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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不相与谋”，两国的差异如此之大，且无法弥补，就老死不相往来好了。大清还可以真不与英国来往，它满足于自给自足，自乐其中的贫乏生活。但英国离不了大清。从大背景来看，英国正在全世界扩张自己的市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有市场潜力的大国，英国当然不会放过；小而言之，英国离不了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尤其是茶叶已成为上层人士的必需品，连普通百姓也成为茶迷。英国及其殖民地不产茶，茶的需求如此之大，当然就是最赚钱的商品。英国商人当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而且，当年在重商主义指导之下，各国都实行高关税。大清政府还不懂重商主义为何物，所以关税极低。尽管有各种苛捐杂税，而且受官员私下盘剥，但加起来，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关税低。到中国经商能赚到大钱，英国商人当然趋之若鹜。 中英贸易是英国有求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有求于英国。按说英国商人应该明白“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道理，他们应该努力了解中国国情，即使再不情愿，也不能违背中国的各种不人道规定，甚至装出一副敬仰中华文化、热爱大清一切落后特色（包括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的样子。可是英国商人中只有小说中的殷无恙这样极少数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不是伪装，而是真心），绝大多数人都像英国驻广州的总代表麦克一样，处处与大清对抗。 粤商就是在外商与清政府的夹缝之间两面讨好，从中渔利。在夹缝之间，既受夹板气，也能从两边获得好处。记住这一点是理解粤商的关键，也是读懂这本小说的钥匙。 在夹缝之间经商，重点就不在商上。《大清商埠》对潘振承和其他粤商如何经商，鲜有介绍，介绍的还是他们在对应的双方之间如何玩手腕、搞平衡。 乾隆皇帝给了粤商十三行一口通商，而且只能由十三行进行的特权，这就赋予他们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这种垄断排斥了其他商人的竞争，其有利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获得这份垄断要付出代价。首先是要向皇帝和王公大臣进贡、交钱，而且这些人是贪得无厌。也许皇帝还不一定是特贪，但王公大臣，尤其是主管其事的内务府大臣，借皇帝之名行贪，那就非常可怕了。 除了寻找各方珍奇异物满足皇帝的虚荣心和爱好之外，还要交真金白银。在皇帝和王公大臣看来，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进孝”是应该的。而在商人，不断的盘剥，真是苦不堪言。《大清商埠》中写了十三行的各个商人如何饱受这种贪婪之苦，有的甚至破产。据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在潘振承以后的1773年到1835年间，不包括贡品在内，十三行仅“主动报效”或“捐输”，就合手出了五百零八万五千两白银。这仅仅是有据可查的，其他不可查的，恐怕不会比这个数字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