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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与希特勒的阅读品味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乔纳森
    “著名人物的藏书能特别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这不是对一些偶然的、无人注意的书的简单收集。从对书的选择、阅读方法和对待书的态度方面,必然会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作风。”这是苏联人沙拉波夫写的《列宁是怎样阅读书报杂志的》一书的头两句。这本书以及马努查里扬茨写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室里》,都是我爱读的书;我眼中的列宁形象,也是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
    研究列宁、毛泽东或丘吉尔的藏书,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事,因为书籍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对那些不以读书、著书闻名的政治家,研究其藏书是否也有必要呢?《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的中译者写过一篇题为《奥巴马的家教与博览群书》的文章,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尽管是边缘性的,尽管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无关宏旨的,对著名人物的藏书的研究却总能多多少少增进我们对那个人物的理解。
    在欧美,希特勒可能是被研究得最多的政治人物,而且研究的广度和细致程度,在我看来,已经达到过分、过度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提摩太·W. 赖拜克(Timothy W. Ryback)写出《希特勒的私人藏书:塑造其生命的那些书》(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这样的著作,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我甚至觉得,这样的著作来得比预想的要迟呢。检索之后发现,在2008年赖拜克这本书出版前,一位名叫Ambrus Miskolczy的匈牙利教授已经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英文论著《希特勒的藏书》,只是因为该书是由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以没得到多少反响。2001年,Philipp Gassert等人出版了厚达584页的《希特勒藏书目》(The Hitler Library: A Bibliography),这是专业的目录学著作,读者的范围无疑更窄。
    赖拜克的书出版后,英美评论界反应热烈,十来家主流报刊发表了评论,其中,篇幅最长、评介最深入的要数2008年12月24日《新共和》上刊登的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的文章《我的书》(Mein Buch,题目显然是戏仿Mein Kampf——《我的奋斗》)。在2009年5月14日号的《纽约书评》上,英国文人约翰·格罗斯发表了题为《勤快的读书人》(A Constant Reader)的书评,格罗斯的眼光还是相当锐利的,不过,从总体上看,不如格拉夫顿那一篇。
    或许离藏书家的级别仍有很大距离,不过,希特勒的藏书总量也达到了一万六千册。这些书本来分别放置在柏林、慕尼黑和希特勒的山间别墅里,纳粹政权垮台后,苏联、美国占领军将这些藏书瓜分掉了,被带到苏联的那部分是主体,有一万两千册左右,竟然在苏联解体时不知所踪。有三千册到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发现其中有许多普通书既没有签名、批注也没有版本价值,就把它们做剔旧处理了,剩下一千两百册,搞了一个专门的收藏类别。赖拜克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以这一千两百册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仅以不到总量十分之一的书为样本研究希特勒的藏书,肯定是不充分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就是,这些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批注,顶多是一些阅读时留下的画线、惊叹号和问号。尽管如此,赖拜克还是想方设法细细寻绎,不放过哪怕一根毛发(有两位书评人都对赖拜克居然去写某本书里夹着的一根胡须表示惊异,有一位直说恶心)。书中谈到的有趣藏品包括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赠给希特勒的一套费希特著作集、一位女粉丝送给希特勒并称他为“我亲爱的雅利安兄弟”的泰戈尔《民族主义》德译本、一战期间希特勒在西部前线当传令兵时读过的一本《柏林的建筑》……
    众所周知,在文艺方面,希特勒品味不高。他爱读卡尔·梅的探险小说,一直遭人讪笑。艾伦·布洛克在《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中说:“他读书毫无选择,紊乱无章。古罗马、东方宗教、瑜伽、神秘论、催眠术、星占学、新教等等,都一一激起过他一时的兴趣。”(中译本上册第16页)对此,赖拜克引蒲柏有名的诗句——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在学问上,浅尝辄止是危险的)——来加以阐说。格罗斯评论道:“赖拜克的潜台词再明白不过:希特勒是自学成才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学成才者的局限,如果他在学问上获得更好的指导,也许这个世界就不会承受那么多灾难了。对任何相信教化的力量的人来说,这种想法都有一定蛊惑性。可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呢?”格罗斯的质疑非常正确。事实上,粗浅的学识与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及独裁理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再深刻一点,或者更粗俗一些,都不会真正改变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格拉夫顿的批评更加深入,他指出,不能因为希特勒感兴趣的神秘论、星占学这类怪力乱神的东西,现如今看来很可笑,便随意褒贬,斥之为廉价、愚蠢。在二十世纪初,在所有价值都面临考验、都在等待重新衡估的时候,许许多多德国人都对精神方面的神秘学说产生过兴趣,这是一个时代的思想症候,绝不应该把它跟无知画等号。
    格罗斯和格拉夫顿的看法是一致的,《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为我们理解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有益的角度,可是,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对资料的解读分析上,这本书都未能达到人们期待的水平。谁要是把希特勒当成傻瓜,谁就无法真正理解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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