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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尖》之后，麦家时隔8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讲述了英雄归来之后的故事。以《解密》《风声》《暗算》成名的作家，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摒弃谍战题材，将笔锋调转，为自己的故乡与文学起点留下一部传奇。这样一部作品无疑预留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并由此吸引了许多评论家的目光。擅长设密和解密的麦家，在《人生海海》当中为想象读者发出了“邀请”，并预留了让读者发挥想象力去填补的“空白”。文本的解码方式，已预先编码在小说之内，形成特定的“召唤结构”。转述性、传奇性、不可靠叙述和自传文本，是文本内在的四重阐释路径，也是作家预先对文本意义生产作出的规约。正是通过对这四重阐释路径的预设，小说家“召唤”自己的“隐含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未定点”进行填空，以实现自身回归纯文学、在纯文学体系内获得“正名”的写作欲望。 一、转述性：悬疑元素的消退 初读小说的读者，首先会感到陌生。小说设计了故事内的叙事者。开篇便是一派老式江南乡村，前有海龙山、后有老虎山，威风凛凛的祠堂，弯曲幽深的弄堂，屋密人稠，一年四季乡村充满丰富的气味与声音。这一切感受，都引出了故事的叙事人——一位11岁的儿童。他作为线索人物，串起对“上校”传奇人生的各类讲述。 麦家之前的小说，这类“转述”往往让位于“展示”。然而到了《人生海海》之中，这种“展示”却无影无踪了。对真相的呈现，是“隔一层”的。这种“隔一层的展示”即为转述。少部分故事，由“上校”对“我”进行选择性、概括性的转述。大部分的故事，则由“上校”的身边人来进行转述。与“上校”真正近距离接触的人，只有老保长、“我父亲”和林阿姨，他们也是“上校”部分传奇人生的参与者，但小说家甚至并未直接采用事件当事人作为观看者（参考《福尔摩斯》中的华生医生）。小说不喜欢通过这些人物之眼来对“上校”的传奇经历进行直接“展示”，相反，必须加上人物说话的声口。原本我们也可以经过这些人物的“眼睛”，直接进入当时的场景，但一旦加入人物说话与主观意念，就对真相造成了第二层的隔绝。例如，“我”关心的事情“上校是不是太监”就由爷爷来转述。加入声口之后还不够，他们的叙述时而中断，并时常掺杂个人的加工，甚至变成“谣言”，“谣言”是距离真相最远的转述，例如小瞎子对上校的审问、村中关于上校是鸡奸犯的流言。 正是通过不断的“转述”，“上校”的身世作为本部小说的终极谜底被不断隔绝于读者。这一真相不断被接近与被延宕，不断被确认又被否定。如果把“解密”作为麦家创作方法的核心，那么“转述性”则是这一解密方法在《人生海海》中的最新发展。谍战题材、悬疑小说的元素，在这种“转述性”的使用中被舍弃了。如果无法亲临现场，那么惊心动魄的感官刺激将大为逊色。相应地，小说文本的情节性、类型小说的色彩下降，象征性和传统“纯文学”的意味相应提升。 二、传奇性：悲剧英雄的强弱辩证 《人生海海》从整体气韵上虽有别于麦家赖以成名的《暗算》《解密》《风声》等，但依然保留了作家所擅长的传奇性书写。麦家笔下擅长塑造“孤胆英雄”，尤其是“残缺的孤胆英雄”。这一点，可上溯到中国传统的小说脉络。 《人生海海》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英雄人物“上校”身上。首先，“上校”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传奇的技能。其次，急公好义、快意恩仇、视钱财如粪土的精神气质，也与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具有相似性。同样重要的是，“上校”有别于常人的光怪陆离的人生经历。围绕他的故事情节，都具有浪漫传奇的色彩。他当军医前在前线打仗，对面的日军遭遇马蜂袭击大批中毒身亡。与此同时，“上校”父亲在家中扛鬼子的炮弹中毒身亡，仿佛冥冥中为儿子做了牺牲。到了上海，“上校”担任女特工的部下，以开诊所为掩护组织情报工作，他手下能人辈出，有外语专家，也有精通武功的女无线电专家。1948年被绑架到解放军营地为大首长做手术，取出了一颗卡在首长心肺之间的子弹。他与女护士在战火纷飞中心心相印，却因为自己的刺青而屡次推脱逃避。 除了“上校”外，小说中依次露面的还有其他具有传奇英雄气质的人物。观德寺的老和尚和北平看守院落的断手佬都有辉煌的过去。观德寺住持方丈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一柄笤帚击败鬼子武士，保全寺庙；断手佬曾是飞行员，到过美国和缅甸，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失去半条胳膊。最后登场的麻醉师“林阿姨”，毋宁说同样是一位传奇英雄。她与“上校”相识于解放战争，共同奋战于抗美援朝。因为“上校”的逃避，她参与了对“上校”的报复，又付出后半生照顾疯癫的“上校”，像菩萨一样对待全村人，并最终通过刺青技术帮助“上校”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在“上校”离世后以麻醉剂自杀，完成了对英雄的最终救赎与自我救赎。 小说着力营造英雄的同时，也为其赋予了悲剧性的色彩。在《人生海海》中，英雄的弱，其根源体现在对世界/历史的不确定性的把握上。如果说“上校”这一悲剧英雄，其特征是逃避和无能，那么这种逃避与无能归根到底是对历史的逃避与无能。这样，小说的“传奇性”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哲学意味。 三、不可靠叙述：复调与人心 对于熟悉麦家的读者来说，《人生海海》的阅读快感源于始终如一的“解密”过程。“麦家在紧要关头对叙事的有意打断，比如老保长说故事的中途，又去撒尿，又去拿烟，这种延宕，一来给读者以节奏感，避免阅读的倦怠，二则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同工之妙，刺激了听故事的欲望。”批评家早已注意到了作家对于解密过程的精细控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小说“解密/设密”过程所呈现的复调结构和最终谜题的所指——幽暗的人心。 “上校”的身份在英雄/汉奸/太监/鸡奸犯等等之间游移，锚定这一切的最终真相，在于他下腹的刺青。小说为了不断趋近这一秘密，设计了不同阶段的解密过程。小说的解密，是由不同人物对“上校”过往经历的转述展开的。“爷爷讲的”对吗？除了当事人的隐瞒，其他转述者显然提供了不可靠的叙述。“我”隐约感觉到的，“爷爷讲的对吗”，这是故事一开始，隐含作者对“不可靠的叙述”这一写作机制进行的提示。“不可靠的叙述”这一概念源于韦恩?布斯。如果小说中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出现了距离，那么叙述者则为不可靠叙述者。 小说众声喧哗，各种声音彼此交错、接替、覆盖和辩论。小瞎子讲、表哥讲、老保长讲、林阿姨讲、“我”自己讲乃至村中谣言、公安局公告，也都各自承担了一部分转述的任务。每个人出于自己的身份、认知、欲望和意图，都参与了“上校”身份的解密和重新设密。 小说在不同人物的声音之中走向结局，自身的“复调性”又将秘密锁定在了人心。小说的复调性在于文本的未完成性。小说人物各有各的生命，从而无法容纳进统一的总体论解释之中。“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之间不发生融合。”如果说，此前麦家的创作，将人心的秘密集中于主要人物身上，那么到了《人生海海》，对人心的追索推而广之。有论者注意到麦家笔触的位移。《人生海海》的舞台，“上校”这样的“神”让位于“我爷爷”、小瞎子、林阿姨这样一个个的“人”，从而进一步将“人性”的复杂矛盾和异质性呈现出来。小说在最后，将“秘密”从“上校”一个人物身上撒播了出去，其他人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秘密”？叙述的不可靠，造成了小说复调色彩，并为文本的未完成性和深刻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自传文本：烙印与正名 《人生海海》中隐藏着第四层召唤结构：关于作家身份的自传文本。麦家最终要讲一个大故事：为国“牺牲”的英雄，在返乡之后并未得到认可与尊重，反而因为身上的“烙印”而被误认为“汉奸”，幸而他的传奇经历召唤出了合格的读者，在“解密”中帮他完成了“正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以往的人性与历史，并抵达从未达到的高度：它是一个关于作家自我形象的叙事。 “上校”是谁？首先，我们应当留意作家在访谈中有意无意留下的自传性线索。《人生海海》的故事灵感源自作家的家乡，“上校”是作家童年时曾有一面之缘的悲剧人物。“上校”之外，其他人物也多有原型。“上校”不仅是作家童年接触过的人物，似乎还有别的形象与其重叠。自传性指涉不仅仅关系到家乡，还不可避免地将作家形象作为超文本纳入小说的指涉链条之内。有经验的读者会不由自主回望麦家的创作经历。与身负耻辱刺青的“上校”相似，在国内外市场的狂飙突进中，作家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被坊间打上了两类“烙印”。一类是“通俗文学作家”或曰“类型文学作家”的烙印。第二类是善于与其他场域政治经济媒体资本打交道的“经营者”。麦家对于这两类烙印都是抗拒的。他始终坚持自身具备“纯文学”的一面。 对于海外市场的成功，他反复从国家形象、民族形象方面强调其历史意义。 小说作为一种言语实践，总是具有某种溢出其叙述性的行动性。《人生海海》则可视为作家麦家为自身“正名”的文学实践或曰言语行动。作家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孤独的“纯文学作家”，他在海外和资本市场的成功只是某种拓宽“纯文学”边界的权宜之计，在经历漫长的“卧底”之后，英雄返回名为“纯文学”的故乡，应当受到故乡父老的理解和尊重。恰如“上校”需要林阿姨用刺青技术来覆盖其耻辱的“烙印”，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作为文化英雄的作家最终得以将自身被迫携带的“烙印”清洗和覆盖掉。 综上所述，本文对麦家新作《人生海海》预设的四重解读路径作了揭示。第一，小说的转述性特征凸显，导致紧张刺激的悬疑元素的退隐；第二，小说试图保留麦家创作的成功经验，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传奇色彩；第三，小说采纳多种不可靠叙述，形成文本多声混响的复调效果，并造成了文本内部富有生命力的解构点；第四，小说主文本之下叠化了一个潜文本，这一潜文本指向作家的纯文学作者身份，可视为一部为作家正名的自传文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