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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十年来修辞受众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http://www.newdu.com 2020-09-29 未知 姜言胜 洪仁善 参加讨论

    摘 要:西方学术界历来重视受众这一概念,研究聚焦于受众的本质特征、修辞者与受众二者间的关系以及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等三大问题。同时,有关受众的研究多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实证研究极为匮乏。我国有关受众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证层面,较西方而言则更为匮乏。就研究趋势而言,在理论研究延续的同时,借助计算机软件、语料库等研究手段对受众进行实证研究将成为受众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受众;修辞者;篇章建构
    作者简介:姜言胜,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洪仁善,女,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备校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MZ028);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BS17;2017BS11);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ZD18003);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JJKH20190301SK);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文科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项目(XJEDU040713B06)。
    修辞受众作为修辞三要素之一,在修辞学领域内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就其发展史而言,可以追溯到迄今2 500余年的古希腊哲辩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受众在当时的修辞实践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劝说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受众的信奉。古希腊哲辩师尤为推崇受众,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命题只有在被受众所认可的情况下,才可被认定为真理。由此,受众成为了辨别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现今的相关学术研究领域中,受众的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觑。它与演讲、辩论、篇章学以及写作等领域紧密相关。故此,对受众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整合,对于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举足轻重的修辞概念,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国外修辞受众研究及其聚焦点
    国外修辞受众研究开展得较早,较为系统。整体看来,主要聚焦于与受众息息相关的若干方面,具体包括:受众的本质属性,即如何定义受众;修辞者与受众间的关系;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等。除此之外,研究方法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料库研究手段业已被引入受众的研究之中。
    首先,有关受众根本属性的研究颇丰,产生的争执亦大。Lisa Ede认为,虽然受众一词被相关学者引用次数最多,然而却最不被他们所了解[1]。Douglas Park亦有同感,“无论是就写作理论而言,抑或是对写作教学而言,受众这一概念都是很明了且重要的,然而却是最不易把握的”[2]。
    受众这一概念虽被学者们所熟知,但对其根本属性的认定难度却远远超过许多学者的想象。这是因为,对受众进行定义必然涉及如下相关方面,具体包括:受众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静态的概念,抑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为何?受众与修辞者二者关系具体如何?受众是否应该被视为修辞者所面对的具体的人抑或是出自于修辞者的臆想?Douglas Park建议通过辨析与信息接收者相关的若干词汇的意义探究受众的具体概念。这些词汇可具体划分为两类,意义彼此相对。一类词汇包括“adjust”“accommodate”等;另一类词具体包括“internalize”“construct”“imagine”“invent”以及“evoke”等。这两类词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类词将受众视为外在于语篇的存在,其特征是具体的且可识别的;而第二类词恰恰相反,它们将受众视为内在于语篇的存在。也就是说,受众内嵌于文本之中,存在于修辞者的脑海之内,是在修辞者想象力的作用之下,通过创造性的建构过程而产生的。换言之,受众是修辞者臆想出来的,并非真实的存在。
    Walter Ong赞同受众是修辞者根据自己的修辞目的而建构抑或创造出来的存在这一观点。他提出:“不管清晰抑或模糊,修辞者必须通过自我想象建构出具有一定角色的受众,与此同时,受众必须接受修辞者为其所建构出的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与现实中真实的自我并不相符。”[3]Russel Long亦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修辞者所建构出来的受众完全依附于文本之中,随着文本阅读的终结而消弭。故而,受众的存在时长是极为短暂的,始于修辞者的臆想,终于阅读过程的完结[4]。Douglas Park以受众所处的修辞情景为视角对受众进行了定义。他将受众视为依附于语篇的集合体,处于一定修辞情景的具体人群。他继而对修辞情景在定义受众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如果想识别受众,必须将赋予受众身份的修辞情景纳入考虑之中。”[5]478-488Jorge Gracia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将受众视为“与特定文本相熟稔的真实存在抑或修辞者想象出来的人”[6]。
    Lisa Ede&Andrea Lunsford亦将受众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指修辞者直接面对的受众;另一类则指修辞者建构的受众。修辞者直接面对的受众将受众视为真实存在,并强调,受众的态度、信念等方面鉴于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修辞者所建构的受众是指,受众始于修辞者的修辞目的,源于其臆想。二人继而提出:“修辞者不应该竭尽所能去迎合受众的需求,相反,修辞者应该尽力让其所面对的真实受众去接受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修辞目的所建构的受众。”[7]鉴于对于受众重要性的认识,Lisa Ede&Andrea Lunsford重申了他们对于受众的上述认识[8]。
    从上述对于受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在西方修辞学界,就受众的根本属性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受众整体上被诠释为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指向真实世界内的具体的人,这一受众拥有具体特征,修辞者需针对其具体特征,对其加以迎合。另一个概念指向文本本身,隐于其中的受众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存在,该受众虽然也具有具体特征,然而这些特征并不一定与真实世界内修辞者所面对的受众的特征相一致。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修辞者所臆想出来的受众与其所面对的真实受众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如此一来,上述对于受众的两种定义相互排斥,彼此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认为,对于受众根本属性的不同认识蕴含着源于古希腊的、以古希腊哲辩师亚里士多德为首的古典修辞学与以伯克、帕雷尔曼等所倡导的新修辞学之间的对峙。古典修辞学以劝说为核心,将受众视为外在于劝说活动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必然是一种真实存在。作为活生生的真实存在,受众具有使其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具体的、客观的以及可识别的物质特征,例如受众的年龄、性别、工作、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这些特征构成了受众的根本属性,同时也为修辞劝说提供了根本导向。正如古希腊哲辩师中的杰出代表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评判万物的标尺”。受众在劝说行为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是劝说成功与否的仲裁。总之,将受众视为独立于文本的客观存在,彰显出对于古典修辞学传统的沿袭、对于古典修辞学所倡导的修辞即劝说论断的抱守以及受众在修辞劝说中的地位的推崇。
    另一方面,将受众视为内嵌于文本且源于修辞者自我想象力的一种并非真实的存在则体现出对于古典修辞学所一直倡导、推崇的修辞即劝说这一论断的偏离。在这一理念下,修辞行为的根本目的以及受众的基本属性均发生了质的变化。修辞目的由劝说更迭为促进言语交际;与此同时,受众的基本属性亦由独立于文本的客观存在转换成为内嵌于文本且源于修辞者想象力的一种建构。
    正如Douglas Park所提出,受众并不一定指向文本内抑或文本外,两个定义之间亦并非非彼即此的关系,为了有效地理解受众这一概念,应该聚焦于在形成修辞情境与实现修辞目的等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受众的相关知识与动机[5]478-488。
    修辞者与受众二者间的关系也引起了西方修辞学者的广泛关注。正如I.A.Richards所言:“古典修辞学是争辩的产物,主要用途在于劝说;论辩双方通过言辞进行交锋。”[9]8-24 Russell Long也认为:“古典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者将受众视为与自己相类似的劝说对象,他(他们)可以接受劝说,而他们在具体的话题方面所持有的立场却与修辞者极为不同。”[10]也就是说,就劝说双方而言,一方是怀有劝说意图的修辞者;而另一方是持有抵触态度的受众。Becker Alton&Pike Kenneth将古典修辞学的劝说模式描绘为一种具有明显操控属性的手段,修辞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技巧,操控受众,将意欲表达的信息强行植入给受众[11]。Andrew Lunsford&Lisa Ede赞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修辞者与受众间的关系具有敌对、操控以及单边等属性。“单边”一词将修辞者与受众二者明确定位。修辞者是信息的输出者,而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传输过程能否成功取决于受众最终是否接受传输的信息。在此认识基础上,他们继而提出“古典修辞学的目的在于劝说,而新修辞学的目的在于交际”[8]的论断。
    随着以“新修辞学”为标识的现代修辞学的兴起,修辞者与受众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两者间的对抗关系已不复存在。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于修辞实践的根本目的的认识上。“新修辞学”以促进修辞者与受众间的交流为目的,而非古典修辞学所倡导的劝说。作为“新修辞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帕雷尔曼在他的著作《新修辞学》一书中指出,“对于意图辩论的修辞者来说,他必须对于受众进行系统的建构”[12]。而修辞者对于受众进行建构的目的在于促进话语双方就具体话题的交流,从而达成意见上的统一。I.A.Richards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修辞学应该对词汇如何在语篇中发生作用进行哲学探索”[9]8-24。他继而对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确定,“修辞学应该聚焦于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产生的误解并探索消除误解的有效方式”。Sonja Foss,Karen Foss,Robert Trapp在解读理查兹的修辞理论时提出,“在理查兹看来,修辞学应该研究如何确定在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成功的交流与未成功的交流间的区别以及存在于人们脑海的那些陈旧的想法和习惯性态度对于交流的影响”[13]。
    Kenneth Burke也认为,修辞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言语交际之上。修辞学应该探究话语交际中的人如何通过语言使同样处于交际中的其他人形成态度抑或采取行动。在这一理解下,虽然修辞活动仍然涉及交际双方,然而修辞目的已从一方劝说另一方转变为双方通过交流形成同一。而这一同一源于语言形式与内容的交融以及修辞者与受众的交融。语言形式的主要功能在于“让受众产生求知的需求,继而满足这一需求”[14]。就修辞学的交际功能而言,Wayne Booth的倾听修辞学同样值得关注。在他看来,好坏修辞学的区别主要在于修辞者是否愿意倾听与己相悖的观点。遵从修辞伦理的修辞学必定是倾听修辞学。倾听修辞学的核心在于作为话语交际双方的修辞者与受众应该通过寻求对于相关事物的共同认识解决矛盾与争端。不难看出,在倾听修辞学视域下,修辞者与受众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15]。
    除此之外,Jorge Gracia有关修辞者与受众间的糅合关系的论述也值得关注。在谈及何为受众这一有关受众本质属性的问题时,Jorge Gracia将受众划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是修辞者本人可以作为文本的受众。文本创作的整个过程需要修辞者在创作者与受众间来回转换角色,而文本的最终质量取决于修辞者转换角色的能力[6]。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修辞者与受众二者间的关系亦是修辞研究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认知二者的关系是探求受众根本属性所无法规避的。事实上,对于受众本质属性的认识决定着如何看待受众与修辞者二者间的关系。若将受众视为存在于文本之外的实体,必然将修辞者与受众间的关系认定为敌对的。而一旦将受众视为内嵌于文本之内的且源于修辞者臆想的非真实存在,就倾向于将二者关系认定为合作的。古典修辞学以劝说为导向,以说服受众为目的,修辞者的修辞目的是否实现取决于受众是否接受修辞劝说,故而认为,修辞者与受众处于对立面,两者间的关系是敌对的。
    就受众在篇章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学术界亦存在不同的声音。上面所提到的修辞学者们虽然对于受众的本质属性以及修辞者与受众二者间的关系认识有所不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受众在篇章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均持有肯定的态度。受众在古典修辞学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在众多肯定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的学者中,Roland Barthes尤为值得关注。他对于受众在决定文本意义以及影响修辞者方面进行了详尽阐述。他对于受众的作用倍加推崇,甚至宣称,受众的存在意味着修辞者在文本中的消弭。对他而言,文本的意义根植于受众,而非修辞者。在此认识基础上,他继而提出,“构成文本的所有内容都应该以受众为核心,同时,文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其源自于何人,而是在于其指向何人”[16]。Traci A.Zimmerman对于受众的推崇,相较Roland Barthes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在文本中,受众占据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因为这一位置汇集着文本的所有意义,并不仅仅包含信息的传送以及信息的接收者”[17]。
    虽然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然而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持有否定态度。正如法国作家、诗人Gertrude Stein所言,受众虽然会对文本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在篇章的建构中不可或缺。Carol Berkenkotter持有相同观点。他提出,“受众的存在感有时过于强烈,以至于修辞者有时不得不刻意地去抑制住自己的受众意识,从而去识解文本的意义”[18]。Wolfgang Iser在他的“我是否为受众而创作”一文中写到:“当被问到你的创作对象为谁的问题时,我不得不回答,并没有具体的受众。与此同时,我也并不想建构出一个受众,因为这种做法难以实现。”[19]Wicklund and Duvall认为,“面对不同的受众会增强表演者的客观自我意识。而这一意识的增强就会加深表演者对于理想的表演水平与自己的真实表演水平之间差距的认识。这一认识会加剧表演者的焦虑,最终致使其表现不如意”[20]。
    谈及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消极影响,就必须提及Peter Elbow。他的“言谈时需紧闭双眼:为忽视受众而辩论”一文是迄今为止对受众或可产生的负面影响论述得最为全面深刻的文章。与学界大量的受众的簇拥者不同,Peter Elbow详述了忽视受众的积极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一个相对性论断以及一个绝对性论断。相对性论断认为,考虑受众对于修辞者而言并非绝对可行。这是因为,在某些修辞情景下,修辞者的受众意识可以影响甚至中断他的创作。从这一论断中可以看出,受众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判断受众消极抑或积极的标准在于受众所处的修辞情景以及考虑受众的时刻。也就是说,在进行受众分析之前,修辞者应该聚焦于考虑受众是否适宜于当前修辞情景以及其是否会推进抑或阻碍他的创作等问题。为此,Peter Elbow认为,“修辞者在创作初期可以以自己为核心,忽视受众,或者无视可能会影响自己创作的受众,甚至可以刻意选择那些虽不是自己真正面对的但却有助于自己创作的受众,如自己的挚友等”[21]。Peter Elbow的这一论断也有支持的声音。例如,Duane Roen通过对比受众意识在撰写初稿以及修改阶段对于文本质量的影响,认为,在修改阶段考虑受众要比在撰写初稿阶段考虑受众更易于提高文本质量[22]。
    绝对性论断认为,“忽视受众可即刻助力于修辞者的创作,提升文本的质量”。为了支撑这一论断,他提出,自由写作之所以能够蕴含强大的创作力,主要在于修辞者在表达情感、叙事以及描写事物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同时提出,那些具有超强创作力的专业作家往往写出平庸的作品,原因就在于对于受众的过多考虑。在这些认识基础上,Peter Elbow最终提出,“一部优秀的作品并不源于修辞者能否做出相关调整将创作重心转至受众,而是能否让受众做出相关调整从而将自己的关注重心转至修辞者”[21]。
    我们认为,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成为修辞受众研究的焦点有其必然之原因。这是因为,在演讲、辩论以及劝说文习作等具有显著修辞劝说特性的修辞活动中,甚至在某些以信息的传送、情感的抒发为主要目的的修辞活动中,作为修辞三要素的受众都是修辞者必须考虑的因素。忽略受众,修辞活动的开展必将失去明确的导向,觅材取材以及布局谋篇,甚至文体风格的选择都会无所适从。否定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影响恰恰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受众在其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篇章建构中忽略受众并非不可,但是这种忽略必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即:由于影响之巨,对于受众的考虑业已阻碍了文本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需将受众暂时搁置,待障碍移除,再重拾受众,为本文的建构提供导向。
    综上所述,西方学术界对修辞受众的研究情形具体体现为以下几大特征:其一,受众的研究比较集中,大多聚焦于受众的几大核心问题,如受众的本质属性、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以及修辞者与受众二者间的关系等。其二,受众的研究多汇集于相关学科,如劝说文文本分析、英语篇章学、写作以及论辩等。其三,正如Wallace Douglas所指出,“受众研究业已退化为大学新生作文习作的一两个段落”[23]。这一衰退具体体现为西方学术界有关受众的研究多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在现今文献中有关受众的研究甚少。最后,受众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实证研究较少,且实证研究多采用采访、会谈、录音以及调查问卷等传统研究方法,截至目前尚未见到采用计算机语料库等研究手段对修辞者的受众意识的具体语言实现形式进行系统、全面地探究。
    二、国内修辞受众研究及其特点
    国内修辞学者业已关注到受众,然而就研究成果和研究兴趣而言,相对于西方学者难言丰实。受众在国内已经成为修辞学领域内的一个研究方面,然而研究多见于硕士论文之中。迄今为止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仅见于期刊论文之中,尚未见到有关受众研究的专著。最新的有关受众的研究成果当属汪建峰对于Christopher Tindale的《修辞论辩与受众的本质———关于论辩中受众问题的理解》一文的翻译。该文就受众的身份问题,探讨了受众在论辩中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关于论辩理论的研究,必须深入考虑受众的性质以及论辩者如何考虑受众”。同时,就如何看待受众这一问题,作者首先肯定了受众这一概念之于论辩的重要性,继而在回顾了亚里士多德以及帕雷尔曼对于受众的相关论述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帕雷尔曼关于受众的思考方式都是有所欠缺的”[24]。
    在国内有关受众的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且最为全面系统的当属谭学纯、唐跃、朱玲三人合著的《接受修辞学》[25]一书,该书借鉴了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探究话语解码与信息接收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修辞活动是介于修辞者与受众间的互动过程,接受者在完整意义的修辞学研究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2000年,该书增订本出版,将编码与解码相关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该著作出版后,谭学纯与朱玲继续合作,出版了《广义修辞学》[26]一书,从“三个层面”“两个主体”探究信息表达者与接受者、话语权和表达策略、解释权和接受策略以及修辞接受的特征。
    在国内其他知名修辞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亦可见受众相关研究。温科学探讨了西方言语接受理论。他首先回顾了古典修辞学的听众研究,继而概述了当代西方修辞学言语接受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言语接受理论与修辞学之间的两个共同点:“其一就是接受研究考察文本对特定历史读者的影响;其二就是探索接受历史,强调对文本做出反应的读者的修辞作用。”[27]对于言语接受理论与修辞学之间共同点的探讨映衬了受众在修辞活动中的重要性。温科学撰文概述了当代西方受众研究。他明确指出,“受众是修辞学领域的传统课题,但在我国修辞学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可继承的东西并不多。西方修辞学的受众研究自古以来就颇受重视,有所谓‘听众中心论’,在当代成为一个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借鉴西方受众研究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28]。温科学通过回顾受众发展史,一方面指出受众在修辞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指出了国内受众研究的严重不足以及借鉴西方相关研究成果的必要性。
    姚喜明、王惠敏对修辞学视域下的受众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纵观受众的发展史,可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具体包括:源于古希腊的传统受众观、新修辞学视域下的受众观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多维受众观。两位学者继而从受众的多维面相、传者和受者的上下位关系以及受众概念的消解三方面对受众进行了解读,并指出,“传统的观点把受众当作是话语试图统辖的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受众看作是参与修辞话语的构建者,基于此,言者和受众的界限不断淡化,受众开始消解”[29]。
    除了上述国内修辞学者的研究成果,姜言胜与杨玉晨亦对受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为受众的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将受众视为一个动态的概念,认为纵观受众的发展史,受众经历了由静态转向动态的发展过程。“修辞学视阈下的受众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而这一特征既体现在受众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起起伏伏,又体现在受众的真实性、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受众与言说者间的关系等三方面。同时,受众动态特征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其修辞哲学基础,即对真理的不同见解之上。”[30]姜言胜在其博士论文《聚焦于修辞者受众意识的话题研究》[31]中以受众为研究视角对话题在劝说文篇章建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此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于修辞者的受众意识进行了系统考量,并将语料库研究手段wordsmith引入到受众的研究领域。该论文的直接研究对象虽为话题,而非受众,然而其研究结果却彰显了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统治性以及决定性作用。话题不论是在文本分布、出现频率以及语言实现形式等方面均受控于修辞者的受众意识。
    从上述国内有关修辞受众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修辞受众研究相较于西方受众研究而言,整体来说具有几大特点。首先,受众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受众这一概念方见于《接受修辞学》一书之中。其次,虽然国内部分知名学者对于受众进行了理论探讨,然而整体上受众研究在国内依然零星可见,尚未形成体系。再次,国内受众研究仅限于受众自身研究领域之内,并未像西方修辞学者那样将受众这一概念引入到相关学科研究之中,如演讲、辩论、篇章写作等。同时,受众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重视,研究兴趣匮乏。最后,与西方研究情形相似,与受众相关的实证研究严重不足,目前仅见零星相关研究成果。
    究其原因,莫说是修辞受众,即便是作为受众母体的西方修辞学在我国亦未得到足够重视。在西方,享有近2500年发展历史的修辞学与语言学有分庭抗礼之势,而在我国,修辞学则被界定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对于西方修辞学在演讲、辩论以及写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被广泛、深刻地了解。
    三、修辞受众研究新趋势
    近年来的修辞受众研究虽难言丰实,但仍然体现出了一定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的延续、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实证研究的兴起。
    理论研究在现今的受众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延续,一方面在于理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基石,对于实证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另一方面源于相关学者对于自我学术身份的认识以及实证研究本身的特点。理论研究将会围绕着上述受众的三个聚焦点开展。就受众的根本属性而言,今后的研究将侧重于受众的两种属性的糅合,而非将二者对立。
    新修辞学重新解读修辞目的,不仅颠覆了对于受众根本属性的认知,同时也革新了对于修辞者与受众关系的解读。新修辞学脱离了古典修辞学所倡导的劝说,不再将受众视为说服的对象。故而,二者关系亦不再敌对,在促进言语交际的目的下开展合作以及追求同一。故而,新旧修辞学虽然对于受众本质属性的认识截然相对,但是劝说与同一将作为修辞受众研究的目的并存,而研究重点更多地会放置于劝说之上。
    探讨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修辞者的修辞目的以及文本的体裁。如果修辞者的修辞目的在于劝说或者论辩,文本的体裁也必将是劝说文抑或议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分析成为决定修辞行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也必然是积极的。即使受众的作用并未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也只能归咎于修辞者修辞能力的羸弱,并不能否定受众在篇章建构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即使文本体裁是以说明为目的的说明文,亦需要充分考虑受众的具体特征,如接受能力以及受众对于被说明事物的熟稔以及喜爱程度等。
    在另一方面,如果文本为抒情文,修辞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情感的抒发,修辞活动必将聚焦于修辞者本人,而非他者。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必将影响修辞者修辞目的的实现,受众在篇章建构中的作用亦会被认定为否定。
    综上,今后的受众研究将会更多围绕修辞劝说,虽然劝说与同一将作为修辞受众研究的目的并存,而研究重点更多地会放置于劝说之上。与此同时,就研究文本而言,劝说性文本必将成为研究对象。其中,具有强烈劝说属性的政治性语篇将会成为研究焦点。
    近年来,在受众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研究手段,如原案分析、三角定位、录音、访谈等方法之外,计算机软件借助于语料库丰富了受众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将受众视为真实存在的实证研究再一次兴起,如Condit 1990[32],Stromer-Galley and Schiappa 1998[33],Kjeldsen 2007[34],Middleton et al.2015[35]。在这些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Ulla Connor&Janice Lauer[36]与Molly Anthony&Kostyantyn Gladkov[37]。Ulla Connor&Janice Lauer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以修辞者受众意识为视角探究修辞诉诸在劝说中的应用。Molly Anthony&Kostyantyn Gladkov的主要价值在于继承以及发展了Ulla Connor and Janice Lauer有关修辞诉诸的研究。其首次将语料库研究手段引入到修辞诉诸的研究之中,并以Ulla Connor&Janice Lauer的修辞诉诸体系为根基,通过wordlists,keywords,concordance等语料库研究手段对修辞诉诸在筹款信中的具体分布情形以及语言实现形式进行了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Ulla Connor&Janice Lauer与Molly Anthony&Kostyantyn Gladkov的修辞诉诸体系中部分修辞诉诸是直接建立在受众之上的[38]。其中部分修辞诉诸源自于修辞者对于受众的兴趣以及观点的认可度、修辞者与受众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观点、受众的情感以及态度等。故此,虽然二者研究的直接对象并非受众,然而鉴于受众与修辞诉诸的密切关系,亦可为基于语料库的受众实证研究提供可靠参考。除此之外,姜言胜(2017)在其博士论文中以修辞诉诸为依托、以美国总统竞选演说为研究素材对受众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
    上述研究虽从研究数量上看较为单薄,却为修辞受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革新,为全面、系统地对受众开展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继而为受众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能。对于受众的实证研究依赖于相关理论探讨,而探究相关受众的理论层面的问题,如上述受众研究的三大聚焦点亦离不开实证研究的支撑。同时,随着研究方法的丰富,借助于计算机软件、语料库等新兴研究手段,对受众开展实证研究必将成为受众研究的新趋势。与此同时,受众研究的文本体裁应以劝说文为主,文本的目的也应围绕修辞劝说,受众的研究不应、亦不能离开古典修辞学所推崇的修辞劝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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