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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的新作《河岸》讲述的故事是具象和抽象的糅合，在荒诞境遇中体现着人性的复杂和极端。油坊镇党委书记库文轩有着光辉的革命家族史，身为孤儿的他通过屁股上的鱼形胎记构成了与邓少香烈士光荣的血缘关系。而神秘的烈士遗孤鉴定工作组进驻小镇使他的命运陡转——辉煌的出身被强烈质疑以致彻底否定，妻子与他离婚，曾经的油坊镇首脑和儿子库东亮被放逐到向阳船队，从此在河流和河岸的挤压下受尽磨难…… 《河岸》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孤儿的出身与屁股上的胎记紧密相连。胎记决定血统，高贵血统带来显赫权力，而权力轻易招致性的获得(小镇上那么多端庄、正派的女人竟然都上了名单)；一旦血缘遭受质疑，屁股上的胎记顿时也变得可疑起来，权力在最短时间内被剥夺。最令人震惊的事件莫过于被流放者对自己身体的阉割(对错误的真诚镇压)，虽然这也很快沦为小镇上人们津津乐道的笑柄。 饶有意味的是，当曾经的烈士遗孤的血缘遭受来自“上面”的质疑时，关于胎记的热衷成为小镇的狂欢，他们完全不顾科学的遗传学解释，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胎记)不过是一摊淤血，即使淤血活脱活现酷似一条鱼，还是淤血，纯属巧合，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小镇上的男性几乎都卷进了这股热潮，僻静的街角、公共厕所、浴室，从男孩到大人，大家热心地比较评判着各自屁股上的胎记，并产生赞美或轻视之词。于是不同的人就有了不同的反应，有鱼形胎记的得意洋洋、心情舒畅，没有胎记的“如同遭受雷击，当场面色如土”。 动乱年代中政治形态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渗透和侵蚀如此的触目惊心，却也是如此的习以为常。常态的成为了变态，变态的成为了常态。平时私密的屁股在此时已变成可以公开展览的公共物品，小镇居民不以为耻，反以为乐。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在学校里和街道上遇到了同学们和很多大人无休止的纠缠，要求观看他的屁股，库东亮左突右冲，才突破重围。镇上的傻子扁金亢奋地喊叫:“我是，是我！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我的胎记是一条鲤鱼呀！”闲人们一阵哄笑，当场验证他屁股上的胎记。关于胎记的事件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显然这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写作，苏童虽然并未进行一次完全拉伯雷式的文字狂欢，但《河岸》中的尝试已构成了对“文革”宏大叙事的嘲讽性颠覆。伤痕式书写、革命性话语，不同的出发点导致不同的叙事，但终究都属于抬头看天空的方式。为何不尝试一下从胯下吃力地仰头看天的角度？屁股上的鱼形胎记在那个时代竟成了显赫血统的标志，一时把人捧上天，忽而又将之打入贱民的行列，使相关联者魂牵梦萦，胆战心惊。 古时入行太监这个职业的人大多出于生计的逼迫，进宫前的“净身”多由专业人士操持，自己动手的罕见异常。而昔日的镇党委书记库文轩被流放后在船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血统被质疑，胎记被质疑，官职被剥夺，往日的风流韵事也连带牵出，妻子离他而去，自己和儿子被放逐到船队。库文轩丝毫未怀疑自己的胎记，他坚信自己血统的纯正，他将一切变故归罪于自己的私生活，认为只有自我阉割才是镇压了自己的最大敌人，于是快刀斩乱麻，“彻底改正错误”。阉割在现代话语中是一种隐喻。革命是形而上的，它排斥身体的私密性，“一大二公”才是革命的追求。库文轩的自我阉割看似突兀，其实正符合革命秩序的要求。他试图通过这一行动重回革命行列，殊不知这既是一次身体的阉割，同时也完成了精神的阉割。 被放逐者为主流社会所排斥，但他依然主动地臣服于主流的时代话语之下。每逢烈士的忌日，他都虔诚地扎白花于河流之上祭奠，缘由是当初身为孤儿的他通过屁股上的鱼形胎记构成了与邓少香烈士光荣的血缘关系。他坚信这一切，真诚地维护这一荣耀，哪怕已沦为贱民漂流于河流之上十三年。当儿子库东亮把岸上的烈士纪念碑偷偷拉到船上时，“他的灵魂似乎被一片神灵之光照耀了，疑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看见他对着石碑微笑，他说，好，这样也好，干脆把你奶奶带回家吧。”曙光初现，岸上的警察来了，被放逐者似乎成为了一个巨人，驮着沉重的石碑投入河中，消失在河流深处。他似乎完成了自己的救赎，只是却把难题留给自己的儿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