。洋人这些违法行为被抓住就要由十三行的商人承担责任。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十三行商人富有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付出的艰辛也非同一般。晋商做外贸仅仅同洋人打交道，虽然也要接受政府发“龙票”、受盘剥，但比粤商好多了，晋商的外贸商人毕竟不是皇帝直接勒索的对象。徽商仅仅同官府打交道，而没有连坐制等规定，也不用同洋人打交道。粤商则同时在政府和洋人两个方面作战，而其难度远远高于晋商和徽商。 从《大清商埠》来看，粤商还有一点与其他商帮不同。商帮的含义是以地域为中心的商业联盟。属于一个商帮的各个企业尽管也有竞争、有矛盾，有刀光剑影的搏斗，但总体上还是互相帮助，互相扶植，共同对外的。在《大清商埠》中，十三行商人内外之争斗令人惊讶。在十三行内，为争行首的争斗，相互之间为争保商的争斗，已经到了不择手段，没有廉耻的程度。小说中严济舟先与陈焘洋斗，后与潘振承斗，整整斗了一生，手段之卑劣令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真实呢，还是作者出于情节需要或突出潘振承之伟大而编造的。如果有历史的依据，那就是无可厚非，但如果是编造的，那就太过分了。中国历史上包括粤商在内的各个商帮都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他们在经营管理上都有可借鉴之处。把他们写成一帮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人恐怕并不一定是历史。写商帮既要写出他们成功的一面及经验，又要写他们的不足，这样才能令人信服，也才有现实意义。小说中严济舟的形象我就觉得欠真实，一个如此卑鄙的小人，能成为十三行中的大户吗？ 《大清商埠》是以潘振承为中心的。从潘振承认识陈焘洋开始写到他死。但潘振承并不是粤商的结束。应该说在潘振承死后，粤商更为辉煌。后期也出过几任行首，但最出名的还是伍秉鉴。粤商的终结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从史料来看，十三行和伍秉鉴都没有介入鸦片贸易，从事鸦片走私的主要是散商。但洋人走私鸦片，伍秉鉴也被罚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