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与“百人斩比赛”的全貌》,(日)本多胜一著,金曜日出版社2009年版。 文琳 □早稻田大学博士生，日本东京 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夏淑琴老人反诉日本右翼学者东中野修道等侵犯名誉权案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胜诉。4月，夏淑琴告知媒体自己已收到胜诉赔偿金。实际上，这个案子早在2007年11月2日就已经由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一审胜诉，当时的法官叫做土肥章大。两年前的2005年8月23日，土肥章大也曾驳回了“百人斩”士兵家属状告前《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侵犯名誉权案的上诉。 一个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一个是报道屠杀真相的日本记者，两人的先后胜诉传达出怎样的讯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太多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行为，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不为权威传媒所蒙蔽、坚持独立思考的日本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在听到法庭外日本右翼分子叫嚣抗议的声音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听到来自法庭最终裁决的宣判之声，后者将重新给予我们对日本人直面历史的信心。 不仅如此，旨在记录“百人斩”侵犯名誉案与夏淑琴一案的《南京大屠杀与“百人斩比赛”的全貌》（以下简称《全貌》）一书，也在今年由当事人本多胜一的金曜日出版社出版，这是本多胜一编写出版的有关二战真相的第13本书。自1971年以来，三十八年间，本多胜一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告诉日本人有关战争的真相。不仅在法庭上通过与右翼学者的正面对决来达到还历史之真相的目的，他还要通过出版物让更多的人看到接触到案件审判过程中原始完整的证据和资料。 为同一件事努力的两个被告 本多胜一只比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夏淑琴老人小三岁。1987年，本多胜一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员身份第二次赴南京补充采访，采访者之中就有夏淑琴老人。“当时她57岁，精神很不错，很详细地跟我描述了自己一家九口中七人被日本兵杀害的过程，我对此做了笔录。”2007年底夏淑琴案一审胜诉，本多胜一在记者招待会之前来祝贺夏淑琴老人，正好是两人相识二十年。 此时，这位日本记者也因南京大屠杀刚从诉讼案件里走出来。1971年本多胜一以《朝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亲赴南京实地采访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在失去正常渠道获取材料的日本，本多胜一的实地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但在1972年初马上遭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批评攻击。 由于文章中用的都是真实姓名，本多胜一也考虑到对死去战犯遗属后代的影响，曾经与野田、向井的子女做过沟通，对方在很多年里也从未对他的报道真实性产生过异议。但在事隔二十多年之后的2003年4月28日，向井战犯的两个女儿和野田战犯的妹妹三人突然联名起诉他侵犯名誉罪，连同被告的还有登载本多胜一报道的《朝日新闻》社和柏书房出版社等四家媒体。 在《全貌》一书中，本多胜一事后反省，觉得时隔三十年的状告，“太不可思议”，并“不排除有人教唆鼓动的可能性”。这个官司连同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夏淑琴老人的反诉侵犯名誉权一起，到终审胜诉一共打了六年。 让事实、数据和亲历者说话 现年76岁的本多胜一1933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58年京大毕业后本多胜一入《朝日新闻》社北海道分社当记者。1967年5月本多胜一赴越南报道越战，从文化记者转型为战地记者，并以《战争与民众》系列报道获得日本每日出版文化赏。这一段经历不仅给他带来“明星记者”的名声，也完成了本多胜一本人思想历程的一次转折。从越战血淋淋的现场回来以后，他对自己问道：“作为曾经同样发动过战争的日本，我们日本人，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很少听到有关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这很可疑，而显然在战争中是不可能没有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多胜一在1971年到了中国南京，作为一个战后来自日本的倾听者，他走到了众多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们的面前，也因此有了后面长达三十多年的要求更多地日本人“能听到真相”的努力。 可以发现，在本多胜一出版的大部分书籍中，多数都是以资料形式呈现。在《全貌》一书中，这个特点尤其明显。本多胜一在撰文对两个案件做出梳理的同时，还将案件的辩护律师渡边春己的诉讼书和各证人的意见陈述笔录单独成章附在最后。这本书里面，不仅有当事人本多胜一自己的声音，也有新闻记者的声音，律师的声音。对同一个事件，本多胜一收集起这许多从不同角度发出的声音，这样做，并不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单薄，而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他非常注意说服力，因此他的写作方式倾向于一种“让事实、数据和亲历者自己说话”，作为写作者则更多地站到了背后。三十八年来，他一直默默做这个事情，搜集这些资料，采访当事人，加入更多的声音，他自己则只是一个媒体，负责把这些声音传达给更多的人听到。 现在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真相的坚定的揭发者主要由记者、学者和亲历者组成，亲历者中有东史郎这些为数不多的老兵，学者有一桥大学的藤原彰和早稻田大学的洞富雄等，而提到记者则肯定是指本多胜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可以给你看最原始的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也拿得出来自学院教授的研究分析，最后他还能给一个小小的法庭装上扩音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原告被告怎么陈述，他都要做到透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做记者到做人，说实话，求真相，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本质 战败初期，当时接管日本的联合国总司令部做出推翻战前日本不合理价值观的统制政策。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历史界和教育界普遍认为同美国相比，由于日本近代化的滞后性以及民主主义的不成熟等问题，这一价值观改造运动过激，导致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否定和怀疑心理，在历史问题上尤其形成一种“自虐性”的历史观，从而掀起了一股对日本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的风潮，并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希望由此而使下一代日本人能够有自信面对自己的国家。 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研究全面展开，南京大屠杀那些血迹斑斑的史料照片和资料非常突兀地摆到了在六七十年代的战后教育空白期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眼前。对“近代的超越和克服”、“identity”（身份）、“我们日本人究竟是什么”的叩问，引发越来越多日本人的关注和反思。 实际上，与提出“自虐史观”的日本学界感到顾虑的恰恰相反，南京大屠杀并不是要妨碍和扭曲现代日本人“正常的”自我理解，也根本不存在承认大屠杀就必然导致“自虐式”痛苦的逻辑。在我看来，承认和面对南京大屠杀，恰巧是日本人得以解脱自我的唯一方式。日本人在无视和否认大屠杀之后，并不就能得到所谓的正常的自我，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本质其实是两个问题，日本右派学者的过虑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承认前者必然影响后者。但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才是与日本人的本质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正因为反复对这一问题采取逃避的态度，才导致了战后日本人自我扭曲的精神痛苦，才影响到对日本人是什么的评价问题。 在《全貌》一书中，本多胜一还认为，除了要追问事实真相如何，还应该追问的是自诩将事实真相带给读者和民众的媒体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漫长的还原旅程中，民众始终是被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威传媒所左右的。出身于记者，现在又自己办杂志、办出版社的本多胜一认为，真相之被蒙蔽，媒体的责任感是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