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连载 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在没有皇帝的地方过日子，假如不巧这里还极少宗教氛围的话，人会觉得缺点什么。法律管束你的公共行为，家庭和学校引导你的日常思虑，但这些都不能代替君主这一特殊实体的位置。我们无法再想象生活在传统君主制下自己的样子。在中国古装戏里，人们提到天子时都会向侧方拱手，独处时自觉朝向首都或想象中自己追随的君主所在之方向了望，这些简单的仪式和习惯在人与人之间拉起一根纽带；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西方，在英、法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诸邦，国君存在的依据仍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在读《弑君者》的时候，我会想起方今之日，熟悉了共和的人对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产生的比以往更强烈的同情。这两位为资产阶级革命而“捐躯”的保守力量代表，都在临死之前做出了让人肃然起敬的举动：路易十六说：“我宽恕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我要向上帝祈祷，主啊，愿你即将洒落的鲜血绝不再重现于法兰西之地。”查理一世的说辞略有不同：“我会饶恕整个世界，甚至是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上帝知道他们是谁。我自己不想知道。我祈求上帝赦免他们。”这两个人，来自天主教重镇的法王好像更难割舍有民族特色的浪漫，还能像个圣徒一样自我感动，而更现实、更冷漠的查理一世，可能是在此前的法庭上耗费了太多的元气，当保命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只想完成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逢场作戏。
    同情路易十六，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法国革命后的长期血腥动荡的认识，而在英国学者罗伯逊的叙述中，查理一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斯图亚特王朝的句号理当由他来画。他多次不当课税，解散不听话的议会，滥施酷刑，对外作战不利，对内又很不明智地得罪了清教徒；内战结束后，战败的查理估计错了形势，始终放不下架子，并多次企图潜逃、谋求复辟，这才造成克伦威尔、费尔法斯特领导的独立派下定决心要取缔君主制，实行共和。
    查理一世在不同场合多次警告他的对手“小心你们现在所做的”，“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威胁之意固不足道，但是英国人亦当反思：我们做好没有国王的准备了吗？军队是受国王之害最深的，内战造成了十多万英人死亡，占总人口的比例甚至超过了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在法庭上高呼“正义”，声援审判者们，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势，但他们的对手，元老院和形形色色的保皇分子，也组成了实力强大的后援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碰撞：如果国王在软禁期间收敛一下自己的强硬，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位辩护律师的服务，如果公开审判能排除更多的场外因素，还有，如果没有约翰·库克的存在——正是这位出身卑微却无所畏惧的律师在别人退缩的时候站了出来，全力促成了对国王的死刑判决。
    这诸多偶然因素证明英国革命的妥协性绝非浪得虚名，同时也巩固了罗伯逊先生反复重申的论点：“人民审判国王”一事实乃破冰之举，时局远非万事俱备，故而世袭国王对最坏的后果也完全估计不足。他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人民不会觉得缺了点什么吗？况且，笃信基督教的子民们真的敢于颠覆身蒙上帝之光的国君？关于后者，库克等人在《旧约》里找到了耶和华不允以色列人立王的反证予以驳斥，而关于前者，则非得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的人，敢于不顾个人安危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国王必须得死，君主制也必须和他一起灭亡。”
    看起来这不是库克一时兴起、图慕虚名的宏论。于墙头草的包围中，库克是难得的光明磊落之士，能抛弃得失荣辱，认准了为全民谋公道的信念，执守住内心的正义感。有这份sincerity，方得拚舍个人安危，罔顾时局变易。有另一路人与之相反，比如塔列朗、富歇，德行沦落不提，政治头脑高度发达，知道弑君者人恒弑之，因此从不说国家大政“必须”如何如何，而是在大船将倾之时充当那忙忙碌碌钻营的鳝鱼，等候随时冒出的机变。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各派峰立彼此仇视，塔列朗偏能常年佩相印出入于上流场所，带着条瘸腿颐养天年；库克一辈子只在政坛上出一次头，风向一变，就被无情地问斩分尸。
    称库克为“弑君者”不大贴切，他只是一介律师，没有机会取君而代之，他只是在一个信念的支持下，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最后却付出了替罪羊一般的代价。时局的发展也完全背离了他的机运，这个国家并没做好实行共和的准备，克伦威尔当上了护国主，照样不受人民制约。1689年，英国人绕了一大圈回到原地，主动迎威廉二世夫妇回国为君，不过有两具血躯为鉴，这一次终于想到要跟新国王约法三章，于是成就了“光荣革命”不见血的美名。人们传颂着这种以保守、妥协、避免激烈争斗为特色的政治智慧，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不作声地改写了库克的名言：国王可以死，但库克必须下地狱。这会让得到复仇的查理灵魂欣慰，而勇毅憨直的库克却难免要辗转反侧：早知如此，我真的值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