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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歌批评家的程一身，最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诗集《有限事物的无限吸引》。小开本，淡紫封面，只手可握，与诗人的沉静低调的性情，颇为相得。这是一本选集，涵括作者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精选作品，共分为六辑，不是按时间顺序编辑而是以诗体的演变进行归类，其中“十四行诗”占两辑，“双行体和十行诗”一辑，“三行体和九行诗”一辑，“杂体诗”一辑，“组诗与叙事诗”一辑。从两辑“十四行诗”的较大权重，可以看出程一身作为一个诗人对于诗体的重视。 中国百年新诗“为新诗赋形”的杰出代表当是闻一多，他主张诗的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对应于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以唯美主义为主要美学尺度。但他后期的写作也逐渐由“纯体”转向“杂体”，作为他的研究者，程一身自然对这一诗学和语言观念的转变了然于胸。十四行诗的代表诗人是冯至，其十四行诗写作具有现代主义的沉思风格。程一身的十四行诗写作，其内容不同于冯至的整体性沉思，偏向个人性，主要书写孤独、落寞、思乡和感喟人文时事的个人情怀，语调低沉，诗思飘忽。从其后期的十四行诗写作来看，主体言说因境而生，达成主客的微妙平衡。比如《微雨中的老西门》，显然是诗人凝视下寂静的凝聚，有了耳朵清空之后空寂处“象”的“初生”，微雨中的“玻璃”成为这首诗的基本音顿：“……玻璃店铺里/摆着成排的空椅子，你走后/我们的家也像这玻璃店铺”，这样的类比和铺排，实际上是对一个音顿的描述，“点点滴滴的凉浸入我肌肤/浸入玻璃桌上我们相邻的倒影”，音顿的拓展也“道法自然”，“一盏灯悬在黄昏里，周边的/空气持续加入安静的燃烧/愈来愈亮的光照耀着我们”，细腻，微妙，不言而意蕴尽在其中。从此诗看来，诗人并未专注于诗的韵脚，或者说不是诗的韵律推动语言运动，而是词语内在的声音形成音顿并自然拓展，是生成而非预设的，达成了声音和形式的统一。 程一身持续探索这一诗体形式与当代诗内部发生机制的活接和契合度，在写作实践中，他似乎也意识到新诗的重建，根本的前提还是解放语言，接通传统。他在《后记》中对三行体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将三行体视为十四行的变体，并将中国传统文化里“三生万物”作为三行体一个内在依据。他认为“‘三行体’的美学风格是不对称、戏剧性和多声性，非常契合现代汉诗的内在要求”。从具体的写作实践看来，语言观念的调整带来了写作上的显著变化，以《谢宗芬》为例，诗从抒情转向客观呈现，由于三行体的约束，语言行动也规避了连续线性的叙事，出现了写作主体凝视下的语言形式的凝聚，即音顿。以音顿的拓展呈现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克制，内敛，表现出零度叙述的特征。具体说来，丝绸的形态（物）和人的“泪珠跌落在她卷曲的手上”这一相似性的联系，基于联系性原则，而非因果关系。这种词与物的关系的建立，显然是从“无”到“有”，符合“三生万物”的观念。除了词语的声音的自发性流动外，其在不同音位上的表现也生成了一种韵律，诗的2、4、9、10、11行，保持押韵，并非严整，而是若即若离呼应，形成诗的音乐性，打破了预设韵律的刻板印象，在不经意中形成了节奏和韵律。 从本集诗中三行体的扩展体（3、6、9、15行）之最为夺目的《对称之书》看来，写作主体对世界的感知之客观呈现，去掉了浪漫化和公共性意象，走向个人性和日常化，从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建立词与物的关系，诗归于无言而意味深长。另如《几何人体》，就其主客之间的稳固平衡，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而言，同样称得上成熟夺目的作品。 汉语新诗的流变，其最终的走向，当然是要解放语言，而不是给当代诗重新戴上一幅现代版韵律镣铐。诚然，当代诗的写作，从口语诗兴起，口水诗泛滥，多少引发了诗歌形式焦虑。程一身对于诗体形式的写作探索，不为形式而形式，服从语言的发生机制，以一种诗体意识加以自我规约，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内外统一，是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当代诗的写作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冲突多变、碎片化、隐喻化的世界，对诗人的写作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当代诗的写作难度不是降低而是大大增加了——需要诗人更为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感受力和出色的命名能力。至于诗的形式建设，重在一种诗体意识的培养，服从解放语言而不是限制语言的原则，基于联系性而非因果关系的命名方法，在此基础上，给予语言的“自由泳”一条无形的“泳道”，自然是有意义的。程一身的写作，在“纯体”和“杂体”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其杂体诗不受形式限制，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一切听凭于语言的允诺。“杂体诗”一类，最让我过目不忘的是《春熙路的月亮与模特》，城市墙上的巨幅广告模特和月亮隐藏的永恒性的并置，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古老的方法论：道法自然，只是此“自然”是“我们时代最新的自然”，不是古典主义视野里的纯山水自然。一个诗人的当下境遇，在“此时此地”得以准确地呈现，亦如一道光亮，穿过了时代巨大的影子。 这本诗集的最后一辑是“组诗和叙事诗”。从“纯体”到“杂体”，从抒情到叙事，对于程一身来说，不是单纯的追随写作潮流、实现口语化和日常化的问题，他思考的当是诗如何介入现实、处理日常经验的问题。这一类作品，《再见马戏团》堪称代表，“我”与“马戏团”作为平等的主体，并置于具体的语境中，记忆和当下共时性呈现，归于一条空空的绳子和清理垃圾的工人的“念念有词”，喧嚣的马戏团的存在通过“我”的感官，“有理有据”进入一片虚无，在两车之间扯起的那根绳子的寂静，因为打扫垃圾工人口里的“念念有词”而放大，既具有反讽性，又隐含着诗人深沉的人生感喟。《走出珍味坊》是生日抒怀，三行体给人某种稳重的印象，主体言说在一路过街之时“随物赋形”，情景交融，“一个懒散而挑剔的素食主义者/对世界的态度：拒绝多余食品/只被有限的事物吸引，做个节约的人”，这样的低调宣示，并非言之无物，它对应的是“珍味坊”的众声喧哗，因此走出“珍味坊”即走出浮华，“珍味坊”也因此成为一个整体性隐喻。如此显示一个诗人的人生态度，独立而不从众，素朴而不嗜浮华，诗歌形式的稳固结构，又与之隐隐呼应，实在技艺不凡。 程一身是一个沉静的诗人，勤于思考，慎于言谈，对人和事都保持着十分谦逊的态度。他的写作中没有腔调和姿态，最大程度保证了“修辞立其诚”。也正因此他的诗也保持了相当的纯度。程一身的写作探索表明，一个诗人的写作有了诗体意识的自觉，对写作本身构成自我约束，而同时又具备了语言意识，在语言的流动中实现多声部合奏，词语被激发出更为强大的繁殖能力，诗的声音也产生更为广阔的回声，洞开时间的维度，涌现更多意外的语言景观，要言之，为新诗赋形，在词语发生机制之“三生万物”的原驱力和诗体意识的约束力的双重作用下，当代诗的写作将出现新的可能，这也是程一身的《有限事物的无限吸引》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