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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葆书信集》中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3)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陈寅恪晚年言行片断
    此外,陈君葆这一时期的日记有关陈寅恪的记录还有若干,亦可补证陈氏生平事迹,今选录其中较重要者,稍作分析,以供好事者参考:
    [1951年8月31日]乘南郊线往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谈甚久,他并陪我往古物馆去找冼玉清。……寅恪无意于入京,他以为重回清华未必得如现在岭大所住那样宽敞的房子,而岭大也的确待遇他不坏,这在许多人说是陈序经在那里弄手腕。姑无论如何,若强寅恪入京反不如任其在岭大之为愈耳。寅恪的短处也许是他的长处!
    [1953年10月18日]关于寅恪自己的事,他把十月七日郭沫若拍给他的电报,并他的复电给我看。科学院是聘他担任历史研究院的中古史一部分的领导,并约他为明年春出版的史学杂志一类刊物的头一期撰文;他复电坚决地推辞赴任,理由是病,但推陈援庵继,这态度似乎很难说得过去。但我想了一下,又不便对他提出甚么意见,同时也怕一旦辩论起来激起他生气更不方便,再则我也不是为中央作说客,非与他天天见面,更何从谈到劝驾呢?自然,我也愿意寅恪能到北京去,南方岂是他税驾的地方!
    [1954年8月25日]早饭后到中大去访陈寅恪……我问他为甚么不到北京去,他仍是以前的理由,说到那里没有较宽大的房子,不能静养,病便要加剧了。这理由仍太牵强,难道他到京,他们不会给他在颐和园养病么?
    这几条记载都可补充说明陈寅恪谢拒北返一事(参《陈寅恪诗笺释》,上册页378、下册页520-522)。陈寅恪以居住和疾病为由应答陈君葆,自然未真正袒露其心事。我想,或因陈君葆左倾亲共,而陈寅恪知其政治立场,虽相交而未相契,故不如虚与委蛇、点到为止吧。
    [1951年12月2日]致寅恪先生函:“得读大著《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若有所感,欲就剖疑,道阻未易言也!虽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然事之演变则有其不变者之逻辑在焉,若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耳。”这话我想不提起,然卒不能!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陈氏《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是借古喻今,比拟中共向苏联“一面倒”,并寄希望于中共像唐高祖一样“初虽效之,终能反之”(《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显然,当时陈君葆也看出了陈寅恪的微意。但以陈君葆的思想倾向,想必不能认同陈寅恪将社会主义的苏联比作侵略中国的突厥,也不会相信中共会在政治上反其道而行,故忍不住有“执彼以例此,疑或过当”之语。
    关于马鉴、陈君葆其人
    马鉴、陈君葆二氏,抗战时都供职于香港大学,陈寅恪当是执教港大时跟他们相识的。关于他们的事迹及与陈寅恪的关系,现仅就所知,略述一二。
    陈君葆(1898-1982),广东中山人,1934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师,香港沦陷时期守护藏书及档案有功;五十年代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多次返回内地访问,并对外宣传共产党中国的成就。其作品已刊者有《水云楼诗草》(广东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陈君葆诗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陈君葆文集》也在编辑中。大致说来,他主要从事图书馆和教育工作,自身在学术和创作方面成就平平,然交游广阔,数百万字的日记涉及政治时事与知识分子甚多,史料价值不低;我觉得,他有点像吴宓,堪以传世的,将是其日记而非著作。至于他与陈寅恪的交往,罗孚曾写过一篇《陈君葆与许地山陈寅恪》(收入《追忆陈寅恪》),兹不再述。
    马鉴(1883-1959),字季明,浙江鄞县人,二十年代与二兄马裕藻(幼渔)、四兄马衡(叔平)、七弟马准(太玄)、九弟马廉(隅卿)并称北京学界的“五马”;1937年任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至1942年转赴内地,任成都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曾任文学院院长,并一度代理燕大校长。陈寅恪稍后也到燕大执教,两人再次成为同事。当时马氏有言:“陈寅恪是中国的国宝,政府没有保护他,现在燕京来保护他。”(据车吉心主编《民国轶事》,第九册页3601)我手头有一本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单行本,1945年由燕大哈佛燕京社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一种出版,其封面即由马鉴题笺,可见两人关系的密切。据冯衣北所了解,陈夫人1950年独自赴港,就是借住在马鉴家(《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前引陈君葆日记又提及陈寅恪“有些美金存季明处”,皆足见两人交谊之深。
    众所周知,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寅恪曾流寓香港数年;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氏一家复转返内地。陈君葆日记1942年5月1日即记当日情状:
    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圕(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
    到了1949年国共鼎革之际,与1937年相比,情势虽异而有同,陈寅恪也再度萌生流寓香港的念头,于是又给马、陈二氏去函求助。只是到头来,一念之差,终未成行,“今生死无重见之缘”一语,竟成谶语。他跟香港的缘分,也终于“他生未卜此生休”矣。等到后来尘网渐紧、运动不断之时,追想前缘,则其感慨为何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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